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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他们”——指德国人和日本人。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前，普遍的德国人其实并没觉得他们也就是纯种的日尔曼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多么有理由自豪的民族，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傲慢了。他们只不过认为，德国并非欧洲的一个很差劲的国家而已。尽管德国出现过康德、歌德、席勒和海涅们。但这在欧洲实在也算不上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不论在东欧还是西欧，不论大小，许多国家都名人辈出，许多名人都享誉整个欧洲。相比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名人尤其文化名人，反而不甚多。幸而他们有康德和歌德，否则他们会自卑的。至于席勒和海涅，两个名字的光辉并不能说是辐射全欧洲。
德国人知道，英国的上层人士经常这么说他们——德国人像小学模范生一样在乎规则，而这究竟值不值得称道还是一个问题。
而法国人干脆这么说——头脑呆板的德国佬，都怪康德把他们影响坏了！
但也有被他们瞧不大起的国家，便是俄国。
德国人曾经认为俄语是欧洲发音最“难听”的语言。他们认为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是开欧洲的玩笑，觉得德语才配是。因为德语中最少那种词意模棱两可的词汇。
在“一战”中失败以后，对国家的悲观情绪弥漫于德国各个阶层。
于是出现了尼采及其“超人”哲学。
尼采并不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欧洲最优秀的民族，但他认为日尔曼民族中应该首先产生“超人”；只有“超人”们才能拯救德国。
又于是，出现了希特勒。尽管德国的宣传机器不好意思将他直接塑造为“超人”，但却不遗余力地使他成为了德国“国家精神”的象征。
苏联的电影《回去，自己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德军闯入了一处苏联村庄，他们都是看上去那么年轻，有的还挺英俊的士兵，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可怕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主动和苏联农民们的孩子们接近，企图逗孩子们笑，给孩子们巧克力，居然肯将脏兮兮的孩子们扛在肩上。
这时，他们是人。
但是，当男女老少全被关在了草棚里，长官下达予以消灭的命令以后，还是他们，开始用冲锋枪向草棚里扫射，向草棚里投手榴弹，动用火焰喷射器；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他们神情自若地那么干着。
这时，他们是恶魔。
而事实上，那还并不是他们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只不过是罪恶之寻常一桩而已。
今天，“二战”已成历史，东德、西德已统一。
我从杂志中读到这样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
一、饮料自动售卖机坏了，不但“吐”出罐装饮料，还将一名男子塞入的钱钞也“吐”了出来。那男子不知如何是好，屡塞数次，结果依然，他于是掏出手机通告有关方面来修理，留下一张写了自己联络方式的纸，这才拿上饮料离开——而他身旁当时无一人。
二、中国的大闸蟹在德国繁殖成灾，令德国人厌之。某日，大闸蟹爬上河岸，占满了一段路面，横行霸道地前进。没有车轮干脆从它们身上压过，没有人糟蹋它们。车辆为之停驶，行人为之驻足——有人给动物保护组织打通了电话，人们耐心地等待后者们来解决问题。
自然，今日之德国人并不都是社会行为的模范。
二十几年前，所谓“新纳粹主义”很是在德国嚣张过一时，似有死灰复燃进而燎原之势，却终究是一场迷狂的梦想而已。
从“一战”前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到“一战”后悲观忍辱的德国人到希特勒上台后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到“二战”后人性泯灭动物性大发的德国人到“二战”后逐渐反思的德国人到现在又表现得特别遁规蹈矩如同小学模范生的德国人，德国人实际上在一百余年中压缩性地经历了人类往往需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左右才能达到的人类优良意识的又一番进化。
即——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家畜性到“一战”前后的半人兽性到“二战”后的人性复归到现在的具有优良意识的人类的进化。
他们现在的循规蹈矩，依我看来，不但可爱极了，也可敬极了。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一点不仅现在真的被他们证明了，而且将越来越被他们更好地予以证明。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西德两部分较长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的德国人，几乎是波澜不惊地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世界提供了范例。
在中国的唐朝，日本人还处在他们的“战国”初期。
到宋朝，中国古代文化已经开始相当全面地影响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是仰慕有加的。
但被他们视为榜样的中国，竟被北疆的“蛮族”给灭了，这使当时的日本极为震惊。
我曾与几位日本学者谈到此点，他们说——中国那一段历史，给他们以很深刻的印象。
到了明朝，日本又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那时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却几乎没有过未付出多大代价又大占便宜的时候。
人企图侵犯对方利益却又一次次占不到便宜的话，便会以刮目相看的眼看待对方了——这是人性真相，也是动物性真相。
当明朝这一汉王朝又一次被外族所灭，建立了大清朝，并且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这使日本更加“刮目相看”了。只不过这一次刮目相看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上一个地域比十几个日本还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是可以一番又一番被灭掉，也一番又一番被长期统治的，而且作为外族，也完全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事实。
