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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经济学的感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开始学习时，我把经济学作为一门选择的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本身及分析方法，或者说关注的是形而上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突然悟出，经济学其实是一种人生观。它那种技术分析、理论和概念的背后包含着更有意义的人生态度。这时我开始思考经济学形而上的精神含义了。
这样说起来有点太抽象了。我想用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Sunk Cost）这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沉没成本指过去已经发生又无法收回或改作他用的成本，在短期中企业已经支出的固定成本就是沉没成本。例如，一个大饭店投资一个亿，使用寿命为50年，每年的折旧为200万元；再假设每年的应支利息、维修等费用需20万元，这220万元就是经营这家饭店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又称不变成本，是指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在饭店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一个客人，营业额为零，这220万元也要支出。如果有客人，增加的是服务员工资、水电消耗之类的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并不增加。这种固定成本是过去支出的，是现在无法改变的历史（有时也被称为历史成本）。如果饭店没有客人，饭店又不能改作他用，这种成本就无法收回，故而称为沉没成本。像条船沉没了一样，是无可奈何的。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概念对企业的短期决策十分有意义。短期中，市场价格在变动，企业要决定在哪一个价格水平时停止营业。短期中，产品的平均成本包括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属于支出，无法收回又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因此，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只要价格等于或高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就可以继续营业。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是企业中短期停止营业点。换言之，企业在作短期经营决策时完全不用考虑沉没成本——既然已经沉没，就与决策没有什么关系了。沉没成本还有助于企业的其他决策，例如，如果进行割颈式的价格战，下限就是平均可变成本，不用考虑沉没成本。从这种实用的角度看，沉没成本是一个极为有用的概念，在分析企业决策时，经常用到这一概念。过去，我关注的正是这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与决策中的含义。
但沉没成本的意义仅仅如此吗？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为过去所做的错事而悔恨，即通常所说的“后悔”。过去所做的事已经是历史，无论对错都无法更改。这与沉没成本是一样的。企业在作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是非理性的。同样，人在考虑问题时总后悔也是非理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沉没成本也就是一种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向前看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去指导人生才会有幸福。
经济学把幸福作为人的一种感觉，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快乐是自己寻找的，痛苦也是自己寻找的。对同一件事，既可以自己找乐，也可以自寻烦恼。如果能够抛弃过去向前看，他总是快乐的。如果对过去耿耿于怀，总寻找世界上没有的“后悔药”，他没法不痛苦。例如，一个人办一个工厂，每年可以赚10万元。如果他总想当初不办工厂而是投资于股市，每年可赚15万元，为当初的决策悔恨不已，这10万元岂不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吗？
经济学家大多是长寿的、健康的。这与他们的心态相关。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健康地活了97岁，其长寿之道就是平和、豁达，总相信有更好的未来。他与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谈过去，谈历史，都是一种平静的叙述，而没有怨恨的怒气。
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文.费雪也是这样一位大师，他的人生颇为坎坷，1898年感染了当时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19年，他的女儿由于精神崩溃去世。1929年开始的纽约股市崩溃中，他的损失达800万~1000万美元。但他把这一切都作为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仍然乐观地生活，活了80岁，发表论著两千余种，合著四百多种。在1929年股市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他发表了《利息理论》（1930年）、《繁荣与萧条》（1932年）、《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1933年）等重要著作。如果他总为过去悔恨，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吗？
