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记录着暴民们的暴行。

暴民趁暴乱而显凶恶狰狞。

在当今世界，在不少国家，暴乱仍时有发生，暴民也时有出现，却分明的少多了。

因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类，越来越难以容忍暴民们的暴行。并且，越来越倾向于零容忍度。

混乱不是暴乱。

暴乱是指有恶行即残暴之事发生，而那必是暴民们干的。

故暴乱也不是暴动。

暴动的行动者们，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自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别人们；如果竟是为了后者们，那暴动甚至可用正义的行动予以评价。

故暴动者们未见得便是暴民。也许，还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为了同样可敬之目的而暴动的人们。

什么样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在暴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在塞满街巷的欢庆胜利的暴动者以及支持暴动的平民们的人潮中，持于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着贵族阶级的人头。

若是男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他生前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吧？也许正是那样。但也许，并不是。他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只不过因为他不幸是贵族。在那一天，是贵族确乎成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她生前极度荒淫无耻，经常以虐待仆婢为乐，每至他们伤残吧？那么她的死可谓是报应。我们这么想，其实等于是在为擎举着她的人头的人寻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证明着我们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根本无须任何理由的恶行？但也许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们一样，不因是贵族妇女而对底层毫无同情心。并且，她还极有做人的修养，堪称贤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位贵族夫人。

若是一颗少女的人头呢？她永远不能再眨动一下的双眼凝固着无助的、巨大的恐惧，她颊上也许还淌着生前最后的一行泪。她肯定苦苦哀求过饶她一命……

但她还是被杀死了。

她的头还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个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恶？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么不可饶恕的恶事？

如果，那用矛高举着她的头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无论她怎样苦苦哀求也还是铁石心肠地杀死了她，并且在杀死她之前还奸污了她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残暴的暴民了，倘我们想象他高举着那颗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头，脸上一副乐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摆胯，迈着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样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凶残发泄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然而我须声明如下：

我们是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现象”为例，而这对法国大革命也许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诋毁之嫌。我的例子来自某些以法国大革命为内容的书籍，包括某些文学作品。那些书籍本身对法国大革命也许便持歪曲的态度。但法国大革命时期肯定是法国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时期，这一点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读者不寒而栗的描写。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之前的内战时期亦如此。

不论任何国家的血雨腥风的时期，都是暴民们所乐见的时期。

暴民基本上是不参与暴动的。因为暴动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来保障成功。比如光复会的徐锡霖们当年所进行的暴动，暴民预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动的组织者们鄙视他们，他们也绝对没有参与暴动的胆魄。

当暴动发生，暴民是密切关注的看客。

当暴动失败，暴动者被残酷镇压，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哪一方镇压哪一方，暴民都爱看。因为镇压往往是冷酷无情之事，能间接满足暴民残暴的心理快感。

而当暴动大获成功，往往会引发连暴动者们也始料不及的骚乱、混乱。而此时暴民便有事可干了，在乱中打砸抢烧杀。来得及奸淫妇女便奸淫她们，来不及便杀了她们。他们作恶时，“聪明”地呼喊着胜利者们庆祝胜利、仇视敌人的口号。这会使胜利者们困惑，以为他们是“自己人”。而他们那时乐得被视为“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内心里认为未免残暴，但却会错误地认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这么认为，便等于不反对了。

更错误的是，有时暴动的一方，为了声势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却利用之。

而凡是犯这种错误的，不论曰暴动也罢，造反也罢，革命也罢，没有不最终失败的。那时大多数暴民逃之夭夭，隐迹遁形了。而他们留给了镇压者们血腥镇压的正当理由——“镇压暴民”是不必手软的。

如果那个杀死了一个贵族少女，并将她的头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辩护道：“我这么做因为我比你们更仇恨我们共同的敌人啊！”

又如果当年我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组织者，诸位，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给出的说法乃是：“那你也必须被公开绞死！”

因为革命是人进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容忍了他们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对革命的玷污。

在古代，中国、外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战斗终于决出胜败，获胜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时，军队集体成了暴民集团。在任何一本书籍中，任何文艺作品中，此类罪行都是人类诸宗罪中的首宗罪。

