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是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是性科学领域里的先驱，曾被美国批评家门肯（H. L. Mencken）誉为“最文明的英国人”。早在学生时代，埃利斯就主编过一套“现代科学丛书”，该丛书第一卷的书名是《性的演化》。在当时英国相当沉闷保守的社会氛围中，把一部讨论性问题的书列为丛书首卷，在许多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是这本书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埃利斯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可以举火把我的书焚毁，但它们的浓烟烈焰将化为下一代的“道德的灵光”。时间证明了他的预言。
埃利斯曾经收集过一些有关男女之间体质差别的资料，并发现这种差别竟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社会公众对于这类事实却又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于是他便决定写一部书，阐明男女之间在体质上的差别的意义。1894年，埃利斯的题为《男与女》的专著作为“现代科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评价了男女两性之间差别的意义。这部书包含了埃利斯的丰富而周密的思想和许多存疑的一般性结论，成为他后来30多年性心理学研究和著述的一个引子，被权威人士评价为是一部“篇幅虽小意义重大”的杰作。
有了这个引子，埃利斯便得以从容地开始对人类性心理学的问题做系统的研究了。在与保守势力不懈的斗争中，埃利斯冲破重重阻力，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性心理学研究录》的第一卷《羞怯心理的进化；性的周期性现象；自体性欲》（1897）、第二卷《性倒错》（1900）、第三卷《性冲动的分析；恋爱与痛楚；女性的性冲动》（1903）、第四卷《人类的性选择》（1905）、第五卷《性爱的象征；解除性欲的机制；妊娠的精神状态》（1906），第六卷《性与社会》（1910）、第七卷《易装和其他补充研究》（1928）。
1933年，他发表了《性心理学》一书。因为埃利斯考虑到，普通的临床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往往陷于繁忙的日常工作，没有时间精研熟读大部头的《性心理学研究录》，所以专门为他们写了这部篇幅不大的教科书性质的书。由于这个题目所涉及的领域关系到每一个人，所以它的读者群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范围。这部书的英文本问世以后的头十几年里，每隔一年或两年就重印一次，被翻译成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在《性心理学》一书中，埃利斯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了人类的性问题，深刻地批判了西方基督教腐朽残酷的道德观念和习俗，拨开了笼罩在人类性现象上的沉沉迷雾，并且指出，性的健康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的英国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当时埃利斯的《性心理学》被认为是诲淫之作，但他却以执着的科学精神一如既往地奋力前行，其研究得到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肯定与赞誉。在西方学术史上，《性心理学》一书一直享有盛名，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评论这部书的时候说过：以性为题目的书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却很少有几本能让人放心；但这部作品实在精彩，值得钦佩，完全可以有把握向所有人推荐。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译著的《性心理学》出版，在中国这样一个为儒家文化浸淫的国度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埃利斯一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他越出了19世纪英国传统的所谓社会风化的轨道。他的《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英文版一进书店就被全部收买销毁了，以致这部现在被认为奠定性心理科学研究基础的名著还得在德国出版，初次与世人见面。但是，埃利斯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在《我的生平》序言里说：“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我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尝到了天堂里的愉快。胜于理解的宁静牢住我心。青年时所打算的一生事业在半个世纪里能得到完成，和它所给我的安慰，不能不说是超过了我梦寐所求。”（本节简介参照胡寿文《埃利斯传略》一文，转引自《西方性学名著提要》第323—329页）
对埃利斯，后辈性学家有不同评价，其中以威克斯的评价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埃利斯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是一位提出性改革的思想家，性学研究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因此可以说他是在性问题上的现当代态度的创始人。埃利斯所做的事情是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性表达方式，强调性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中的重要性，他收集了不同类型性行为的信息，并分析归类。除此之外，他还敏感地认识到，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是新世纪的重要问题。然而，与弗洛伊德奔放的想象力相比，他的著作的内容在实验性方面已经过时，而在理论上又显得软弱无力。（威克斯，65—66）这是对这位性学的拓荒者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性学之外，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名字首先是与精神分析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既是著名的性学家，又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
