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在不同时代、对不同民族而言，显现出各异的色彩。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印度是一个寓言般的国度，充满着神秘。波希战争时一位名叫提西亚斯的希腊医生，他生活在波斯宫廷里，传回了印度虎寓言般的模样：“上下颚各有三排牙齿，尾巴顶端长着一些防护用的刺，依靠这些刺，在近战中保护自己，并放出刺攻击远距离的敌人，就像弓把箭射出一样。”斯特拉波是古希腊地理学家，其地理学巨著《地理志》对后世影响颇大，但其中有一段对印度的描述，无疑也是亦真亦幻的，“有身高10英尺，身阔6英尺的人，有些没有鼻子，仅用嘴上的两个出气孔替代鼻子。有故事说，有人就在这些人的耳朵里睡觉一。还有些没有嘴的人，他们生来温顺，生活在恒河源头周围，靠空气维持生命……”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印度是与财富、智慧和某些莫明的魔力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看到，全身佩带金银，穿着奇异华丽服饰的土邦主们，安坐于大象背上豪华的鞍椅里，在卫士们前呼后拥下，浩荡前行。他们也看到，密林深处的哲人们端坐树下石上，远离世俗事务，寂然修道，硕果累累。他们更常常在集市中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衣不蔽体的男子对着前面置放的破篓，吹奏着葫芦形的笛子，篓中突然竖起一条眼镜蛇，随笛声而摇摆。就在不远处常有人耍着绳索把戏，娱乐众人。

当欧洲人逐渐跨入现代时，他们对印度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英国史学家、法学家和作家麦考莱（1800—1859）认为印度文化是停滞的，没有新欧洲所推崇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他鄙视印度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书架的欧洲文学典籍，比得上全部的印度和阿拉伯的文学作品。”那一派人对于印度政治贬斥有加，他们认为相对欧洲的民主革命，土邦主和苏丹的统治是专制暴政。面对印度的种种不足，他们狂言要将“泰晤士河和恒河的河水混合，造就一代棕色英国人”。另一些欧洲人通过对印度古代哲学和梵文典籍的研究，意识到印度文化的非实利性。他们对印度思维的形而上学、精密的宗教信仰以及无暇顾及世俗的观念，大加赞赏，推崇印度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叔本华（1788—1860）在读了《奥义书》后，激动地说：“在这些书的字里行间，到处充满了明确而彻底的和谐精神。每一页都向我们展示了深刻的、基本的和崇高的思想。”施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中，感叹欧洲文化的每况愈下，而凯瑟林（1880—1946）给苦闷和迷茫中的西方人带来新希望。他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对东方充满美好憧憬，并以自身的感受向西方人推荐印度。

随着印度对西方人的诱惑力和浪漫感渐渐消退，随着西方人对印度的认识由“幻”变真，分析不断深入，领域不断拓展，近代印度学得到了奠基。

另一方面，从印度本身来看，历史学等一些研究领域恰恰是它的薄弱点。印度人强调现象实体的内在规定性，避免明示现象实体，亦即重视隐于背景中的或无法直视的事象的基本属性，无视或漠视具体的可知实体。这种传统的思维方法使古代印度人在数学、天文学以及在哲学、宗教等宏观和抽象研究领域中业绩显赫，但在相对具体的研究领域几无建树。印度人从来没有比较详尽的地方志和风土志，作为比较，中国人擅长对具体事物和个别事物的研究，因此这方面典籍甚多，如《山海经》、《水经注》，甚至更具体、更专门化的如隋朝裴矩的《西域图记》，元朝袁桷等人的《延祐四明志》等。同样，印度人不重视记述和评析具体事象的历史学。因此，古代留传下来的历史著作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对个体不重视，也绝少留下个人传记，即便如波那的《戒日王本行》，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加历史文学。而中国《史记》恰恰就是以个人传记开始的。

西方人迫切希望了解印度从古至今的历史，而印度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因此，印度历史学，作为印度学的一部分，直至近代才真正开始显现出自身的轨迹。

