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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的出现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它把人类对性现象的状况、成因、结果的了解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使得人们对与性有关的种种从懵懂无知，到若明若暗，最终推进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当然，这种推进离对所有与性有关的事情全部做出明晰的描述与解释这一目标还相当遥远，但是它毕竟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性学从出现之始给自己订立的目标，就是对性的真实状况的探求，这一点颇像自然科学对宇宙规律的探求。19世纪和20世纪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世纪，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世纪，科学真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一种潜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只等聪明的人们把它发现出来，公之于众。这种对自然科学的看法也浸染着社会科学的研究，性学自然不会例外。性学的抱负不仅是要发现、描述和分析性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自然规律，而且由于人类的性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性学还想发现性现象背后的社会规律。因此，可以这样说，性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在试图发现隐藏在性现象背后的“真相”的努力中，它发明了大量性的分类、规则和观念，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性学在19世纪发明了“同性恋”这个概念。
对科学分类的狂热使性学获得了权威，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关注角度——人类的性本能及其变异，或曰常态与变态，正常与反常。19世纪的性学家们兴致勃勃地踏入了人类性行为这个崭新的科学处女地，充满了建立一种新的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的兴奋感。他们对各种“变态”性行为不厌其烦地进行分类，对它们做出各种各样貌似合理的病理解释，用心理和生理的方法“治疗”这些变态行为，对所谓优化种族的优生学充满了认真的热情。这一切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至少在主观愿望中是这样。但是这些努力在后代学人如福柯看来，并不是对隐藏在性现象背后的“真实”的发现，而是一套新的性话语的发明，这套话语虽然有正面的作用，即带来了人的性欲从清教禁欲主义气氛中的某种程度的解脱，但是也有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形成了一套新的控制话语，用以压抑所有越轨或所谓“变态”的性表达方式。从这个角度上做评价，弗洛伊德不仅不是他在中国人心目中性解放的代表，反倒更像一位保守派的代表。他著名的“现实原则”理论，即认为人类快乐的丧失是为得到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保守立场的明显证据。
性学的前辈学者在当代人看来起到了双重的作用：他们的工作的正面作用是打破了性的沉默失语状态，倡导了对人类性行为的科学态度，带来了性的启蒙。后辈的性学家也大都持有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气息。他们试图改变与性有关的错误的违反人性的法律，例如西方各国的性学家大都主张撤消有关同性恋非法的法律，支持同性恋解放运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性革命世界大会讨论了审查制度、结婚和离婚的法律、控制生育的立法行动、对堕胎和同性恋行为的歧视等问题。金赛调查的基调也是运用“科学事实”揭示性真实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距离。
性学家的工作的负面作用则是它通过分类和命名所建构起来的这一套新的性话语对人类性活动的规训、控制和新的压抑。这一负面作用催生了对性学各种各样的批评、质疑和挑战。历史学家对它的现代性提出挑战；科学哲学家质疑它的科学性；女权主义者攻击它的男权价值观；同性恋者强烈反对它的医疗化和病理化倾向。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应当肯定百年间性学的启蒙作用，它对保守的性道德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应当警惕性学这套话语给人们造成的新的压抑与束缚，以便为人类的性活动争取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宽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