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弗赖贝格。1886年在维也纳开设私人精神病诊所。1893年与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合著《臆症研究》，提出用催眠法治疗臆症的新方法，预示了精神分析学的开端。1897年他开始进行自我分析，并确立了幼儿性欲学说和俄狄浦斯情结理论。1905年，他完成了《性学三论》及《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第一次系统地探索了自幼年时代起的人类性欲发展规律。在1911年至1915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如《图腾与禁忌》，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人类学、文化学与宗教学。1916年至1917年，他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1920年，他出版了《超越快乐原则》一书，开始对人类本能的研究。1923年《自我与本我》出版，将人的心理结构分成“本我”、“自我”与“超我”。1926年，他发表《抑制、症状与焦虑》，研究焦虑性精神病。1930年，他出版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书，该书深入研究了宗教产生的根源。
弗洛伊德学说研究的主题突破了传统心理学的范围，触及了以往无人涉足的关于人的心理深层结构和内在心理动力问题，并对性的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的性的生理动力（力比多）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的女性的阴茎嫉妒理论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争议，尤其受到女性主义的批判；他的男同性恋经由恋母情结所导致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更是引人注目。他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从个体的经验事实上升到普遍性，以对“不正常”的人的研究为根据，将得出的结果应用于“正常”人的心理。他的理论在客观上具有对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批判性质。（本节引自《西方性学名著提要》第349—350页）
就像研究阶级问题不能摆脱马克思一样，研究性学的人无一能够摆脱弗洛伊德的影响。然而，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也很多，择其要：第一，他的理论带有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的色彩。第二，他的理论倾向普适性太强，忽略了文化和历史的差异。第三，他对人类幼年期性活动的影响过分强调，忽视了性的可变性。例如有37%的男性有过同性性行为，而终身的绝对同性恋者在人口中只占4%。第四，他认为女性性欲的成熟标志是从阴蒂快感到阴道快感，前者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个命题是错误的。第五，他有男权制的思维方式，例如认为攻击性是男性特征，如果同样的心理特征发生在女性身上就是神经症的表现。第六，他使用的方法不能证实他的假设。少量的门诊病历不可以成为关于无意识的普适性理论的依据。（Walby，109—127）尽管如此，作为性学的一代宗师，弗洛伊德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是应当受到赞誉的，其理论的影响力是深远的、持久不衰的。
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的学术背景是生物学。他最初获得的学位是生物学与心理学学士学位。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0年，他就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动物学系。
金赛生长在一个过分拘谨并笃信宗教的家庭中。他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活动一直有着沉重的负罪感并备受其折磨。直到他成年并成为一个科学家，才认识到这种痛苦的感觉是毫无正当理由的。1938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女学生联合会请求学校当局为那些已经订婚、结婚或准备结婚的学生开设有关性与婚姻的课程。印第安纳大学要求金赛这位生物学教授来开这门课。鉴于他对生物学及对黄蜂的杰出研究成果，校方相信他对性问题这类敏感的题目能够提出学术方面的见解。
当金赛为准备课程开始搜集资料时，他发现只有极少数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科学资料可供利用，而这些资料不是失之宽泛，就是被个人的偏见所扭曲，或者只是依据少数临床案例所做的研究。因此金赛在回答女学生提出的种种问题时，几乎毫无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缺乏科学的资料，并询问女学生们：在她们自己的经历的基础上，她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观点。女学生们的回答逐渐积累成一大批原始素材，而金赛则充分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无比巨大的科学价值。他开始规范化地系统地整理学生们的问题和她们的回答，所用的是他此前用来收集和检验过550万只以上黄蜂的那种新分类法。最终，他创造了一种直接面谈的调查方式，用以揭示一个人性生活的实貌。
这种面谈调查方式创立后，金赛开始系统调查选修性与婚姻课程的全体学生，以后又扩大到其他班级的学生以及他个人的朋友。不久，他又开始调查他所能说服的每一个人，包括在大学里干活的零工和半熟练工这样的人。他发现，这些人的性态度和性行为与大学生们极为不同，于是金赛开始理解：社会经济阶层的差异对人的性活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发现意味着，如果想切实了解全体美国人的性行为，就必须直接调查不同地区的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人，而且人数必须足够多。这样，金赛的性学研究工作也就真正开展起来了，他把访谈对象扩大到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居民，以至全美的各大城市与乡镇。