我一向以来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元朝取代了宋朝，只不过使日本人震惊；那么，清朝取代了明朝，则使日本人（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开始如是之想——彼人也，吾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即——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占领并统治中国的野心，其实从明灭清立的时期就萌动不止了。
我向几位日本日中关系学者请教过，他们居然是承认的。
据他们说，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认为——元朝和清朝的例子证明，某事一旦成为定局，中国人是很容易并且很善于接受那现实的。所以他们要趁清朝一亡，军阀割据的“大好时期”，加紧实现他们从明亡清立时期就开始做着的美梦，而且誓在必成。
“二战”的结束虽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但是那梦想已经成为一种基因，遗传给他们以后的政治人物了。
如果说，今日之德国，实际上愿意起到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作用的话；日本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某些政治人物，巴不得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起码是亚洲军事强国后，终于又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只有那样，他们当年的梦想才又有机会成真。那梦想已变为他们的国家基因，不让他们再做那样的梦是很难的。
依我看来，对于中国，美国绝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美国只不过是西方诸国“制度优越感”的表达国而已。
美国从来没做全面占领中国之梦。
但日本对于中国，却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的。
要使这样一个近邻成为“友邦”实在是极难的事，除了使自己更加安定和强大；安定可使它无机可乘，强大可使它从根本上断了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为什么同是军国主义战败国，德国是那样的，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啊！
原因很多。相对于它的人口，它的领土太小，这一“上帝”造成的原因，是它民族心理上永远的纠结。
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自从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文明”了一大步，而中国那时处于封建文明也就是半文明时期。
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认为它是亚洲最“文明”的国家，“文明”程度可与西方诸“文明国家”平起平坐。依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强大成了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文明”程度而言，与他们相比的差距，简直大了去了。
他们骨子里依然瞧不大起中国。
他们认为西方诸强国在整个亚洲最瞧得起的国家是他们日本。
人类的进步，无非这么一种过程：
动物性时期
动物性与家畜性混和时期
动物性、家畜性、人性三者相混和时期
动物性消退，家畜性与人性上升时期
家畜性消退，人性上升时期
人性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家畜性进化为公民性了，但动物性偶有发作，比如在局部战争中。
就全人类而言，即使在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人类也不过就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
但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的人类，委实已接近“人或为君子”了。
比如前边所讲到的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若是由于恐惧惩罚，便只不过是家畜性表现。而成为无须警告的自觉，便是优良的公民性表现了。当然，“人或为君子”了，并不等于人皆为君子，更不等于全没了“小人”、“人渣”及恶人。
日本人在国内的表现，也相当之优良，与德国人那种优良的公民性如出一辄。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他仙姿玉貌显得尤其彬彬有礼，仿佛各个都是从小按中国的《弟子规》教养成人的，简直可以树为人类榜样似的。什么情况下，躹躬到多少“度”，在他们标准的礼节中是有讲头的。
但为数不少的日本男人，基因里仍残留着数量较多的动物性，并且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们的动物性。其动物性，又主要是相对于亚洲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是狼与狗所交配的最初几代狼狗，狼性与狗性对半。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使他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狗性十足。曾经的侵华历史，使他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一不伪装就狼性十足。只不过，“二战”后，新中国对日本过于宽恕，它自身又刚刚受到过重创，狼性在它身上处于“潜伏期”。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中，除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表示过一次“道歉”，其后的他们一概讳莫如深，甚至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容忍底线。
日本的不忏悔，使它在日中关系中不可能彻底摆脱动物性，相对于中国，日本是小国，而且中国又在日愈强大，动物性是日本平衡内心惶恐的法宝。
一条基因里狼性对半的狼狗，曾经扑倒过一匹病入膏肓的骆驼，正在它觉得大获全胜时，自己反而被突然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等它恢复了体能，对那一棒打得它晕头转向的强大者不免有几分哈着，而对于曾经扑倒过的那匹骆驼，也仍不免地习惯于龇出牙齿，做野兽凶猛之状。尽管那匹骆驼业已十分伟岸，真的发起威来，很可能使它毙命于蹄下。
以上中日关系或曰日中关系，将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