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F. 席勒

在当今世界上，除德意志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外，恐怕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按其音而予以称谓的，中国人称德意志兰为“德国”，日本人称之为“独逸”，而其他多数国家则称之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这些不同的称谓，虽各有其历史渊源，但也说明德意志兰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中国人把德意志兰简称为德国，算不上错，但却易于把国土（Land）和国家（Reich）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混淆。“德意志兰”主要指的是土地和祖国，属民族融合范畴，而“德国”却可指政治上的国家形态，属国家政治范畴。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土”和“国家”基本是相一致的，甚至可相互置换。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理所当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国土和国家，“德国”当然也理应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国土和国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一个长期处于民族融合过程和长期政治分裂过程的德意志兰来说，“国土”和“国家”却是不一致的，而且是相互分离。学术界、知识界理念中的德意志国土和国家的统一体，在现实的政治中却往往并不存在。这才引出德意志作家和历史学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在1795年写的讽刺诗中的大声呐喊：“德意志兰？它在哪里？”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考察，只有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兰才包含了国土和国家相一致的含义，把德意志兰译成“德国”才真正名实相符。德意志史也才可以称为德国史。这一点我在这里先予说明。

“德国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德意志人的历史大课题。特别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在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和人文学者圈子中，对“德国在哪里”的反思特别强烈。1830年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痛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同时代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则是坚决反对德意志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国家，认为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兰”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梅特涅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不存在”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

显然，“德国在哪里？”课题的核心，乃是存不存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本身又是在一种杂乱的、动荡不定的历史激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分裂，进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就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从而也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公元920年，日耳曼人的东法兰克王国改称为“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王国），开始了日耳曼人一些部落族民（Völker）的德意志化融合过程，这也可视为德意志历史的开端。这块首次被“找到”的德意志人国土，它的发展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因为它潜藏着至少四重强大的分裂因素。第一重是国土地理上的。德意志王国居于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之国”之称，在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疆界。它的边界一直变化不定，或者由于外国人进入德意志兰，或者更多是德意志殖民者向外特别是向东方推进。由于周边都是其他国家，德意志人的领土扩张主要指向欧洲大陆而不是海外，东扩运动一直伸延到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诸国和俄国，这就构成了德意志人同欧洲东西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特别是同东西强邻俄法之间的激烈争夺。德意志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欧洲问题”。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历史上都是反对德意志统一的。第二重因素是民族构成中的“分崩离析”性。德意志兰远不是一个单一族民（Volk）、单一民族（Nation）的居住地区，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弗里森人、盎格鲁萨克森人、士瓦本人、图林根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北欧日耳曼族的波美拉尼亚人、阿尔卑斯山北的巴伐利亚人、“肃漠”的普鲁士人和“热情”的莱茵兰人以及半斯拉夫的西里西亚人等，就构成了德意志人。我们很难想象被希特勒吹嘘为最高贵、最纯粹血统的德意志民族，其渊源竟是如此庞杂多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民族的“分崩离析”性会对德意志人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艺术思想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第三重因素是德意志人精神（或称灵魂）的多重性和分殊性。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对德意志人的精神本质曾作过深刻的描述：“德意志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它的起源：德意志民族是多种族民的最特殊的混合，也许其占优势的甚至是雅利安人之前的种族成分。因此，德意志人比起其他民族来，对他们自己就更为不可捉摸，更为复杂，更为矛盾，更为不可知，更难预测，更令人吃惊，甚至更为可怕”，“德意志人的灵魂中有一些通道和长廊，带有各种洞穴、掩体和地牢；它的杂乱无章具有神秘之美；德意志人很熟悉通向混乱的僻径。正如每个人都爱好自己的象征一样，德意志人爱好浮云和一切模糊的、发展变化的、朦胧的、不引人注意的和隐藏着的事物；对他来说，似乎凡是不稳定的、不成熟的、自行转移的和成长着的东西都是‘深邃’的。德意志人自己并不 存在 ，他处于 形成 之中，他在发展他自己！”尼采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确：“如果一个德意志人大胆声称：‘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那将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错误猜测。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远没有把精神的真正数目说够。”这种精神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凝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决非像一些德国史学家所说的是“天赋的”或“先天的”，更不是决定德意志历史面貌的原始力量。相反德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也就是由于它的发展演变。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德国到非常遥远的过去，特别是18世纪末以来的巨大转变。第四重因素是不存在着一个中央王权，而存在着诸侯坐大的邦国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王权在德意志兰从未达到中枢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统治着政治思想。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光环萦绕下，中世纪的德意志国王梦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他们的注意力经常是集中于意大利而不是德意志兰，他们的力量消耗在同教皇的无尽无休的斗争之中。德意志国王不得不要求其封建贵族给予援助，并对他们作出巨大的让步。正当法国君权在同封建贵族作斗争中巩固起来并使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以及进入近代时期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封建主义的崩溃进而形成为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之时，德意志的封建贵族分离主义势力反而日益猖獗，王权式微到不起作用的地步。德意志兰到17世纪中分裂成拥有主权的314个邦和1475个独立骑士领地，中央王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同普泛主义之间，大一统主义同邦国爱国主义之间，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之间，以及奥地利同普鲁士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冲突，正是德意志政治分裂的明显表现。这种政治分裂和紧张状况的结果，阻止了像在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那种较正常、较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出现。