在1947年，参与这项研究的各方面力量共同组建了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合作机构——性学研究所。第二年，这个合作机构的第一部著作问世了，这就是《人类男性性行为》（又译《金赛性学报告》）。它收集了5000多位男性的资料。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可以正确地了解一些“藏在别人家卧室门后的事”。这本书是由一家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出版商出版的，所有的描述都以学院式风格呈现出来，并配有详细的图表、数据资料。当时出版商以为只有科学家和医师会有兴趣购买，所以初版数量很少，没想到这本书在一夕之间成为畅销书。金赛的名字自此竟变得家喻户晓。首版书一抢而空，只得连续再版。
在这本著作中，金赛主要阐述了两种基本观点：第一，从根本上来说，性是一种生理现象。性张力（或称性能量）无论如何总是要释放的，这是一种生理活动，但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它有一定的影响。性的生理性质主要表现为：不存在绝对没有任何性释放的人；无论多么怪异的性行为或性释放频率，都是源于并符合于性的生理需要的；性释放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考察：释放频率、释放途径、释放总量中各种途径所占的比重。第二，性释放的途径（具体性生活方式）及其在释放总量中占的比重，主要是由当事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内通行的性态度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级的高低，而且这两者大致相符。
概括地说，这部书的贡献在于：首先，它第一次揭示了美国人的性行为实况，从而建立了一个标准参照系，一切后代研究者都必须用它来衡量自己的成果；其次，它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来确立正常行为具有广阔的范围这一概念，其结果是引起了医学、法律和行为科学的巨大改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部书把性这一研究题目带出了阴暗的角落，使科学家、卫生工作者、医务人员能够公开地、客观地讨论它，尤其是使每个个人也能够公开地讨论它了。
在引起广泛注意和普遍喝彩的同时，这本书也招来大量否定的反响，因为这一研究成果令许多人不安。其中数婚前性交与同性性行为这两个问题最为敏感，所受到的批评也最多。相比之下，诸如遗精和自我刺激（自慰）等方面的研究，就很少有人攻击。金赛的性学研究所被谴责为按照人数多少来确定道德标准，削弱了社会的道德力量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否定了爱情。批评者在研究的客观性和资料处理的科学性方面找不出任何错误，就说调查对象一定是带有严重偏见的人。
尽管激起了批评者的狂怒，金赛报告还是一直流传到新的世纪。不管人们对这项调查提出了多少质疑，现今的研究仍在继续验证着金赛的发现与结论。在性学研究领域中，金赛所创立的面谈调查方法一直得到最广泛的承认。
金赛创立了新的性分类法，他认为：无论把性看作生物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必须拥有足够多和足够广泛的调查数据，据此才能发现、验证和总结性领域中的任何一个现象或问题。最理想的是调查全部人口，即或做不到，也不能像以往的性学研究者那样，仅凭医生的少数病例来论述人类的性问题。
金赛的研究以性高潮为中心标准，相对省略了传统性心理学所注重的那些心理与情绪，这集中体现于他的性释放这一概念之中。他实际上把性高潮视为唯一客观正确的标准，以它来区别具体活动是否属于性释放。这比弗洛伊德那种以“力比多”是否得到宣泄来判定性活动的理论，显然更科学，更符合实际。
金赛始终把人的实际性行为当作其基本研究对象，尤其是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的研究，充分和完美地运用了生物学的分析模式。他成功地将生物学与社会学糅在一起，开创了性学研究的新局面。
金赛的社会调查对象既不是那么含糊的性心理，又不是那么精确的性反应，而是性释放这种现象与性行为本身。金赛的手段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客观的社会调查，用人的数量和比例来发现和验证人类的性行为实况。自从金赛报告问世后，任何一个性学学派的理论，如果没有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依据，便会被人们视为虚妄之谈。这就是金赛的社会调查学派的伟大功绩。
金赛的工作标志着创始于19世纪末年的性学从初创期发展到了成熟期；标志着现代性学体系的定型；标志着性学开始从学者的书斋和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走出来，投入现实世界，投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对社会与文化发挥其巨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它具有坚实的经验调查基础，除了彻底否认其方法论以外，任何人要否定或修改其结论，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查更多的人。这种朴实无华的数据基础，比任何其他光彩照人的思辨，都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和持久力。
在金赛及其研究团队收集的大量数据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批学术专著，如《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怀孕、分娩与流产》（1958）、《性侵者：类型分析》（1965）等。金赛于1956年逝世，但是他的事业和他的研究所仍在继续。他所创立的性学研究所现在的名称是：金赛性、性别与生殖研究所。（本节引自《西方性学名著提要》第68—73页）
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自1954年起开始了对人的性特征的研究，这一研究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性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性功能障碍者的性交活动，以便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为了研究的顺利进行，马斯特斯认为应该有女性研究者的参与。1957年他开始雇用约翰逊（Virginia E. Johnson）帮他采访研究对象的性问题。约翰逊当时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离婚母亲，她没有大学学位，在参加这一研究之前她从事社会学研究。马斯特斯与第一位妻子离婚后，1971年与约翰逊结婚，之后他们进行了长达22年的合作研究。
