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印度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政治上，北印度由小邦林立到统一的政治国家；经济上，涌现出大量城镇，手工业和商业高度繁荣；意识形态上，印度人对吠陀信仰产生了怀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百家”，意指思想活跃，派别众多。佛教认为有96学派，耆那教认为有363派别。尽管学派繁杂，究其实质大体可分为三类：吠陀信仰；佛教和耆那教；异端与外道。

第一类派别中，尽管互有分歧，但都以吠陀为最高权威。四吠陀在历史上有过很大作用。五河时期，雅利安人以吠陀经维系了团结，征服了达萨人。恒河时期他们不断拓展，征服当地各群落居民，由部落成为国家，在此期间吠陀圣典一直是带领他们前进的旗帜。后来，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宗教和哲学思索的变化，旧的概念受到了冲击，新概念带来了活力。各种民间崇拜和信仰不断渗入传统。“吠陀不可更改”的观念越来越经不起冲击，适应环境的改变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古罗马史家库底乌斯的著作提到雅利安人对偶像的崇拜，这是至今能见到的有关崇拜偶像的最早历史记载。此时，大多数神祇已经人格化，形体、服饰、言行与人渐趋一致。这种神与人在形体上、性别上的趋同，必然导向偶像崇拜与庙宇建筑。《百道梵书》若隐若现地提到原始庙宇，史诗则明白无误地描述出供奉着众神的寺庙。

婆罗门教三相神的教义此时已显出雏形。雅利安人初入印度时，神祇众多但职责不明，如因陀罗是战神、风暴神、雷神、闪电神等。此时万神殿里的诸神，有三神威严日增，地位不断提高。“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尽管形式尚未完备，但已分别体现了“创造意志”、“济世慈爱”和“惩恶判决”。

六大哲学派别的形成，既可看到吠陀信仰内部斗争的激烈，又显示了争鸣的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成果。在印度人看来，“哲学”不仅是各哲学派别的理论，而且也代表宗教派别的主张。这六派哲学是：前思维派（弥曼差派）、后思维派（吠檀多派）、数论派、瑜珈派、正理派和胜论派。各派都以各自遵奉为经典的奥义书作为根据。其中前思维派和后思维派对印度以后的思想哲学的影响更大。

佛教和耆那教尽管都接受“业”与“轮回”两个基本概念，但都反对婆罗门教正统，否认吠陀权威，都反对种姓制度，都以更接近民众的俗语传教。两教的创始人都属刹帝利种姓，几乎同时在同地域（东印度）进行传教。

佛教的创立者本名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6年出生于尼泊尔南部靠近印度边境的迦毗罗卫的释迦部落，是酋长之子。他原本娶妻生子，生活无忧。当感悟到尘世快乐的虚渺无常时，他决心寻求解脱真谛。他29岁出家，35岁在菩提树下悟道，修道成佛后，称“牟尼”，所以叫释迦牟尼，意为释迦部落的“圣贤”。他也称“佛陀”，意为“获得正觉者”。

释迦牟尼第一次传教在萨尔纳特的鹿野苑，称为“初转法轮”，聆听者为最早的五名信徒。佛教教义总称“四缔八正道”。“缔”即“真理”，四缔为“苦、集、灭、道”。“苦缔”：人之受苦，总为有身；“集缔”：贪恋心招集众苦；“灭缔”：除灭贪欲，以为救世；“道缔”：通过八正道，可以救世。“八正道”取义于“尽离邪异故曰正，能达涅槃故曰道”，实际是八种修行的方法，即“正见”：见苦、集、灭、道四缔；“正思维”：思维而增长真智；“正语”：不作一切无礼之语；“正业”：除邪业，住于清净；“正命”：清净身、口、意三业，命顺正法；“正精进”：强修涅槃之道；“正念”：念正道，无邪道；“正定”：入于清净之禅定。释迦牟尼在45年间云游东印度各地，以俗语传教。80岁涅槃。

佛陀圆寂后，信徒们举行过四次结集。所谓结集，即会诵教法，信徒们召开集会并通过会诵，编集经典，确认这些内容是佛陀的教导。第一次结集是在佛陀的涅槃之年于摩揭陀旧都王舍城召开，有五百僧徒参加。主旨是佛陀涅槃了，倡导大家团结。大迦叶任司会者，由优波离诵出律，阿难诵出法。公元前380年，第二次结集在吠舍离城举行。佛教分出上座部和大众部，一般称二部十八派。大会决定编纂佛典。公元前250年，第三次结集在华氏城进行。这次结集由阿育王本人召开，十分隆重，著名的学问僧帝须·目楗连子也出席聚会。但小乘教派不承认此次结集。会后，阿育王派人四出传教，除了到缅甸等东南亚各地外，据说也派人去欧洲一些地区。结果仅对锡兰产生效果并在岛上生根，至今佛教为锡兰国教。公元120年，第四次结集在克什米尔举行，由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主持召开。此时佛教分成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所以小乘佛教仍不承认这次结集。