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是充满了“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较量，表现为“统一”和“分裂”相生相克的斗争。德意志民族愈是念及这种“分裂”，他们克服这种“分裂”的尝试也就愈是强有力。在欧洲的任何国家里，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斗争都没有采取如此巨大的规模，达到某种类似精神变态的状况。德意志人把民族主义——从进步的民族主义到极端的民族主义——作为克服“分裂”的唯一手段，结果带给德国和世界的既是进步又是灾难。

综合起来说，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幸，是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在哪里？”主要也就是指责德意志兰的政治分裂。德意志民族是不可能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发展壮大的。没有统一的国家带给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历史负面影响可说罄竹难书。不统一的德国不仅当过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沦为欧洲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大国法兰西、俄罗斯、英吉利、瑞典等的附庸，成为它们争霸的工具和牺牲品。因此，争取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就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首要任务，并构成德意志历史的重要内容和进步趋势。内部的阶级冲突，集团争斗，政党纷争，家族仇怨，在争取民族统一的大局面前都退居次要。1517年路德的宗教改革，1807年开始的施泰茵改革，反拿破仑的民族战争，1848/1849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都是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的伟大努力。但是这些运动相继失败了，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克服造成德意志分裂的因素。德意志统一的大业最终是在普鲁士容克、“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下，通过统一战争于1871年完成的，俾斯麦的功业因而也就彪炳于德意志历史和世界历史。

近代德意志长期未能实现政治统一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普奥争霸德意志兰是主要的内因，而法俄争霸欧洲则是主要的外因。后者在德意志分裂的问题上起更关键的作用。法俄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等于沿易北河线瓜分了欧洲和德意志兰：西部归拿破仑，东部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失败以后，德意志兰高涨的民族统一运动被沙俄一巴掌给打了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促成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兰分裂状况的主要国际原因，乃是沙俄的欧洲霸权政策，主要的国内原因是梅特涅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均势政策”。这就是我们看到沙俄联合奥地利以及普鲁士君主政体血腥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和德意志革命的原因。但是普鲁士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德意志内部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一个德意志分裂的主要因素，转变为德意志统一的代表和主导因素。19世纪30—40年代开始的、50—60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普鲁士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成为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现实立足点和深厚的基础，俾斯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当了德意志民族运动的代言人和“矛尖”的。俾斯麦已经清楚看到，所有的欧洲大国，都是德意志统一的敌对者，德意志的统一只有依靠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因而他取得了成功。俾斯麦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解决了“德国在哪里？”的课题，虽然是把德意志的奥地利排除在统一的德国之外。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就像一颗新星突然在欧洲中心升起。从现在起，德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欧洲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世界问题”。