从50年代中期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花了10年时间对18岁到89岁之间的382名女性和312名男性的性活动进行观察，这694人中的276对已婚夫妇参加了实验室研究。他们的性活动被用彩色胶片记录下来，同时做了心电图和脑电图测量。新技术的采用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获得成功的保证，先进的微型照相机和电子装置被置于橡胶阴茎内，使他们能够观察到性高潮时阴道内发生的反应，这使他们能够对一些基本问题给出回答。1966年他们的第一本书《人类性反应》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
《人类性反应》一书是作者对人类性反应进行观察和实验的第一部成果。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有的实验都围绕着如下两个其他性学家未曾注意或没有解决的问题展开：其一，受到有效的性刺激后，受刺激者会做出什么样的身体反应；其二，人们为什么会对性刺激产生这样的性反应。其中，寻找人类对性刺激的共同的而非个别性的反应模式是这本书的基本旨趣。
为有效提高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实现预定的研究目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构成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设计等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
在样本选择方面，为保证被试能与该研究项目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保证其生殖器指标能与解剖学意义上的基本常数要求相匹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选择志愿参与该实验的人员时采用了如下标准：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知识程度和社会经济背景；通过面试确定其自愿性、性反应的熟练程度、传达性反应的特定细节的能力等；通过体检，确定其生殖器指标能与解剖学意义上的基本常数要求相匹配；排除了社会群体内性关系反常的人员和生殖器异常的人员。
这个研究项目的被试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知识水准、与某大型大学医院联合体有合作关系的学术社群的成员；二是一些曾有过不能获得性满足问题的家庭，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分布广泛；三是为特定的研究目的，如老年人的性反应、孕期性反应等，而选择的一批特别的志愿者。所有被试都经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精心选择。因此，被试的基本构成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研究目的和意图。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为，对性反应模式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通过面谈和提问就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的。尤其是将研究旨趣定位在研究人类对有效性刺激的反应模式和原因而非人们自诉的感觉上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就更应该慎重。这一项目在研究方法选择上高度重视其客观性和综合性，除直接观察和实验记录被试的性反应模式外，还通过面谈、讨论、分析等办法来掌握被试性满足的程度、个体的性反应模式等多种途径来展开研究。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研究了老年性能力、性能力与怀孕、男性与女性的性能力等内容，报告了对被试的性反应模式的观察和生理记录结果。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项目收集了11年间有关男性和女性对有效性刺激的反应的直接实验和研究的大量信息。例如，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搜集了10000人次获得的完整的性反应周期，其中女性占75%。这些都是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的保障。同金赛的研究样本相比较，这一研究项目虽然要小得多，但由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不是采用金赛的主观色彩很明显的访谈法，而是致力于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环境中对一小群经过精心选择的被试的生理和心理的性反应模式进行观察、记录和评估，所以这一研究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是以前的性学研究项目所没有做到的。
在实验技术的选择上，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和具体的研究目的，被试被指导运用了多种性交、手淫方式和性交体位。人工性交是这一研究项目的重要实验方法，通过人工性交，研究人员记录了完整的性反应周期。人工性交器材由放射物理学家提供。假阴茎的原料是橡胶，根据与厚玻璃板一样的光学原理制成。冷光照明可以保证正确的观察和记录。各种性用具可以根据具体生理情况进行改造。假阴茎抽插的频率和深度都由性反应主体掌握。