印度大乘佛教先入西域，后进中国，再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另外也通过海路进入东南亚。小乘佛教进入锡兰和东南亚，后来在缅甸和泰国生根。

原始佛教经典是以巴利文编纂的。佛陀开始传教用的是俗语中的摩揭陀方言，这方言也称巴利文。巴利文佛典分为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记载释迦牟尼的言行、政事，也记有一些大弟子的言行，经藏编成五个阿含部，意为五个圣教传统。律藏记载僧侣的戒律，应遵守的修行规则，以及佛寺的一般清规。论藏是论述佛法基本理论，带有哲学性质。原始佛典在第三次结集时已成文，带入锡兰。由于其南传，所以也称“南传”或“南藏”。

耆那的思想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流传，直到公元前6世纪，传教师大雄才使耆那思想定型。大雄或称摩哈维拉（筏驮摩那）出生于恒河中游的大城市吠舍离，年代比佛陀略早，也是刹帝利种姓出身。他三十岁弃绝家庭，以一个裸体苦行者的身份云游四方，寻求真理，最终得道，称“耆那”。“耆那”意为“胜者”，指对自己情欲的胜利。

大雄的传教局限在恒河流域，以后几个世纪耆那教传到西印度、北印度和南方的迈索尔地区。大雄倡导“七句义”为基本教理，“命、非命、漏、缚、戒、灭、解脱”。教理认为万物由命（灵魂）和非命（非灵魂）构成。命包括动与不动两类。能动的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不动的命存在于地、水、风、火四大元素中。非命包括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有形物质由原子及原子复合体构成，无形物质由时间、空间、运动状、静止状组成。人的行为对人的灵魂形成一种障碍，称为“漏”，使圆满的本性受到“缚”。须修行五誓戒以求解脱，即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淫邪和不恋尘世，并且不断苦行才能达到“灭”的境界，即清除旧业，阻绝新业，这样灵魂最终获得解脱。摩哈维拉以一种混合的俗语来传教，称半摩揭陀语。公元前528年，大雄以72岁高龄去世。

与释迦牟尼不同，大雄自称是第二十四个得道者，即二十四个“生命洪流中的摆渡人”的最后一人，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之前号称有二十三祖，各祖之间年代久远，长达几万年，以示“源远流长”。耆那教编有各祖师承袭的世系表，还赋予每位祖师不同的名称、色彩和旗帜。如第一祖阿底那陀或称勒舍婆那陀的吉祥色为金色，以公牛为旗帜；第六祖名波特马巴罗波，尚红色，标帜为红莲；第十九祖的名谓是摩利那陀，尚金色（天衣派）或尚蓝色（白衣派），旗帜为水罐；第二十三祖巴湿伐那陀，蓝色为其吉祥色，标帜是头上有七蛇盘绕并安坐在蟒身上。二十四祖摩哈维拉身为金色，以狮子为旗帜。其他各祖尚色各不相同，标帜也各异，但大多为动物，如猿猴、马、鹿、山羊、水牛、乌龟、公猪等，少数用雷电、新月等。

公元前4世纪末，因闹饥荒，耆那教一部分信徒南迁迈索尔，留守的一部分在华氏城举行结集。于是耆那教教义得到整理和记录。当南迁的耆那教徒回归北方时，他们拒绝承认已制订的这些教典，便另立一派，因他们穿白袍，所以被称为“白衣派”，以示与“天衣派”的区别。“天衣派”模仿大雄的做法，不受衣帽桎梏，完全裸体。至公元1世纪时，耆那教正式分裂为两个宗派。公元5世纪，另一次结集在伐拉毗召开，最重要的教典大分经十二部（“十二安伽”）等在公元454年由德维迪伽尼最后编纂成文。这次是天衣派提出了疑义，因此整理出的宗教文献只得到白衣派的认可。

异端和外道与前两类不同，吠陀信仰、佛教和耆那教都有大量文献，异端和外道的典籍极少。他们大多通过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典籍才为人所知。婆罗门把那些不是佛教和耆那教教徒、但反对吠陀的人，都称为异端。《莲花往世书》记：“持异端者佩带与吠陀经规定相反的标记，如佩带颅骨，还有蓄乱发、穿树皮等。”“异端是尚未进入生命第三界，从事吠陀经尚未认可的种种仪式的人。”

