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我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甫一播出，网上便有化名“滴”什么者，以及另一“小子”，轮番攻击不止。还有另一代表所谓“一些老知青”们的同样化名者，发贴“警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斯时我正面临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进行着《忐忑的中国人》一书的写作，委实无暇反驳。

现在终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知青》却已播过；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对“文革”再度继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艺使命的电视剧，基本已成定论。我的反驳动念，也便随之索然。

于是想到鲁讯的话——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都不瞟过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该驳斥，还是要驳斥的。

因有时过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识趣的人识趣起来！而彼们的不识趣，是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涵养便自省的。那么，包容岂不等同于怂恶了吗？

是的，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网上的攻击，诋毁行径，一如当年的“红卫兵”。

何况，他们的“唯我正确”、“唯我独革”之“逻辑”，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混淆视听的目的却又那么的显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视听。

遂决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尔上网一扫，实在记不清那“滴”什么者究意是“滴”什么，只得以“滴”简谓。而那一再要与我论“人格”的，推测是个年轻的，故以“小子”谓之。在中国文字中，年长者谓年轻者“小子”，并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惯常之谓——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是一种基本创作权利。读者与观众，也当然有评头论足的自由。我并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指责与批评，甚至批判。

但问题是——我只不过以知青题材托带出了种种“文革”现象，以图引起今人对“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们那厢“要死要活”的相威胁干什么呢？

你们那自称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当年的知青呢？总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实姓才有抗议的力量，这点儿常识谁都懂，为什么竟不呢？

倘你们认为《知青》一剧不是为了反思与批判“文革”而由一个团队倾力完成，竟是为了“替‘文革’翻案”的话，并且于是同仇敌忾，不共戴天的话；那么现在，不共戴天的你们，又将作何打算呢？

这种动辄以“活着”或“死掉了”来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齿般发表意见的行径，体现于对文艺的评论，我觉得是泼习。这一点儿对你们的“意见”的意见，谨供尔等参考。

下面，我要对“滴”也发表发表我对他的攻击的意见了：

按照你的逻辑，“文革”十年，全体中国人包括全体知青“都疯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写了些好人或其实只不过不坏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该连人带剧一起打倒，简直还要由你号召，再一踏上千万只脚，是吗？

我在《知青》这一部书的扉页明明白纸黑字印着“‘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此话在各种报上也登过，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毫无疑问你是网上老手——二十几年来，《知青》是一部承载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电视剧，为什么在你眼里黑白完全颠倒了过来？连付正之死、沈力之疯、张靖严排长被捕、武红兵被判刑、老支书之死、赵曙光被停止反省，统统都在你那儿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么好”的结论？

一部剧的播出，要级级做出审看报告——每一级的报告上都写着几乎同样的字：以史为镜，本剧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也是几级专家审看委员会的共识。目前它的观众肯定不少于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山东卫视重播时，“星在线”滚动字幕中，有一条是小学三年级孩子发的，说是在与爸爸妈妈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怜，那个年代真不好……

按你的说法，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疯了”，那么现在的你从那种疯劲中好转了吗？如果好了，为什么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内容，在你那儿却成了“唱‘文革’赞歌”？如果你认为几千万看《知青》的人们又集体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还是在侮辱自己？

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给予了特别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节——这么批评不正是符合文艺批评之客观原则的吗？甚至可以进一步批评，由于特别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这也很中肯啊！

可你从此剧刚一开播就抡起“美化‘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挥舞打击，至今不停，气势汹汹。

在我的博客中，有人之跟贴使我恍然大悟，贴曰：“想要了解‘上山下乡’真相，都应该去看××××的×××××……”

而那据说包罗真相的“伟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网上未成写作。

你在网上写你的，别人以别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思批叛，你为什么只许你存在，不许别的作品出现呢？为什么非得将同一题材的别的作品攻击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么“可耻”、“罪恶”全都用上了，唯你“独革”吗？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吗？