为提高被试对试验环境的适应能力，使被试在实验情境中的性行为同日常性行为趋向一致和稳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一旦被选定为被试，所有的志愿者都被安排到一个控制环境中。第一步是要求每一个志愿者分别向男性和女性询问员报告自己的病史、社会经历和性史。第二步是对被试候选人进行体格检查，以排除各种疾病，特别是生殖器的疾病。然后是将各被试分派到相应的研究岗位，向他们介绍各种研究器械及功能。研究人员还鼓励他们进行性活动以帮助他们消除对实验环境的不适应。一直到被试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安全感，对自己的性能力有了充分的信心后，研究人员才开始记录并向其他被试介绍他们各自的性反应。这种训练模式可以迅速地使被试同研究程序相配合，自如地迎合研究的各种要求。唯当他们获得了充足的信心后，实验才开始按照预设的程序全面展开。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直重视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从1959年起，他们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有性问题的人提供咨询，咨询中他们既发展了性研究的队伍，也发展了研究方法。合作者接受两到三周的治疗后转入长达五年的跟踪随访。作为结果，1970年他们出版了第二本著作——《人类性功能障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成为美国声望很高的性治疗专家，在《人类性功能障碍》出版后的两年内，性治疗门诊已经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风行一时，其中一些诊所的医生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训练出来的。
1969年，马斯特斯因雇用性工作者作为研究阳痿和性冷淡问题的对象而引发争论，他随即放弃了研究中对性工作者的使用。对此他做了如下解释：性工作者其实并不太适合这种希望了解普通人的研究。他发现普通人中也有人愿意参加这样的研究，愿意接受在临床环境中被观察，因此在研究中尽量使用普通人。197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第三本书《愉悦的结合》出版。这本书不再是讲述性的机制而是写给普通人的，该书强调，性的愉悦是男女双方相互的生理和情感的需要和满足。
1979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出版了第四本书《透视同性恋》。书中报告了对84名遇到性问题的男女同性恋者的治疗经历，也报告了对67名想成为异性恋的男女同性恋者的治疗经历。马斯特斯公开声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具有获得帮助的权利，同性恋既不是心理病态也不是遗传缺陷，像异性恋一样，他们的性取向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
1988年，马斯特斯和科洛德纳（Robert C. Kolodny）合作出版了《危机：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性行为》一书，再度引起争议。书中揭示出“艾滋病病毒正在异性恋的社区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这一事实。（本节引自《西方性学名著提要》第14—21页）
性学界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评价之一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学又回到生理学领域去了。其实，在他们对人类性行为做生理学研究的同时，对性的社会学研究也在蓬勃地发展，二者并无偏废。
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是性学的创始人之一。像大多数欧洲学者一样，他不仅看重经验调查，更注重理论概括。早在1933年，他就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性学观点，包括下列主要内容：第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及其国民具有相同的性制度。第二，这种差别绝对不是建立在性倾向的差异之上的。从整体上看，所有国民和种族在性倾向上都很相像，只有少数个人是不同的。第三，性习俗的差异仅仅决定于性表达模式的多元和评价标准的多元。第四，性学家在提及处于低文明层次的人群时，应当避免使用“野蛮人”的概念，因为文明程度较高的人群的性生活在许多方面比原始部族人群的性生活更自由，更少限制。第五，性习俗的缘起在所有地区都是完全自然的，虽然常常会受到对鬼神的迷信的影响。象征和理念意义上的解释是在事实之后的解释。第六，每一种人群（和每一种宗教）都相信其自身的道德是在客观意义上建立的。于是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将异己的道德视为或多或少不道德的。第七，人类尚未成功达成一种统一的关于性与爱的道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生理学和社会学的性研究的发现相符合。第八，只有对人类和性的客观的科学研究才能提供一种完全实现人类性权利的途径。（Bland等，226—227）
威克斯（Jeffrey Weeks）是英国的社会学家，也是当代最重要的性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性的社会组织的三部曲：第一部是《出柜：从19世纪至今的英国同性恋政治》；第二部是《性、政治和社会：1800年以来的性规范》；第三部是《性及其不满足：意义、神话和现代的性》。这三部著作的写作主题分别是：对性认同的质疑；性与社会的关系；关于性的科学、道德和政治讨论的局限性及其影响。威克斯在他的著作中着重考察了性的现实状况、权力的转移和斗争、现存的问题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性政治，审视了精神分析和性学传统中的潜意识理论，探讨了弗洛伊德和性学的复杂关系，高度评价了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的贡献，并考察了由于性选择而产生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色情产品、代际性关系及作为权力和作为游戏的性。威克斯的最终目标是倡导一种“激进的多元论”立场，对此后文还有详细论述。
莫尼（John Money）是一位心理学家，也以其在性学领域的多产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性学研究的主要人物，英文中的社会性别（gender role）一词就是由他首先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莫尼的主要著作《发展性学的原则》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动物与人、生育、基因与意识形态、青春期、激素与社会、实验与临床、浪漫与淫荡、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正常与反常、合法与犯罪、监测与疾病、跨文化与文化、当代社会与历史、技术与人文等。