但是俾斯麦的统一德国，具有一种“自上”的性质，不仅保留了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加强了普鲁士王朝和容克在德国的统治，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完成，而且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中煽起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渗入新帝国的各个领域，毒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一种带有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争霸欧洲的活动，导致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斗争的加剧，隐伏着德国再度被分裂的危险。

命运确实就是如此。正是俾斯麦逝世（1898）后不久，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而积聚起来的扩张势能，通过巨大而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带到世界的竞争舞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和“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都不承认“德国在哪里？”的课题已经解决，他们煽起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利用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巨大潜能，去争夺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他们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传统，妄图建立“德意志世界帝国”。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接连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不仅把英、法、苏、美等世界大国都作为敌手卷了进去，而且把世界人民都作为敌手卷了进去，发动一场反人类的战争。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和皇冠落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崩溃和元首自戕。德意志民族在享受了仅仅74年的统一成果后，重新面临着被分裂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分裂，纯系人为因素所致，外力的强制使然。其历史背景是希特勒发动了反人类的空前残酷的战争，德意志民族则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战后许多德国人和政治家们在他们的反思中都开始认识这一点，愿使德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直接把德国分裂开来的是东西方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斯大林的领土扩张政策首先割取了奥得－尼斯河线以东的11.4万平方公里的德国土地，交波兰管辖，而自己则占领了原波兰东部的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取得了东普鲁士的整个北部，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柯尼斯贝格。波兰等于整个被西移了。德国失去1938年以前领土版图的1/4左右。更严重的后果是，原先世代生活在东部土地的德意志人被驱逐和强行“迁出”，造成战后近1500万德意志人的大逃亡，其中死亡者达200万以上。这种做法给战后德国和欧洲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复杂的、难以解决的民族矛盾。留下来的德国领土和柏林的分裂，纯粹出于苏美争夺欧洲霸权的需要。东部的民主德国和西部的联邦德国，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拉入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体系，成为苏美在欧洲冷战的前哨阵地。保持德国的永久分裂，是苏美战后德国政策的共同点。德国的分裂符合苏美的战略利益。

“德国在哪里？”课题再度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现在又只能依靠德意志民族自己。两个德国在战后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联邦德国还很快跃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证明德意志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柏林墙”或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墙，都割不断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德意志民族和人民中蕴藏着的统一潜流，是德意志民族最后实现德国再统一的深厚基地和精神保证。只要有一个苏美对德政策的“松动”机会，统一的潜流就会成为公开的行动。这个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来了，世界形势的强烈多极化和经济化，使美国不得不把联邦德国当成是“平等伙伴”；美国霸权地位的滑落，不得不对联邦德国多所依赖；而苏联同整个西方对峙了四十多年，几乎耗尽了它的整个经济力量；国内效能低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又使它的国力无法加强，在外交上又屡屡受挫，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进行所谓“新思维”的革新试验，同时他也看到，任何一种霸权图谋和扩张图谋一定会把自己带入末路。苏美态度的松动，引发了两德人民要求统一的热情。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推动德国统一的进程。

1990年两个德国的和平统一，形式上是某种平等的联合，实际上是民主德国被合并到联邦德国，也就是说联邦德国统一了民主德国。据我看，这中间的原由有三，一是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现代化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却远远赶不上联邦德国；二是联邦德国一直举着“德国统一”的旗帜，充当统一民族的代言人，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在50年代末起就开始放弃了“德国统一”的旗帜，这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三是联邦德国虽受西方大国影响，但却有强大的实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民主德国却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一直受到苏联的严格控制。

德国的再统一，又一次解决了“德国在哪里？”的历史课题。唯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和统一的德国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b0lOKhUEFpmcuhTuJakt8rwlT76l4+td7/y7bq4+6O6DD7UI7AdhQnbHgGcDLeph

一、古代日耳曼人

公元前后，在今天的意大利以北，也就是当年罗马帝国北部边陲以外的那片景物荒凉、风光凄厉的中欧平原上，已定居着许多“蛮族”部落，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们的生活状况、经济关系和社会组织也都不甚了了，仅仅由于同罗马人的不断冲突、经常战斗和转手贸易而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人（Germannen） ，日耳曼这个名称的意思多半是“令人生畏的好战的战士”。