这些大师们真正学到了经济学的精髓。他们从经济学中领悟到了人生哲理，学到了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才达到了经济学的顶峰。如果我们都以这种态度去学习，理解经济学，经济学就真正成了一门让人幸福的学问。
这就是沉没成本中深刻的人生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婚姻、歧视、犯罪等问题，并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在他的这些分析中，我认为最精彩的是他在《家庭论》中对婚姻问题的分析。
不同的学者对婚姻的分析角度不同。在生物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本能行为；在文学家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结合；在政治学家看来，婚姻服从于统治与维护权力的需要；在社会学家看来，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目标在于双方的效用最大化。有关婚姻与家庭的许多决策事实上都服从于成本—收益分析。贝克尔正是按这个思路分析了结婚、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他把离婚归结为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由离婚的成本与收益决定。
我并不认为婚姻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结婚当时完全无信息，美满的不也不少吗？离婚还在于结婚后双方获得的效用的变化。在恋爱中，双方的效用是递增的，结婚时效用达到最大，蜜月过去之后效用就开始递减了。往往并不是婚后发现了对方的某些真实信息，而是双方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在递减，有时递减得还相当快。离婚中还是男方主动者多，因此，我从男方的角度分析离婚的原因，从女方的角度分析如何保护婚姻。
结婚之前双方毕竟不是天天见，每一次约会都有新鲜感，效用不会递减。结婚后天天生活在一起，效用递减自然是正常的。这种效用递减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双方在一起过平淡无奇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什么改变，从婚姻中获得的效用在递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得没意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品质下降了。一些女性在结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从外形到内在都忽视了“保鲜”，穿着不讲究了，对丈夫远不如谈恋爱时那样温柔，小鸟依人了，满足于小日子，工作学习中不思进取了，甚至对丈夫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缺乏理解了。这就使得妻子给丈夫带来的效用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度，甚至成为负效用。这就是许多丈夫常说的“结婚后她简直换了一个人”。我把结婚后丈夫从妻子那里获得的效用递减称为男人离婚的“内在推力”。
但是，如果丈夫没什么能力，除了上班回家没什么社会活动，这种“内在动力”还不至于引起离婚，因为对他们来说，妻子的效用再递减也比没有妻子效用为零强。如果丈夫经常外出就会发现，外面的女人很精彩，与她们在一起效用太大了。他们能接触到的外面的女人大多年轻、漂亮，谈话又得体，无论真实个性如何，都可以表现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这时的信息不对称使男人把他们遇到的外面的女人想象成理想中的情人。效用取决于主观感觉，在男人对外面的女人理想化的感觉下，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就更大了，远远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我把这种“外面的女人很精彩”称为男人离婚的“外在拉力”。男人从外面的女人那里得到的效用越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这种拉力就越大。
当然，有推力和拉力并不一定必然离婚。正如贝克尔所说的，男人在作离婚决定时肯定有有意或无意的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成本包括经济的与非经济的。聪明的男人知道，当情人变为妻子后效用递减肯定也会发生，甚至更快，为此而离婚不值得。这才有“家里红旗不能倒”之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男方离婚的成本都相当高，包括金钱损失、事业受影响、社会舆论及名声、对子女的影响，等等。考虑到这样巨大的成本，外面的女人再精彩，里面的男人也无奈。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离婚率还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离婚的成本高于其他人。
成功的男人难免要经常在社会上活动，见到外面精彩女人的机会也多得很。因此，他们的妻子要保护婚姻是正常的。但用不同方法保护，效果却完全不同。
“外面的女人真精彩”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千万别责怪人家是“狐狸精”，关键在于你要比外面的女人更精彩，比狐狸精更狐狸精。当然，在青春、外貌这些自然属性方面，肯定无法与外面的女人相比，但一个人的魅力并不在外表，而在内在气质。你不能改变外在的东西（或者称为包装），但可以改变内在的东西、提高自己的修养，善待丈夫，改变一些女人通常都有的“抠门儿”、唠叨等缺点，努力做到“老鸟也能依人”，或者说对自己进行“产品创新”。只要给丈夫带来的效用大于或等于外面的女人，家庭就稳定了。最要不得的是无中生有地指责或监督丈夫（像《中国式离婚》中宋大夫的妻子那样），这是一种核能一样的推力，即使没有外在拉力，成本再高，也无法阻止离婚。
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绝非经济学的三招两式就能说得清的。但如果大家读了这篇文章后知道如何使家庭生活美满，我这种一得之见就有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