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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伊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其爆发的突然性和影响的深远性令世界震惊，而20世纪将逝21世纪来临前的苏联败亡又以其解体的瞬息骤降和后果的变幻莫测让全球动荡。一个国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如此深刻的变化，尤其这一变化是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沉降为主要标志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无先例的。20世纪也就因为这种起始和将逝而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独特的里程碑，它会让我们这代人和我们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断地对这震惊和动荡的岁月回忆、议论、思索，会让人们或伏案沉思，下笔千言，或慷慨悲歌，击节长叹……
对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说最初是由苏联人自己作出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对这个国家最权威的，因而也是唯一的解说。尽管大千世界里有着对苏联历史进程的多种多样、多色彩、多元论的记述，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苏联的认识和对苏联历史的解读的唯一源泉就是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那个“以苏联为师”、“向苏联一边倒”的火红年代，这是一种经典的革命解读，是一种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当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一系列当年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隐去的历史，被社会主义神圣光环所遮掩的历史，在世人面前显露了真实的面貌。因此，人们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存疑就出现了并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其后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而增多和深化。
在当今的俄罗斯，对于苏联历史的解读和对于苏联解体的总结，论著连篇，观点百出。在数以百千计的，并且结论如水火般相异的论著中，却有两个几乎相同的特点：一是都以苏联解密档案为其基础，尽管不同的人会对相同的档案作出不同的解说，尽管会对同一问题运用不同的档案资料加以分析；二是都以对斯大林的评价为核心作为标志来评价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反对斯大林者，把苏联历史说得一团糟，拥护斯大林者，把苏联历史说得美妙无比。不过，所有这些论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是几乎远不可及的东西，没有多少人能去接触到它们，更不用说去认真地阅读了。
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自己对苏联史的解读和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随之出现了新的趋势。这新趋势的特点有如下几点：一是，根据我们所能接触到和利用到的苏联解密档案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专题论文和专题论著，一些多卷本的《苏联史》也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之中；二是，对俄罗斯当今解密和出版的苏联档案加以引进并解读，而这种引进和解读使更多的读者对苏联的历史真相有了深层次的了解；三是，翻译出版了一两本《苏联史》或者叫《二十世纪俄国史》的论著，但在这种引进出版物中却带有引进出版者自身的强烈政治色彩。和俄罗斯的情况几乎一样（只不过我们的这种对立色彩更浓烈一些），我们的苏联史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在引进和利用俄罗斯的论著时也有这样的趋势：赞成斯大林路线者，引进和利用的大多是俄罗斯赞成斯大林路线者的论著，批评斯大林路线者，引进和利用的大多是俄罗斯批评斯大林路线者的论著。然而，把某种版本的论著看作是俄罗斯当今惟一的、统一的，甚至是官方的对苏联史和苏联解体的解读和看法，这显然是有误差的，或者说是有某种偏见的。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本我国苏联史研究者个人的、表述自己意见和成果的一卷本《苏联史》。这种情况是与我们有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和读者都对苏联有着特殊关注这种情况不相符合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即使他们对苏联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也不可能去博览群书，也不可能埋头于浩瀚的文字中去寻求他们需要的答案。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一个急思、急辨、急解的岁月之中，因此，一本书的作用要远比多卷本书的作用来得更直接、更实际、更有效。我之所以强调“一卷本”《苏联史》，是因为我有种切身的体会。近年来，我在一些大学讲授苏联史和俄罗斯当代问题，我所碰到的最特出的问题是，听讲者对苏联历史的了解少得可怜。例如，谈十月革命，只知道列宁和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干什么却不知道。如果说，十月革命中还有个不应被忘却的人———托洛茨基，那就得从头讲起。所以，听讲者和他们的老师都常常感叹：“要有一本苏联史就好了！”最近连续3年，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了两门课程———《历史进程中的俄罗斯文化》和《当代俄罗斯》。听讲者人众，但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什么人？什么事？为什么？怎么来的？结果怎样？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所以，学生们常问：“能有一本苏联史的参考书吗？”
于是，能有一本一卷本的苏联史的想法就越来越经常地萦绕于我的心头。终于有一天，当我自认为可以来写一本一卷本的苏联史时，我首先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按照我过去自己读过、利用过和写过的苏联史的写法来写我的一卷本苏联史。考虑再三，我认为不行。原因很简单，一是，曾经有过的苏联史大都是“指令计划”的结果，都是主编制下的“集体创作”，作者们陈述的不一定是自己的意见，但一定要传达自上而下的既定观点。二是，因此，历史的陈述不是以事实为主线，而是以论述为主线，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人们之所以需要历史，是因为需要既定的结论，或者说所需要的是符合某些政策的理论。三是，历史舞台上的中心人物不是那些曾经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人物，而是被精选出来的人物，是那些得到陈述历史的人所承认和肯定的人物，而那些不被承认和肯定的人物则被注销于正史之外。历史成了不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历史成了一张张宣传画，一连串的鼓动口号。
