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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种姓制度初成；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后300年，种姓制度发生变化，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社会剧变，导致种姓制度在三个方面产生变异。
“阇提”作为新的内容显现在种姓制度中。“阇提”的梵文原意为“出生”，此时转意为“世袭职业集团”。由于城镇大量涌现，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新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四大种姓的粗线条划分已无法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阇提”作为“亚种姓”的概念便适时而生。所谓亚种姓，大概而论是原四个种姓为大种姓概念，每一种姓有若干亚种姓包含在内。如吠舍种姓辖有若干“阇提”，某一“阇提”是世袭木匠家族组成，另“一阇提”是纺织世家，等等。从孔雀王朝后期编成的《摩奴法典》来看，它记有四大种姓所辖的45个“阇提”。
第二个新内容是“旃陀罗”的出现。“旃陀罗”即“贱民”或“不可接触者”。一开始，非雅利安人中有一族称“旃陀罗”，后扩大为贱民的总称。五河时期雅利安人主要碰到的是达萨人，当时将其纳入首陀罗。随着疆域拓展，碰到的土著更多，为了保持种姓的严密性，就以四大种姓之外的“旃陀罗”称之，他们处于社会最卑下的地位。旃陀罗的组成主要是土著居民，还有一些混合种姓所生的后代。
村社生活
最后，一种新的关系，即种姓制度与农村公社的关系初步固定下来。据《政事论》叙述，雅利安人进入五河流域分成部落时，形成了农村公社，它带有氏族性，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随着以职业世袭和内婚制为特征的种姓制度的形成，两者的关联越来越密切，种姓制度在农村公社中发挥了强大而持久的作用。欧洲教会有以教皇为首的总机构，而吠陀信仰没有总的领导机构，它以农村公社为单位发挥着宗教的作用。每一农村公社基本上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一整套种姓，以后“阇提”进入，往往一个村有十几个“阇提”。婆罗门专注于宗教、祭祀等活动，而其他的一些种姓，在行政管理、商业、手工业、农牧业等诸方面，各司其职。由此可见，农村公社成了基层的行政单位，而种姓制度保证了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性质，也提供了可靠而持久的劳动力。对国家而言，农村公社还是田赋、税收的单位，同时也是收税的行政机构。
作者点评：
孔雀王朝是印度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借助于四种重要的文献资料，近代印度学学者才得以描绘出它的较完整的全貌。这四种史料是《印度志》、《政事论》、石谕铭文和宗教典籍。
《印度志》的作者是希腊人美伽斯蒂尼，他是塞琉古王朝派驻孔雀王朝都城华氏城的大使。他在印度居住五年，期间游历了印度许多地方。回到西方后他撰写此书。可惜原著已佚，由于罗马史家常引用此书，欧洲学者将各书的引文辑出，汇编成书。
《政事论》相传是婆罗门出身的底利耶所著，他是孔雀王朝开国者旃陀罗笈多的老师和军师。《政事论》是类书，也译《实利论》，是古代印度有关政治体制的著作。此书本来已失传，20世纪初在南印度出现，译成现代文，轰动一时。但此书显然非一人之力，而是几百年续写而成，借底利耶的名而已。例如，《政事论》更多叙述的是孔雀王朝后半段事迹。该书甚至提到中国的丝绸，而孔雀王朝的人恐怕对中国还不甚清楚。又如，《政事论》将梵文作为官方用语，这也是有疑问的。梵文独尊往往与婆罗门教联系在一起，孔雀王朝的几代英主都不是虔诚的婆罗门教信徒。再说阿育王的石谕就从来不用梵文。
石谕有碑谕、岩谕、柱谕等形式，《法显传》说：“阿育王作八万四千塔。”目前已发现的石谕有34处之多，其中柱谕有13处，岩谕和碑谕为18处，洞谕为3处。最为人称著的是柱谕，呈圆柱体，上圆直径为22英寸—35英寸，下圆直径为35英寸—50英寸，高为40英尺—50英尺。圆柱一般用石头制成，抛磨精细，上有雕塑、图案、铭文。唐玄奘曾记下其中之一：“有大石柱，高三十余尺，书记残缺，其大略曰：‘无忧王信根贞固，三以赡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其辞云云，大略斯在。”最有名的是位于萨尔纳特的鹿野苑的石柱，四狮背靠背挺立的柱头已成为印度国徽的图案。13石柱今已倒了6柱。石谕散遍各地，上面的铭文加起来有4 000—5 000字。
宗教典籍、尤其是佛教典籍，记载了阿育王的一些生平资料。由于13世纪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这些资料在印度已无可觅踪，仅保留在斯里兰卡、中亚和中国。当然，这些资料许多是传说，似人似神，历史价值需认真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