日军侵华期间，便一次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中国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我坚决反对“文革”十年全民都疯狂了的说法，更坚决反对全民皆有罪的说法。

几乎全民都被卷入了运动，这一说法比较的实事求是。

仅仅呼喊过口号，参加过游行，对别人进行过文字批判，并不足以被定性为暴行。

但活活将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与打死他们的人相比，无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码比打死他们的人好。

那么，打死他们的人其实是暴民。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暴民而已。

这难道同样不也是暴行吗？

那么干的难道不是暴民吗？

比之于将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后者们罪轻一等。但即使罪轻一等，也还是罪轻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难书，暴民几乎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当”的口号，当年“正当”的口号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谁自辩他或她当年的暴行是由于“太革命了”，难道不是混账话吗？

我认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坏种。

世道再乱，社会再不公平，但郑老栓不会成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过不下去，一横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会是暴民。即使他后来又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也还是成不了暴民。

闺土是那种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为暴民的人。

连阿Q也不会成为暴民，不论对小D、小尼姑、吴妈，包括假洋鬼子、赵老太爷，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时够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决定，他对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胆了，也就只敢调戏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乱抢几样富人家的东西。

小D自然也断不会成为暴民。

鲁讯笔下，只有一个人一发生骚乱便会趁势而上，便是《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

我读《药》时，感觉他有暴民基因，尽管鲁讯只写到他几笔。

红眼睛阿义正是那种矛头上可插人头自取其乐的人类坏种。

他矛头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头，也可以是阿Q、小D、郑老栓的头。只要官府宣布谁有罪，监斩官说：“喏，那颗人头赏你玩儿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怀。倘哪路“革命军”得势，将县官老爷、赵老太爷及假洋鬼子砍了头，他也会喜欢玩他们的头。若世道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那么他肯定会欺负小尼姑、吴妈、假洋鬼子的夫人们的。倘她们反抗，他会眼都不眨一下地杀了她们，并砍下她们的头玩。一时兴起，八成还会奸尸。

在有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给他一个牢头做，他都会有一种在“体制”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体制”默许之恶。一旦那“体制”连牢头都不给他做了，他则会不但恨那“体制”，也恨几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强点儿的人。

此时的他是反社会的。

他的基因会经常怂恿他干狠事，行大恶。

但他有自知之明，会竭力克制，伺机而动。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强大势力所呼喊的口号。

骚乱有时体现为一种貌似强大的“势力”。

那么，不管骚乱之众喊什么口号，他都会跟着喊，且喊得比别人都响。

口号本身对红眼睛阿义其实没什么重要。

重要的仅仅是，他须通过他那时的喊表明——他是骚乱之众的“自己人”。在众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来、恶起来，觉得会有支持者。倘他那时还当着牢头，准是看客。还将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号喊得起劲儿。因为连牢头都做不成了，才盼着那场骚乱。

骚乱由于有了他这种人的参与，往往的，必演变为暴乱。

不久前，我行在一条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摆满了供食客吃海鲜的排档餐桌椅。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追逐于其间，引得一黑壮汉子大怒。他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串串大声骂出极肮脏的话，那是我的笔不能写出来的。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发现，他短粗的指上戴着极大的金戒。

那家海鲜馆颇有名气，真的底层人是不在那儿消费的。

我立刻联想到了红眼睛阿义。

而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吓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层人们组织游行，正当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汉子必会带着他那股邪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以伪装底层人的“自己人”。倘底层民众情绪失控，那汉子肯定会趁乱下狠手，行恶事。

于是骚乱成为暴乱。

红眼睛阿义就在“民”中，兴许就在我们附近——爱国的人们也罢，反腐败的人们也罢，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或直接要求涨工资的人们也罢，瞪大双眼，警惕他们啊！千万不要因他们和自己们喊同样的口号而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是给底层抹黑的家伙！

当他们一旦打、砸、抢、烧、杀时，全社会的共识应是——他们是一切人的敌人！ Vv/vu+ji9QlduhpWMVOuF8JRBTixlk4MA+29l0W71uUS4qOSkvgQ/ETJLzbIJT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