因此，我想，首先，这个一卷本苏联史应该写出我所了解的苏联历史、我对苏联进程的看法、我几十年来在苏联历史研究上的成果与心得。总之，我想写我自己想说的话、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和自己已经得出的某些结论。其次，我历来有个想法，所谓历史首先就是人和事，所谓历史学，首先不是理论，而是史实。没有人和事件，就没有历史；没有史实，所有的理论都会苍白无力。再次，对历史的陈述不能做“八股”文章，不能采用“结论在先＋实例补充＋语录引用＋尾声套话”的模式。历史的鲜活就在于历史人物的鲜活和历史事件的鲜活，在于历史本身的鲜活。
因为是一卷本苏联史，所以不可能将苏联74年进程中的所有事件和所有人物都罗列出来，因此必须摘其要者，所谓要者，就是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陈述历史时必不可少的。而这些事件就有“光明面”和“阴暗面”，而人物就有领袖和英雄与敌人和坏蛋之别。由于只写“光明面”、领袖和英雄，忌讳“阴暗面”、敌人和坏蛋，苏联历史就显得单薄、支离破碎，甚至矫揉造作，从而使“光明面”不见其耀眼的光芒，领袖和英雄不见其睿智和伟大。因此，二分法而非单打一成了这本一卷本苏联史的主要写作方法。
历史本身就是五光十色、精彩绝伦的进程。枯燥两字是永远和历史绝缘的。恢复历史本身的色彩和精彩应是每个为历史作传的人该做的事。而74年苏联历史的色彩和精彩在世界现代史上也是少见的。因此，“八股”文章和套话不可能使这74年的历史有色彩和精彩。我在这本一卷本苏联史中追求的是怎样把话说得让读者明白、易懂并感兴趣。至于说，读者能对书中的文字表示欣赏，那就不是我所奢望的了。
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这本一卷本苏联史的写作方法和全书的结构：一是全书以陈述历史事实为主线，当年的事件是怎样的，就怎样陈述。原本和真实是追求的惟一目的。在陈述中基本上不表述我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在每章的篇末附加了一个“作者点评”，在这个点评里，我就该章的某个问题表述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交流。点评的文字有长有短，但大都在1 500字左右。正文的文字也是有长又短，没有了那种按章、按节、按目平均文字的痕迹。
二是，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被隐去、被忽略的事件和人物恢复了过来。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些事件和人物被隐去和被忽略正是因为它们和他们的重要性。比如说，苏联土地上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积月累的问题、领导人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危害、苏联生活的真实状况，等等。
三是，全书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作为思考和写作的基础。最近十几年来，我有幸有不少机会接触到苏联解密档案。最早是我和沈志华先生在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立了一个《苏联解密档案》的课题项目，我们曾两次去俄罗斯收集这些档案，回国后组织翻译（这个原本是所的项目，后来因为种种难以解释的原因转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项目，一系列领导人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旋即退出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我个人对苏联解密档案的追索和查询却从此没有中断过，这也成了我今日能写成这本一卷本苏联史的最坚实的基础。
虽然有上述追求，我自己也是尽力要写得富有色彩和精彩，但我毕竟如一些评者所说的是“学院派”出身，以及其他种种政治、社会原因，所以我仍不能完全摆脱习惯的“八股”文章之风，还不能自由地去体现这种色彩和精彩。所以，当这本书即将付印，我重读书稿时，有时也不免为书中的新旧杂陈、色彩与灰暗的并列，精彩与平庸的较劲而汗颜。因此，我想说的是，这毕竟是一本我个人的俄罗斯通史———苏联史，它的不完善、缺点误差肯定是会有的。哪个学者敢说自己的著作没有任何“硬伤”呢？我更不敢说。但愿识者、长者、智者匡正之。
我的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学生、读者看的，是我完成的对他们写一本一卷本苏联史的许诺。我希望他们能从我这本书中对逝去的苏联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和认识。年轻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过去，对苏联有个较为清楚的了解，这对于我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协作关系，对于中俄两国世代的友好交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我的这本书只是对这个伟业的一点几乎微不足道的工作。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我的同行们的，他们会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思考和创作的闪光之点，当然，也毋庸置疑地会找到与我争辩的材料，如果为真理而能平等地对簿于学堂之上，宽容地争端于纸墨笔砚之间，这对于一个学者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了。我希望着，我也期待着。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没有像一般论著那样详细地作引文的注释，只是将我引用过的档案资料集、文集和论著的目录列述于书末。我历来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无论巨著还是短篇都没有必要连篇累牍地作引文的注释。现在，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那些中外文混杂的注。说来也羞愧，我自己就不大去读这些注，我也从不以这些注来评说这些文章和专著的高质量或低水平。现在，有些论著的注释比论著本身还要长，让人看来不免有夸耀知识渊博和阅读过众之嫌。不过，这些话可能触犯了某些神圣的法则和权威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对我在本书中使用过资料的有关作者和编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是站在这些大家的肩上不绝往上攀登的后来者。
《俄罗斯通史（1917—1991）》只是《俄罗斯通史》的一部分，当还应有《俄罗斯通史（远古至1917）》和《俄罗斯通史（1991—2011）》部分。我努力着，我期望着有一天也能与读者见面。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这本《俄罗斯通史》是我一人的力量完成的，我实在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也来独立完成更多的学术著作。我们不应听一个声音，还应听多种声音。只有个人创作的繁荣，才会有集体创作的辉煌与传世。但愿如此！
闻 一
2013年3月于北京南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