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源与流

性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他学科（数学与天文学等）大都创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而性学出现的时间很晚，从它的出现到如今才不过100多年的时间。

追根溯源，性学出现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地域上的源头是欧洲。1908年，世界上第一本性学杂志德国的《性学杂志》在柏林出版。1913年，世界上第一个性学学会在柏林成立。1933年5月，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在柏林被纳粹摧毁。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移向北美，性学也在那里蓬勃地发展起来，结出累累硕果。

早期的性学研究大多集中在生理方面，而不是社会方面。因为19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所以生理学是那个世纪最主要的科学研究领域。也因为同一原因，当时最著名的性学家几乎个个都是医生。他们的性学研究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875年和1925年之间。

一般认为，性学的创始人包括：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德国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治疗家，他对性心理失常做了系统的研究；莫尔（Albert Moll，1862—1939），德国人，心理治疗家，他在同性恋和幼儿性欲等方面有所建树；福雷尔（Auguste-Henri Forel，1848—1931），瑞士人，教育家，社会知名人士，最早的性调查者之一；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人，性研究者；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德国人，性研究者，世界上第一个性学研究所的创办者。

性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身体形态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心理生理学、性格形成学、心理病理学、功能理论、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创建时，性学基本上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因此主要的研究都建立在病患群体的基础之上。20世纪性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研究领域的急剧扩大，从医学、生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领域扩大到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的领域。性学家威克斯（Jeffrey Weeks）是这样来概括性学初创期与后来发展壮大期的区别的：性学先驱们是用科学来理解性，而新一代性学研究者则用个人经历、社区参与意识来理解性，为了政治文化的规划来谈论性。（威克斯，14）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从各自的学科对性学研究做出不同的贡献，生物医学科学对性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性器官的结构、功能和疾病治疗方面；在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医学，如精神病学，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动物性行为的研究上，性学与动物学及灵长目动物学又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与此相应，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例如，解剖学家研究生殖器官的结构；胚胎学家研究子宫内受精卵的发育；生理学家研究性功能；遗传学家研究性发育和行为背后的遗传机理；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专家关心的是性疾病的预防；性行为、性功能与行为失常的医学研究则一向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

从性学于19世纪末初建时开始至今，对性学有贡献的生理学研究领域包括：动物（尤其是灵长类）的社会行为研究；早期人类化石的研究；人种史文献的跨文化资料分析以及当前对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在性差别的研究上，心理学家做了重要的贡献。社会学家则更关注婚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曾被社会学家广泛研究过的“角色”概念，被直接应用到了性角色及其与性行为有关的方面。而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人类学显示出对人类性活动最长久、最执着的兴趣。

由于性学的开端主要集中在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社会科学家们在一开始对性学并不关注，他们认为性学只解决微观的个人层面的问题，而社会科学则应当更加关注宏观的社会问题，如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问题。在社会科学当中，是人类学较早地对人类的性活动产生了兴趣。人类学大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和米德（Margaret Mead）都在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中涉及了性的领域。

综观性学研究的历史，有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前半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埃利斯；性学研究的高峰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前者被誉为在道德上极其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对性加以肯定评价的第一人；后者对性的兴趣是从他所关心的人格发育学说和心理病理学说发展起来的，他的学说将性视为人类各类行为动机背后的原始驱动力。

在性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还有两个因素对性学的创立做出了贡献。一个是西欧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19世纪中晚期，性学在欧洲兴起，恰巧与当时兴起的女性运动第一波同步。女性运动特别关注男女两性间的智力与情感差异，批判了对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生理决定论解释。另一个是人口学：当时已经出现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引起人们对性学的关注。

性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的后半叶，其代表人物是金赛（Alfred Kinsey）。他的大型调查和调查报告的出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造就了世界上最富于生命力的、产品最丰富的、资金最雄厚的、科研力量最强大的性学研究所。在金赛于1956年去世之后，他的研究所更名为金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研究与人类性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同性恋、卖淫和淫秽品问题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的迫害对性学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性学研究并没有因此中断。性学的真正复苏要从40年代金赛的工作算起。金赛建立的性研究所始终致力于广泛的大规模的人类性行为调查研究。金赛的工作之所以能引起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它对人类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模式所做的振聋发聩的描述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研究本身竟然最终导致了这些行为模式本身的改变。