日耳曼人是现今德国境内的最初居民吗？显然不是。他们是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到这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比这更早迁入中欧和西欧大陆的雅利安人（印欧人种），先有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后来占领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第二拨是斯基台人，现已绝迹；第三拨是凯尔特人，他们几乎成了中欧的“土著”，但却在第四拨日耳曼人的威逼下，一部分通过今天的德国，进入高卢，征服西班牙、不列颠和意大利北部，然后又被罗马人逐渐征服，并与当地罗马人融合，一部分或者被日耳曼人消灭或者与日耳曼人相融合；而第四拨日耳曼人的迁移，规模巨大，几个世纪里一股又一股地进入中欧，在同凯尔特人和其他族人的血腥斗争中，逐渐向南和西南伸展到莱茵河美茵河一线。当第五拨斯拉夫人从东欧进入中欧时，被日耳曼人所阻，双方相持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一线。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众多的“蛮族”特别是日耳曼人究竟来自何处？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们来自今天的中亚直至印度北部一带和波罗的海西部西南部。据说在那个时代，就像魔术似地从“地下”不断冒出一股又一股的人群，向西去，向西去。可惜迄今也未在这些地区和漫漫的迁移路上发现他们的遗迹。

日耳曼人属于印欧语族的日耳曼语支。他们有着共同的体征：金发、碧眼、高鼻、体形高大；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语言基本可通，在迁移中形成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这里我们应该强调，这些日耳曼语系部落不是人类学上的统一的类型，他们是在历史地发生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亲属关系的。他们的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而不称自己是什么“日耳曼人”。到公元前一世纪，日耳曼人已遍布于多瑙河以北和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有几支日耳曼人已渡过莱茵河下游侵入高卢人的地域。高卢人既被罗马人征服，莱茵河下游西岸的日耳曼人也就臣服于罗马，其所占之狭长地带被划分成“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两郡，属高卢省。这两郡之地又称为“罗马的日耳曼尼亚”，而莱茵河以东未归属罗马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大日耳曼尼亚”，“日耳曼”这个名称后来就专指“大日耳曼尼亚”，大日耳曼尼亚正是后来德意志兰的基本领土。

对于这块掩藏在厚厚“蛮”幕后面的大日耳曼尼亚，我们只有从罗马统帅恺撒（Julius Caeser，前100—前44）的《高卢战记》、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的《自然史》和罗马贵族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55—117或120）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窥见一斑。另一个来源就是后来的考古发掘特别是1897年在下萨克森的雅斯托夫村的地下发掘（称为“雅斯托夫文化”区）。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虽然多半不是他亲身实地的考察记录，却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雅斯托夫文化区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起自公元前550年延至公元前300年整个北部日耳曼尼亚的部落分布、生产、生活和文化状况。

根据记述和文化遗存可以辨认出，公元前后分布在莱茵河和奥得河之间广大地区的日耳曼人大致有五支。一支是在今天德国的西北部，操哥特语的温底尔人，属于这一支的有哥特人、斯基台人、勃艮第人、鲁吉人、汪达尔人、巴斯泰尔人诸部落；第二支是生活在北部半岛和北海沿岸的印盖窝内人，或称印盖窝内人文化同盟，属于这一支的有弗里斯人（主要两部落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乔克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米特人和舍鲁斯奇人诸部落，印盖窝内人大概是最早迁入大日耳曼尼亚的日耳曼支；第三支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右岸到威悉河上的伊斯泰窝内人，或称伊斯泰窝内人文化同盟，包括巴达维人、布鲁克泰人、哈马维人、卡滕人、哈图阿里人、马西佩特人、马昔人、邓克泰人、苏刚布利人以及后来起巨大作用的法兰克人诸部落和部落联盟；第四支是居住在易北河畔的厄尔密诺内人，或称厄尔密诺内人文化同盟，包括在波希米亚和摩尔多瓦的斯瓦比希人（即苏维汇人）同马可曼尼人和夸地人的部落联盟、易北河中游和萨勒河间的赫蒙杜利人、哈韦尔地区的塞姆诺人以及易北河下游的伦巴德人，他们后来形成为苏维汇人部落联盟和阿勒曼尼人部落联盟，为后来德意志人的主要构成部分；第五支是居住在易北河地区东面的佩夫金人，现已绝迹。