凯查杜里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性教育家。自1968年在斯坦福开设性教育课以来，他所教过的学生已逾万人。凯查杜里安的著作《人类性学基础》已被公认为性教育领域的一部经典入门书，在世界上有多种译本。全书主要讨论性的生理、性的行为和性的文化。凯查杜里安认为，性行为说到底是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其中的哪一种力起的作用更大。性的生理学根源一般是基于“本能”。对大多数生物来讲，性与繁殖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有人把性解释为“繁殖的需要”，但是人类仍有大量的性活动与繁殖没有任何关系。在人类的性活动中，不为生殖而为获得肉体快乐或建立某种人际关系的动机所占的比重比其他生物要大得多。
加尼翁（John Gagnon）是美国社会学家，他对性学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性脚本”理论。这一理论在性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列为性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与后来在这一领域中成为主流的性的社会建构理论属于同一理论脉络。
海蒂（Shere Hite）原本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自20世纪70年代起，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她在纽约的曼哈顿建立海蒂调查研究所。她的主要著作是《海蒂性学报告》，该书由三卷组成，即1976年出版的《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1981年出版的《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和1987年出版的《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此外，她还出版了《海蒂报告：家庭篇》《海蒂报告：女人爱女人》《性与商业》等著作。《海蒂性学报告》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被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学界对海蒂的调查方法也有批评。例如认为海蒂报告科学性不足，如果运用统计学概率抽样法进行调查，结果也许完全不同。海蒂认为，她采用对话形式做调查是为了听到女性的真正心声，为了使读者听到长期隐藏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性文化背后的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她的研究目的。
有些学者虽然并不主攻性学，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涉猎了性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课题。这些学者多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人口学家，也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是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美尔在其著作中对性别和性领域有所涉猎。《妇女、性和爱情》一书收录了西美尔在这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四篇文章，从社会学角度讨论了性别、性与爱情的问题。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是一位人口学家，他的《人口论》一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马尔萨斯性学方面的观点是从人口学角度出发的，他认为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久远的，这种永不消弥的欲望导致了人口持续、快速地增长。
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延伸到性的领域，认为所有的神经病及性格上的问题，都是由于性的完全表达和释放受阻而积累起来的性能量造成的。在以弗洛伊德为核心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派里，赖希是最强调性的作用的。他出版了《性格分析》《性高潮的功能》《文化斗争中的性活动》（英文版名为《性革命》）等颇具影响的性学和心理学著作，还编写了若干性卫生宣传的小册子。《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是赖希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在西方反文化运动中，这本书成为性革命倡导者的“圣经”。在这本书中，他把法西斯主义理解成其基本生理需要和冲动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普通人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他分析了这种压抑的社会功能，以及权威主义家庭和教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1884—1942）是人类学家和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他曾在美拉尼西亚对土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他运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大量实地考察获得的资料写作了《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从性和婚姻的角度，描述了土著人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的概貌。