性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除金赛外，还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 and Johnson）。大多数性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调查和研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工作却另辟蹊径，为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分支，造就了一个新的职业——性治疗业。他们的人类性生理的实验室研究为性学研究带来了一个飞跃。虽然性治疗业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够成熟，还无法与行为科学、生物医学科学中成熟的学科相比，但是性治疗在20世纪后半叶的进展是成绩卓著和极其引人注目的。

性学建立以来，大量的研究者已经完成了数量众多的规模大小不一的调查，最大规模的几次性学调查是：金赛，12000例，1948—1953年；海蒂（Shere Hite），15000例，1972—1986年；英国，20000例，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0000例。

性学百年来最著名的规模最大的调查当然首推美国的金赛调查。金赛和他的调查研究团队一共调查了5300名白人男性和5940名白人女性。调查结果于20世纪中期出版，即于1948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于1953年出版的《人类女性性行为》两部著作。

近年来一项堪与金赛调查媲美的研究是美国的劳曼（Edward Laumann）调查，合作者有加尼翁（John Gagnon）、迈克尔（Robert T. Michael）、迈克尔斯（Stuart Michaels），调查的标题为“国民健康和社会生活研究”。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原则，共抽样4369人（18—59岁），应答率为79%，实际样本容量为3432人。由于近几十年抽样技术的长足进展，此次调查的抽样技术被认为远优于金赛调查，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质量最好的一次性研究。调查结果被收入两部著作当中，即于1994年出版的《性的社会组织：美国的性行为》和《性在美国：一项权威的调查》。此项研究令人略微感到意外的发现是：美国人不仅满足于他们的性爱生活，性方面不太活跃，而且性观念也比人们普遍以为的要保守一些。

在性学研究领域，在经验调查基础上又产生出大量理论著作，百年来最主要的25部性理论经典著作的主要学术贡献是：

性学与其他学科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性学从创立初期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方面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它与其他学科殊为不同的一种遭遇。我们从未听说过经济学或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会受到道德上的责难；更不能想象像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这样的学科被人从道德角度质疑。

然而，性学却的确遭遇了这样的困境。正如活跃于20世纪末的性学家威克斯所说的那样，研究性问题也许是一件挺危险的事，会使人“在道德上受到怀疑”。直到最近，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假如你关注性问题的话，你还是会被视为边缘人，因为主流知识界关注的是一些主要学科。（威克斯，159）在性学创立之初，情况当然更加严重。性学的创始人不仅要像一个普通学科的学者一样从事自己专业之内的研究，还不得不负起与当时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的重担。

早在19世纪，性学创立之初，社会上传统的反性势力就对性学家及其研究发起攻击，大唱反调。反性十字军的先驱有：格雷厄姆（Sylvester Graham，1794—1851），他在1837年发表《论贞操：致青年男子》，提醒人们注意性的危险性，发表了大量的反性言论；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1852—1943），他自己厉行禁欲，收养了42个孩子，并写作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应当知道的简单事实》一书，提醒人们丧失精子的危害，攻击手淫，主张对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性活动加以惩罚和限制；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1844—1915），他只身游说美国国会，促使国会立法反对邪恶的性活动，通过了“康斯托克法”，在他担任美国邮政检察员期间，大量起诉淫秽品传播案，尤其反对恋童类性活动；阿克顿（William Acton，1813—1875），英国医生，他致力于传播有性别歧视偏向的性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大多数女性是根本没有性欲的，即使有性冲动也是与男性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性学创建之始，性学家们的努力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就不得不包括力图使性学脱离清教主义、审查制度和各种各样的道德非难，这门学科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对保守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股冲击和批判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性学研究的外部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性学渐渐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目前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性学研究仍然常常处于道德论争、社会辩论和政治话语的中心，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的学科，而仅仅是由于其研究结果所引起的关注在道德、政治和社会反响方面比其他学科更多一些而已。

在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性革命之后，性学的处境有了更多的改善，但是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性革命引发了从学界到民众中的主张性自由的思潮；另一方面，性革命的一个副作用是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了性保守主义和禁欲主义在艾滋病时代复活。由于性学不仅仅是人类性环境的被动因素，还是缔造这个环境的主动因素，所以它面临的挑战就更加严峻。它首要的责任就是使世人正确地认识人类的性，预测人类在性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危机，控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灾难。自现代学术出现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学科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挑战和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 LjD7FbermeN2pSCUkuCza1T9Ebde+xpn7yKeOiEgB4GoHgZBFeAgixdQAT4/Hq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