这些日耳曼部落的社会发展，同罗马帝国的影响不无关系。恺撒《高卢战记》所记，公元前一世纪的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社会，从事畜牧和狩猎，过半游牧生活，知道农耕，但土地并未成为私有；到公元一世纪的塔西陀时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已出现解体现象，但未出现国家；农业开始相对稳定，不是一年一易了；土地尚未成为私有财产。耕地定期按家族重新分配，每个家族各自经营份地；凡有功绩的人可以得到较多的土地；森林、牧场、荒地、水源等仍为氏族成员所共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日耳曼人时，把这个时期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称为“日耳曼公社所有制”，或者叫做“马尔克”公社制。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一些历史法学派大家如魏茨（Georg Waitz，1813—1886）等从法的角度建立了“马尔克公社”说和“庄园”说，也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图象。马尔克公社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个行政性组织。血缘关系较近的一个部族，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由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氏族，若干个氏族组成一个村落，若干个有亲属关系的村落构成一个百户（Hundertschaft），若干个百户构成一个郜（Gau），全郜便是部族民（Volk）本身了。当然这也可理解成是一个马尔克公社。这种部族公社既是社会的基本形式，也是发展为部落或分支出新部族的母体。

部族民大会决定全公社的所有重大事件，选出的首领、酋长或王，负责日常事务，选出的军事领袖专门负责打仗和劫掠。也存在着一种习惯，即某位武士集合一批私人亲随去进行自作主张的战斗，从而发展出一种亲随效忠于武士首领的亲随制度（Gefolgschaft），演变成后来的封建扈从制度。马尔克公社是一种民主政治和职业战争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日耳曼人的居所不相毗连，也无城郭，不使用石头砖瓦，营造皆用原木，不另加工，喜欢地下掘窖，作冬日藏物之用；常以畜群多寡相夸耀，而不热衷于占有或使用金银，不把银瓶看得比陶器更为珍贵；所有男子，均为战士，骑兵的装备是一支短矛（framea）和一面盾牌，步兵还配有一束可供投掷的标枪（Ger），上身赤裸或披一件轻便外衣，标枪投得极远极远；步兵数额是一样的，每百户出一百人，阵式列为楔形。军事领袖不是以命令来驾驭战士，而是以身作则统率士兵；军阵不是任意排列，而是按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站在身旁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男子的荣誉和义务，妇女们不断地祈祷着，并且袒露胸脯，表示不战胜将受奴役。每次战后战士都要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面前，而她们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在不打仗时，男子汉们披一件外衣，用钩子（或荆棘）束紧着，终日围在火炉边，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用流血的方式能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获得，未免太文弱无能了。主要光阴消磨在狩猎上，更多是无所事事，一切生计家务都由家中妇女老弱掌管；婚姻制度非常严密，一夫一妻制，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会密约；葬礼采用火化，恸哭流涕片刻即止，悲悼之情却久而不衰。整个说来，生活在马尔克公社中的日耳曼部族民，几乎不和外来的或亲善的部族交往或杂处。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以来，日耳曼人对罗马边境省份和所属地区的骚扰劫掠，引起罗马人的注意。此后罗马帝国企图征服日耳曼部落所据之土地，使成帝国之行省，激起日耳曼部落的不断反抗。第一次大冲突发生于公元前115年左右，日耳曼人的基姆布利部落和条顿部落，从日德兰北部半岛突然向南迁移（原因不详，一说是半岛发生海啸，洪水泛滥之故），穿过今天的德国土地，二年后剽悍的条顿人攻入罗马行省诺里库姆（今奥地利地区），使罗马人惊慌失措，纷传“野蛮人要进攻首都了”，但条顿人没有向意大利挺进，却是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遭到臣服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比利时人的堵截。公元前103年，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在塞纳河地区统一起来，想进军意大利，但战机已失，罗马军队在马略统帅下，公元前102年在高卢南部普罗旺斯的埃克斯歼灭了条顿人，公元前101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维切利歼灭了基姆布利人。为了不当奴隶，一部分幸存的日耳曼人（包括妇女）全部自杀。半个世纪后，罗马统帅恺撒又在高卢同日耳曼人发生冲突，恺撒采用武力和“谈判”诡计，先后击败了苏维汇人部落联盟和莱茵河下游的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把莱茵河一线确立为罗马奴隶制国家与日耳曼人之间稳固的界线，进而导致西欧地区的罗马化。公元前16年，罗马统帅奥古斯都又在多瑙河上与日耳曼人对峙，企图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部落，并把这块地区组成日耳曼尼亚省。罗马人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安置了军营，建立起堡垒和城市，修筑沿河军用道路网，以驻扎军队和实施管理。北起北海，南至莱茵河上游，设有50座城堡的罗马帝国边境防线，稍后就形成为著名的“国界墙”（Limes）。这条以科伦为中心，以美茵茨为大本营的国界墙，不仅为了防止日耳曼人的进攻，更主要是作为罗马人进攻日耳曼人的前哨据点。公元前12年，罗马统帅德鲁苏斯开始对日耳曼人大举进攻就是明证。公元前9年，罗马军队穿过卡滕人和舍鲁斯奇人地区抵达易北河，并且战胜马可曼尼人，迫使他们退入波希米亚。直到公元6年，罗马人才几乎把所有莱茵河以东直到威悉河、部分直到易北河的大日耳曼尼亚归属罗马帝国，实际上这种归属是十分松弛的。