这本书不仅在性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书中所使用和倡导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注重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是世界级的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方法的先驱，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她曾实地考察过南部海域七种不同的文化，并撰写了相应的研究专著，尤其在心理学和文化（如性行为的文化制约、天性以及文化变化）等方面的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在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当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米德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迥然相异的部落——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试图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理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虽然后来学界对她这项调查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但是《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被人们公认为由人类学家对性别生理决定论所做的一次严峻挑战。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著名汉学家，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被公认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一部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学术专著，其中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的房中秘术、性习俗和色情、淫秽小说等，时间范围从殷周一直到明朝。《秘戏图考》是《中国古代房内考》的姊妹篇，是一部研究明代春宫版画的专著。作者强调中国人以性活动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健康的性观念，对中国古老的性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关于婚姻与性的观点主要反映在1929年出版的《婚姻与道德》和1930年出版的《幸福之路》这两本著作中。他的观点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道德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罗素在他这两部涉及性学的著作中提出，经济制度和家庭制度是任何社会（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都有的两种主要成分。性道德对任何社会以及该社会的经济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了解现行制度的前景，罗素探讨了那些过去存在过的，或在原始部落文化中至今还存在的制度；论述了西方文明中所流行的制度的特点；阐述了这个制度应该加以改革的方面，以及有必要加以改革的理由。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的哲学家。他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爱欲与文明》为开端所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表明，马尔库塞的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他涉及这个领域的著作还有《论解放》（1969年）、《反革命和起义》（1972年）等。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后现代思想家。有人说，20世纪将被称为“福柯时代”。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福柯将会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一位思想家。乍一看《性史》这个标题，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福柯要写的是一部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历史。但是福柯的计划并非如此，他要探讨的问题是，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到性当中去求得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的。福柯认为，事情并不是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关于性的先验的事实，从这个事实产生出来一套关于性的话语和机制。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性”，我们把它当作“事实”的性，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18世纪的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是不断变换的性的话语的产物。这就是性的社会建构论。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福柯要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建构了我们的性——那种我们以为是与生俱来的性。他所关注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关于性的话语，是构造了性的现状的社会话语机制。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是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他在性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他指出，许多研究者讨论表面上属于私人领域的性，是认为它蕴含着解放的意味和革命的希望，它代表了一个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当代文明的各种局限性所污染。应该如何解释这种主张？这就是吉登斯在这本著作中要回答的问题。他的写作从性出发，同时涉及了爱和性别。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可塑的性”，因为它对于纯粹关系所隐含的解放意义以及女性所要求获得的性快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