就算是两个种同一种蔬菜的农民，也没见一个指着另一个的菜地叫骂不停吧？

你真是当年知青吗？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儿大女了，你平常是这么教育下一代的吗？——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灭掉对方再说，下手要狠？

可一个由毕竟有些思想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这样一些人想灭掉就能灭掉的吗？

先扣上罪过的大帽子，再企图鼓噪成一种阵势，继而达到一举打倒而后快的目的——这是你为人处世的一贯方式吗？

二

还有一个什么人，在网上大谈什么“梁晓声的晚节”。有“节”之人，必有人味。那么好吧，我们就谈谈人味与“节”吧。

首先我要说，我下乡前没疯狂过，下乡后也没疯狂过。

恰是在“文革”中，我见到我的被剃了鬼头的语文老师庞颖，立即退后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说：“庞颖老师好！我代全家问您好！”

又见到同样成了“反党分子”的教导处主任在操场扫雪，便绕半个操场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问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关心您，请多保重。”

我所在的中学是哈尔滨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这一所中学的好学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文革”中，她们都印象深刻地记得当时一幕，那温暖在她们心中保温了十年。

“滴”——你当年也这么有过一点儿人味吗？若你有，你当年不是就不会疯狂了吗？并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点点温暖吗？你当年这么想这么做了吗？看你现在行为，大约不会。

我下乡前，要与军代表和校革委会老师，共同为全班同学作政治鉴定，不是全班同学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还曾一个大背将我摔倒在地，昏晕过去。但事关同学以后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争给出好的鉴定啊！

这么一点点人味儿，“滴”，你当年也有吗？

“责人宽，克己严”——这是我下乡前的鉴定语；你的鉴定中也有类似评语吗？

“中国病了！”——这正是我当年与一位叫王钟龙的，大提琴拉得极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说到的话，这一点点独立思想的青年之“节”，“滴”，你当年有吗？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到处开会学习“转弯子”，但身为团部报道员的梁晓声说：“转不过来，不转了。”“滴”，这种抗议之语，你当年也曾说过吗？

却并没有被打什么小报告，因为我的知青战友们，都特别理解我的思想苦闷，处处提醒、掩护。

“滴”，你获得过这种知青友情吗？你没有，不等于全中国就没有吧？

我们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几名知青聚在某团举办创作学习班，每个人都为国家命运所焦虑，都无心写作，天天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报告，兵团总政治部主任连夜乘吉普车前往“查谣”，但人人互证，没有出卖现象。

“滴”，此种爱国情怀，你身上当年也曾有点儿？

我在木材加工厂蹲点，恰有鹤岗市某青年在师部医院治病后，私自探家了——连里要开除他的团籍，之后他将被调往偏远连队。

能否保护一下？为什么不啊？

于是我组织团员学习团章，读关于“民主”的语录，结果是保其“过关”了呀！

“滴”，你这种人根本不信的事，并不等于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吧？这么一点儿常识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简”出团机关，回不了老连队了，那就偏去木材厂！

问：“你来能干什么？”

反问：“什么活最累？”

答：“抬大木。”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滴”，对于一名23岁的知青，这也算有点儿“节”吧？

你当年有吗？

三月份到木材厂，五月份知青们推荐我上大学。

明白为什么会吗？

很简单——那些知青们内心里有“好人标准”。

复旦大学的老师，因从《兵团战士报》上读到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们团部面视我。

问：“你对当前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看？”

答：“中国将因此蒙羞。”

问：“你对此书怎么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

“滴”啊“滴”，在当年，这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你是有，还是完全没有？

老师嘱咐：“三个月内，千万别犯错误，我多么希望能在复旦见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点儿的人，那往往就会将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边！

三个月中，我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礼，因动用了卡车接新娘，招惹来了是现役军人的团参谋长。敢不敢顶一下，将婚礼主持完毕？