罗马人为防御日耳曼人入侵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所筑之国界墙“利姆斯墙”

但罗马人同日耳曼人之间的冲突性质却发生了变化。现在日耳曼人的斗争具有一种解放的性质。当公元7年瓦鲁斯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任命为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时，冲突就开始升级。瓦鲁斯不仅十分贪婪，而且要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制度强加给尚处于氏族制度的日耳曼部落，他像对待奴隶一样对日耳曼人发号施令，向他们索取金钱。这在日耳曼人中间激起反抗异族统治的解放斗争。这个斗争的领导人是出身于舍鲁斯奇人部落的青年贵族赫尔曼，多年来他作为日耳曼辅军头目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获得了罗马公民权，有一个罗马名字，晋升到罗马骑士等级。他熟悉罗马的军事制度，通晓罗马语言和风俗，但精神深处依然是一个日耳曼人政治家和军事首领。赫尔曼通过密谋联合了舍鲁斯奇人、布鲁克泰人、安古利瓦累人、马昔人、卡滕人、图班滕人、福塞尔人等部落中反罗马的贵族人士准备起义。公元9年秋，罗马军队准备起程回莱茵河畔的冬季营地休憩，赫尔曼设计将罗马军队诱入崎岖难行的条顿堡森林（今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予以袭击。在条顿堡森林的四天激战中，罗马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三个罗马军团、几个辅助大队的15000多官兵被全歼，瓦鲁斯自杀，军官们被用来祭神，剩下的俘虏分给各日耳曼部落作奴隶。此役震惊了罗马统治者。奥古斯都为此几个月不理发不刮须。

接着日耳曼人又夺取了设在他们土地上的罗马据点，把驻屯军赶过莱茵河。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以东地区的统治被推翻。莱茵多瑙河上的国境墙堡垒和城市，也就成为后来德意志兰最早的城市。公元9年的日耳曼人的胜利，决定了后来的德意志兰没有像高卢那样被罗马帝国吞并和罗马化，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和边界仍然在莱茵河，不是在易北河，可以说条顿堡森林的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 b0lOKhUEFpmcuhTuJakt8rwlT76l4+td7/y7bq4+6O6DD7UI7AdhQnbHgGcDLe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