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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4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入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目前“忆毛”书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们、作者们，怀着对毛泽东各不相同的心态，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将毛泽东这位曾被神话的领袖“请下神坛”归于“凡人”加以看待；通过对毛泽东的追记“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或者颠覆，起码动摇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企及的伟大地位。这最后一个目的是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企图否认毛泽东是伟人，正如蔑视泰山是大山一样，动念一出，先自离事实本质远矣。谁都可以认为泰山不是这样的山而是那样的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谁若否认泰山不是大山，那么他自己并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认。当然，据我看来，这样的书迟早是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的。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但这肯定是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并且，仅仅是有可能而已。
因为，即使在彻底商业化的时代中，即使在出版业彻底私有化的现实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圣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实事求是之态度大受怀疑的书，也肯定是没什么价值的。它也许会为出版商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同时也必定会使出版商的名声受损。伟大的历史人物，无不受着现当代人的伦理原则的庇护。即使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写书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轻易拿林肯和华盛顿的名字哗众取宠的。
何况，伟人一旦成为伟人，其地位乃是由历史认定的。与历史的权威性相比，后人的评优评劣，不管多么的公开、多么的自由，也只不过意味着是公开的自由的“私议”罢了。历史的认定对于此，确实“一句顶一万句”。
爱因斯坦、毕加索、海明威、雨果、罗丹、雪莱、拜伦、李斯特……我们可以举出几打世界的伟人和名人，被当代人严肃地或并不严肃地，认真地或并不认真地，有根据地或根据并不充分地，甚至主观臆想地怀有恶意地推断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乱伦者、情感卑俗猥琐者、艺术剥削和剽窃者……应该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要严肃认真得多。以上那些伟人和名人，也确有各自的污点和劣点。但是污点和劣点，并不能动摇他们在历史中依然是伟人和名人的地位。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中国人正在开始明白历史是对的。毛泽东也正在开始以不“完美”的伟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国人所承认。
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的“忆毛书籍”和文章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仅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达到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幕”性，不过鲜为人知罢了。
鲜为人知的事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愿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内幕”虽也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同时又是许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难以知道的事。
可以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标有“内幕”字样的关于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都根本没有任何“内幕”性可言。也对“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重要事件毫无宝贵的认识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资格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们在毛逝世后依然活着的二十年间，仍由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话到唇边留三分”，甚至话到唇边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结果将真相带到了棺材里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见证人也说出了一些真相，但记录为文的人心有所虑心有所悸，笔下“遗漏”了；或者记录为文的人也如言所写了，但在发表和出版前被终审者慎删了。
但我们毕竟经由那些文章和那些书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现在已被允许知道和了解的事。
唯有第一个目的显然达到了——将从前神化了的毛泽东“请”下了“神坛”。那些文章那些书，大抵是毛泽东身旁当年的工作人员们所写的。或由他们口述，文人记者们记录整理的。因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与毛泽东接触的方式不同，回忆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书的认识价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数文章和书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以及在重大事件过程中的心路的微浅痕迹，更多的文章和书籍只不过大量地、相似地、重复地“展出”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片段给人看。并且，又大抵充满着对毛泽东的敬爱与缅怀之情。由于他们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性情特点和喜怒哀乐，其真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于敬爱与缅怀格外真挚，感情色彩很浓，读来十分温馨亲切。某些影视作品，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泽东艺术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吸收“营养”。那些文章和书，通力描写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俭朴、风趣、平易近人而又体恤人、一向乐观而又有时多愁善感、爱读书又爱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毛泽东。
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毛泽东的一面。但仅仅是一面而已。
这些也是普遍的中国人从前所不知毛泽东逝后很感兴趣的。
那些文章和那些书，满足了普遍的中国人间接贴近地感觉毛泽东的心理愿望。
但是，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当现仍在世的，为数已经极少的，具有历史见证人资格的中国老人们皆遁入历史之后，这样的书的出现，无疑将更加困难了。
于是思考毛泽东，渐渐成了我日常用心的一部分内容。对于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既然别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白，那么也就只有独自思考。我读一切自己所见到过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和书。企图从中发现这位旷世伟人与中国及普遍的中国人之命运的更深一层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但从前主宰着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现在也依然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发生着割不断的牵制。
毛泽东逝世前几年，在给他的夫人江青那一封著名的信中曾预言——“我死后，别人们还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打着我的旗号……”
每当我联想到他的这句话，心中总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个凡人对神祇的预言的敬畏。
我曾反复咀嚼这句话，越咀嚼越觉得，其中既包含着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着对于后人的轻蔑似的。
究竟是些什么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泽东如此之自信呢？
在近当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一位领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说出这样的话呢？而且还说对了呢？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这即使不能说是有意义的，也起码是有意思的。
帝王们也是人。帝王们的思想，也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历代帝王们的思想，是中国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将治国当成“专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无耻、终日享乐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广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实行暴政统治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无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已有国家都是帝王们的国家。