18世纪，一些欧洲学者，更主要是在印度的耶稣会会士和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为各自目的，探究印度的过去，寻找印度对欧洲的启发。当时哈斯丁斯总督企图以印度法律治理印度，所以资助几名欧洲来的印度学者搜集有关的梵文典籍。汇编后，先译成波斯文，再由哈尔海德译成英语。该书取名《印度法典》，于1776年刊行。1784年，威廉·琼斯等一些英国人成立了“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印度学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到19世纪，他们在历史学、语言学、人种学等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应该指出，早期的印度历史研究主要涉及王朝和帝王们的兴衰。压迫臣民且不关心民众祸福，这是印度统治者的标准形象。所以欧洲学者们断定，印度的专制统治是落后且效率低下的，远远不能与西方世界相比。这一代学者坚信，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他们常用它作为标准来衡量印度古代文化，并总是认为印度文化是欠缺的。在碰到出类拔萃的印度杰作时，他们也试图把它们与希腊文化硬扯在一起。例如，历史学权威、《牛津印度史》作者文森特·史密斯，在述及阿旃陀的一幅壁画时，他写道：“可以推想，绘画艺术中的阿旃陀画派有可能源出于波斯而归根结底源于希腊。”这一阶段，西方中心论在印度历史学的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步入20世纪，这种印度社会远不如西方，英国管理优于次大陆历史上任何一位统治者的鄙视性论断，深深刺痛了印度史学家。这一代印度学者，他们或投身于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或深受运动的影响，兴起了带有明显民族主义烙印的史学研究，并且显然是对西方蔑视印度文明的反冲。他们的论点是：印度的“黄金时期”在英国到来之前就存在，比如孔雀王朝、笈多王朝；甚至在远古就曾有过特别荣耀的历史时期，例如哈拉巴文化。马宗达、赖乔杜里等人的著作中明显有这一倾向。但他们在把握民族主义的“度”上，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例如，印度古代文明对东南亚确有着较强的影响，但将其归诸于印度殖民地，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印度新一代史学家的崛起，可视为印度史学史的第三阶段。他们大都留学欧美，吸收先进理念，跳出狭隘的民族观，又不乏民族自尊。他们把印度历史放入世界范围进行考察，运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评判印度文化本身的价值。他们成为被世界接受的一派，罗米拉·塔帕尔应是领军人物。同时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些国际学者，如巴沙姆（澳大利亚）、斯皮尔（英国），等等。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东南亚、西亚各民族对印度的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看法与西方人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许多人对印度文化是敬仰的。例如，中国古代尤其是东汉以来，众多的求法僧连续不断地向西取经就说明了这一点。法显近六十岁还跋山涉水去佛国；唐玄奘为取真经，不顾禁令，越城出关，九死一生到天竺。又如，东南亚一些王朝的名字、国王的称谓，都取之于印度，有些王室甚至将自己的出身溯源到印度的神。我们还注意到，这诸多民族的学者们编纂了有关印度的众多典籍。亨利·伊利奥特和约翰·道生在《印度史学家所述的印度史》八卷本中，将往来印度的使者和游人们撰写的有关印度文明的情况，做了有用的选录和精辟的摘要，让我们能一瞥诸多珍贵的资料。年代更早、数量更多的有关印度的资料，则是中国呈现给世界的，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尤其是魏晋至宋，是中国研究梵文的高潮，唐玄奘成立了规模很大的翻译机构，甚至编出如《梵语千字经》等梵文字典。然而应该看到，东汉以来各代中国学者偏重的是佛学，注目的是寺院典籍，至于佛学以外的有关印度的知识常被忽略。法显、玄奘等只是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非深入而系统地对印度历代政治、经济、文物、典章制度等进行潜心研究。此外，西亚人留给我们的也大多是一些游记。

所以，中国学问僧的典籍、西亚人的记载，都是在某一时段或从某一方面记录和反映了印度的社会和文化。就印度学而言，这种全面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毕竟是近代兴起的，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而奠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