佛教把不信佛、又非婆罗门教的各种宗教称为外道。《长阿含经》斥责外道，称外道有三十六种，其中经常提到的有两种：顺世外道和邪命外道。“顺世”即随世人追名逐利，大多是无神论教派，如斫罗婆迦宣传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土所造，最终归回到尘土。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认为人由四种元素组成，去世时土、水、火、气各归原位，而观念消失在空中，因此傻子和智者同样消灭。邪命外道也称阿什斐迦教，由果萨罗创立。“邪命”相对佛教八正道中“正命”而言，是谓“邪的道理”。其教义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他们认为命运控制了每个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动，并且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该教派的僧侣们相信他们命中注定的工作就是苦行主义。《杂阿含经》记：“彼自害者，或拔发，或拔须。或常立举手，或蹲地或卧棘刺上，或卧竿上，或板上，或牛屎涂地而卧其上，或一足而立，身随日转，如是众苦精勤有行。”唐玄奘看到：“外道修苦行者，于河中立高柱，日将旦也，便即升之。一手一足，执柱端，一手一足，虚悬外伸，临空不屈。延颈张目，视日右转。”“或数十年未尝懈息。”

印度的“百家争鸣”以佛教和耆那教占上风而告终，两教的信徒迅速增加。大雄去世时，耆那教徒遍及北印度。佛教的势头更猛，甚至对于吠陀信仰一度有后来居上的味道。另外，从统治者对两教的态度也说明它们的迅速崛起。摩揭陀王国的前两任国王频毗娑罗和阿阇世都是佛教和耆那教的庇护者，而且佛典和耆那教经籍都说这两王信仰本教。佛经记载，频毗娑罗曾不远千里，驱车前往释迦牟尼修行的圣地，恳请与佛陀面谈。并且“下车摘下宝冠，解去佩剑，收起伞，脱掉鞋子，双手作拱而进。进得屋来，五体投地跪拜在佛陀前”。阿阇世弑父即位后，感到内疚，但他不是去婆罗门教，而是去佛陀那儿悔过。在拜见之前，阿阇世也脱掉“五威仪”（即冠、伞、佩剑、鞋和白毛拂子），以示对释迦牟尼敬崇。尸修那伽王更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的第二次结集就是在他的赞助下举行的。

乌陀耶是阿阇世的儿子，他是耆那教的笃诚信徒，曾在华氏城中心建造雄伟美丽的耆那教寺庙。以后，孔雀王朝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在晚年时脱离王位，出家为耆那教苦行者，并遵守耆那教的传统方式，以活活饿死的极端行为结束了自己的余生。

作者点评：

印度的宗教实际上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交织在一起，它的外延比一般宗教概念的范畴要大得多。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百家争鸣”，看似是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中的斗争，实际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延续。

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使得原有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于此时一些非婆罗门种姓，尤其是刹帝利种姓和从事手工业的吠舍种姓已将商业掌握在手中，因此经济上具有相当强的实力，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仍然遭到婆罗门种姓的排斥，双方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同样，城市中心的行会的头头们，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当地的生产和贸易，但由于种姓的问题，社会法规否认他们应有的声望和地位。种姓制度的根源是吠陀信仰的婆罗门教，因此他们反对吠陀信仰，要求脱离婆罗门教。他们的这种不满就表现在加入异端教派，在当时尤其踊跃皈依佛教。从另一角度来看，佛教和耆那教经常从城市群众中、从低级种姓中获得力量，这些阶层要求平等、要求地位的社会内容，就成为它们宗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商人阶层在经济上占有支配地位，但政治上的控制权执掌在凭借吠陀信仰才得以高贵的上等种姓手中时，佛教和耆那教就代表他们对婆罗门教作出了回答。

这种宗教与政治和经济的紧密性，不仅表现为宗教斗争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延续，而且这种激烈的宗教变革（百家争鸣）对印度以后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很大影响。

例如，耆那教强调不杀生到了极端的地步，耆那教徒在行走时戴上薄沙面罩，捂住口鼻，以防偶然吸进微小的虫子而把它们杀死。这种极端也阻止了他们从事农耕，因为耕耘会杀死田里的生物。而且，耆那教教义有戒私财条规，尤其鄙视持有土地者，于是耆那教徒纷纷脱离农田。他们为了生计，选择从事商业和贸易，从事不危及生物性命的手工业。这样，耆那教逐渐与城市的扩展联系在一起，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西海岸海运贸易发达，耆那教徒是主力，他们出资、载货，航行远洋。在以后的朝代中，许多耆那教徒成了富甲一方的商贾。现代印度的一些大财团，如塔塔财团等，其祖上有着深深的耆那教的烙印。

顺便说及，鉴于印度宗教的特性，“僧士”阶层值得注意，如同中国的儒士、日本的武士在各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一样，僧士在印度历史的进程中，在印度文化的创立、传承和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rQZDFm4CuvcaXe611gCKt7fb8x9vBbOZrZUgazGlAWvYIZoeeTdAH+Pjb7DDB5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