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无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础之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乃经文人之口说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实并不代表文人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们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庶民百姓们身上的政治思想。“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才是文人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身在江海上，心连京国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又是自觉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的政治心态之一种。
“每愤胡兵父，常为汉国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但得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将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又是大功告成以后，名帅勇将们的生活归于寻常寂寞之境时的心态。他们那时内心深处，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当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种政治心态。所引虽为古诗古词，但从古至今乃至将来，凡将帅，凡军人，心路莫不如此。别国的将帅军人也不例外。巴顿便是极典型的一个。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这便是以摄国政为己任的帝王们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负的远大无边了。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仪王威的影响，直可达到四面八方极广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间。
“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当然指的是亿万人的意志和意识，统统统一在帝王所颁的神圣的种种法令之下。
“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李白的两句诗。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泽连鱼和鸟都感到愉悦、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处，使花木如同春天到来一样欣欣向荣……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积极的内核。当然，并不产生于帝王们的头脑中。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头脑中没什么政治思想的比头脑中有点儿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这个词，而用“治国思想”四个字来说——大抵是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们亦即传统文人。所以历代中国帝王们的治国思想，又几乎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们的治国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其实没有几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进言之，中国帝王思想中所体现的那一部分最积极的治国思想，归根到底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们治国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耳。由于这一种思想首先从传统文人们头脑中产生，总是具有着非常显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一向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非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一向是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个好制度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的，而非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权威的；它主张从“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几乎从来也没提出过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张。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权的要求。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但止于王子，绝不敢再往上比说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吁乃是在较开明的帝王们执政时斗胆说出的……
那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即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他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是怎样的呢？
须知在那一时代，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尚没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册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非常令后世遗憾地并不曾出国留过学。
斯时欧洲各国政治思想活跃，“共和”思想的主张和要求极为盛行，日渐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它与历代中国文人们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国家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凡是出国留过学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进步青年，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们中最敢作敢为的伟大的实践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极其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逼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谱了曲，由千千万万红卫兵唱遍全中国的两段“语录”，据言就是从历史资料中翻阅到的，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两段话。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他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后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暴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
现在我们也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只是在起义成为事实之后，他才本着一位有大无畏正义感的社会学者的良知，对起义进行舆论上的道义上的声援。并且严厉谴责资产阶级武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
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周济过、掩护过早期的各国共产党人。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打算成为他们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级领袖。他视他们为“革命家”。但是从来也不以世界各国“革命家”们的“革命理论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会原因，预见“暴力革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忧郁的而并非惊喜的目光审视“暴力革命”。我们多读一些有关马克思的回忆录和传记便会知道，其中以较翔实可靠的根据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诚然，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中曾说过——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按照他的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并将这种“革命”的目标在全球实现，乃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的纪念。
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恩格斯的话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影响可谓深矣。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虔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但一个事实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次次“革命”在先，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在后。究竟是“学说”指导“革命”，还是“革命”需要“学说”，马克思之被奉为“革命导师”，于他个人情愿与否，似乎是相当值得研究的。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人迷惘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高速发展的经济。
一切以为全部马克思的著作，仅仅不过是“革命家”的“革命指南”的人，最终都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失望，将自己所犯的认识性的错误，转嫁为马克思的“错误”。窃以为，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