我敢了。

“滴”，你当年也表现过此等知青豪气吗？看你现在这行径，不太可能啊！

入复旦，代表新生发言，明知张春桥说过“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窝”，眼望几排老教授，坦言：不见虎豹犲狼，只知藏龙卧虎，我们渴望知识，需要知识，愿与老教授们教学相长。虽当然遭到纷纷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弟啊，错，你这类人哪配我称弟！

“滴”，就那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之“节”，你身上当年可有？——问的多余，你这号人当年疯掉了，怎么会有？

北京粉碎“四人帮”，上海却在爪牙们的忽悠下要向党中央表示抗议——率先闯入党委办公室的是我，要求敞开校门，放学生到外滩去……

因而我的档案里，有“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这当然是同学们的表扬，但证明当年没和你一样疯掉！

我很佩服云南知青当年组织的返城大游行，心中永远向他们致敬！

但是“滴”，观你今日之行径，断不会是当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个受益者！

在两会期间，面对国家一号领导，朗声读稿曰：遮蔽，漂白历史绝不可以！“禁区”不能固若金汤！……

“滴”，这种文人“节”，你有吗你？

“禁区”别人绕行，我们偏闯！

我们一个团队咬定青山不放松，横下一条心，何等不易！该妥协，妥协了。命剪，便剪！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换位思考，也能体量别人的难处——毕竟，审与被审双方，竟达了高度共识，说是幸运也好，说别的什么污蔑之词也好，我们要多少呈现一些“文革”极左现象的初衷实现了！

“滴”，这有什么值得你攻击起来没完没了的？

你！你这个“滴”，用老百姓话讲——如果你是你爹妈养育的，像我一样，拿出点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气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报上真名实姓，道来你自己也可以说道说道的人味和气节！——倘你但凡有点儿的话！

你这个“滴”，头脚不露地蒙着大被似的，这儿攻击一阵，那儿笔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来声讨——你不觉得行径很丑陋吗？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话，你觉得你是长知青们的脸呢，还是丢知青们的脸呢？

幸而当年的知青不全是你这一类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写什么知青！

我如此将自己陈列于网络，任尔等评说，若尔等竟还是不敢如我一样，尔等何异于在网上低级厮混的泼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书斋》采访之时，沈星姑娘说她前一晚上在北大与众青年讨论，皆言《知青》“美化”云云，并当即与其中一人拨通了手机，似乎“我们都还活着”一句与彼的知青父母有关。通后，沈星姑娘先问——回忆回忆，你看过的影视剧中，有哪一部呈现“文革”极左现象的片段超过《知青》——手机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着》。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过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鹤》。

那是我朋友严歌苓的作品，我竟没看。

我接过手机问：你父母当年下乡何处？

曰：不是父母，是一个姨。

问：几年？

曰：四年。姨说，根本不像！

问：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现了东北、西北，可叫我怎么像湖北呢？

沉默。

问：那你姨自己来写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写，以补一方面之真实，不才是对的吗？如果你替你姨写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区认为不像，皆耸动地说“我们还活着”！不是都不像了吗？

再无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怆然。

“文革”中的悲惨，非百集电视访谈而难以呈现。“知青”之遭遇，非几百个人来写而难以全面。好比万千棱之镜，多一片镜，总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对话——为我不相识却又永远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时想到了张志新，遇罗克们。

请那青年传个话——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论者，我去答辩。人多更好，别忘了“人自备话筒”，稍带为我备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应感激的好人，给我留下的回忆最深。

复旦大学的老师不必再说。为感激他，我写出过《复旦与我》。

兵团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干事，一位六六届牡丹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为关心我的处境，连续转车，兼程四月，还借了一身现役军装穿在身上，当着我们政治部主任的面说：如果一团不能照顾一下梁晓声的身体，我今天就将他带走。当时终日劳累于电锯流水线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写出了九万字的《又是中秋》，以纪念当年友谊。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后又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然与我不但成了忘年交，还是“思想同志”。

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战而已。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E5EVEZ/xJEUbTsZcfpwQrWgnhFjp4HrhDRHpa6I2wcFA92yHoUel5n1lfv7CiW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