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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报青年记者按约定时间到家中采访，我见他的采访提纲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忐忑中国。
不禁一怔，问：什么意思？
答：觉得这四个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为采访题目。
怔而又怔，又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答：我在电话中听您说的啊，您不认为作为题目很好吗？
我说的？——想了想，郑重地予以纠正：前几天我感冒，语言不清，你肯定听错了。我说的是“看客中国”。
于是轮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发起呆来。
问：是顺着“忐忑中国”的思路提出问题的？
他默默点来，脸颊上淌下汗来。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访提纲，那将是他毫无心理准备的事，采访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我赶紧递给他纸巾。
他试汗时，我宽慰道：别急。若以“忐忑中国”为题，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访的嘛！
他顿时释然：真的？
我笑了：当然真的。“看客中国”这一题目，留待你以后采访我。我今天先接受你关于“忐忑中国”的采访如何？
他笑了。
我已知道他是来自西部农村的青年，家境贫寒，父亲还有哮喘病，靠母亲背井离乡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读完了大学。他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怀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学历若在家乡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闯荡两年，不久前工作才稳定在某报。说“稳定”，是相对而言。刚刚结束试用期，基本工资两千元多一点点。去掉食宿费用，所余无几了。
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忧郁的青年。
接下来，似乎倒是我在采访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行。
中国给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吗？
对。
你认为中国有一天会乱起来？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乱与不乱，你持什么态度？
有时候真希望干脆乱起来。有时候又特担心，心想千万别乱起来。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干脆乱起来呢？
那样全中国肯定重新洗牌，机会和公平，也许就有我这种人的份儿了？
为什么又怕乱起来呢？
万一并不是那样呢？我的命运岂不更惨了？
你觉得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对富人们会有什么损失？
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吧。他们纷纷离开中国就是。
对底层大众，包括你这样的青年，会有什么利益吗？
房子和车子他们带不走吧？起码可以先住进他们的大宅，再开上一辆他们的好车！
再将爸妈和妹妹接到北京来，享几天福？
一定的。
以后呢？
他没明白我在问什么。
你现在工作着的这家报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乱的国家，不需要很多份报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对于你，乐观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你也许会成为一位很年轻的、靠能力被公选的国家公仆。于是你成为了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样的人物，就同时肩负了平定骚乱的责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别人下令，你作为执行者，要将那些占住进公共楼厦的人们驱逐出去。而他们曾是些和你一样的人，并且也将他们的父母亲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从而成为住大宅、开名车的体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吗？
他仍沉默。
但一直乱下去，就谁也别想过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更没人顾得上了。从天下大乱到恢复秩序，没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军警驱逐？不管你是下令者，还是执行者，总之冲突一旦发生，流血难以避免。如果你是镇压一方，你手染鲜血了。如果你是被镇压一方，你或你的亲人也许卧尸街头，于是心里种下了仇恨。而历史上的所谓“铁腕人物”在那种情况之下向来是冷酷无情的。并且连历史对他们的冷酷无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声说：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消除灰色特权，阻止腐败漫延？……
我，便也像他一样沉默了。
他继续大声说：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大学毕业了还挣很低的工资，我们可以到结婚年龄了还买不起房子住，我们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当官的不要这么贪得无厌吧？社会财富分配不要这么不公吧？从事好工作的机会总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诉他——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处境一样，而现在成为某报主笔，享受副主编一级的工资待遇……
又轮到他沉默了。
我低声说：我的学生的努力证明，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富人们的儿女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这样的青年中就要靠综合能力的竞争了……
他又激动了，愤恨地：正因为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一部分，我这样的青年之间的竞争才更加剧烈！
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正因为更加剧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综合竞争素质！而被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的那一部分机会和财富，要靠改革去一点点限制、缩小。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全公平连想都别想。因为接近十四亿人口几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总人口。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从没完全公平过。最大程度地限制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达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达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他打断道：有什么区别？
我说：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乱就行。但乱一通之后还要有人来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断道：你这不等于说还得靠人吗？
我反问：你刚才说期待出现一位铁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吗？
他语塞了。
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没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我说：即将出现。
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也没通过。
他备受挫折。
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于是悠忽的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勿使“地火”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