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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工业领域里的“赤卫队进攻”同样热火朝天。国有化的进程席卷了所有的中型企业，在1920年年初，中型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到了1920年的秋天，迅猛的国有化进程涉及了一部分小企业———有一名雇工的企业约3 500个，有两名雇工的约3 500个，有3—5名雇工的约4 900个，有6—10名雇工的约3 700个。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将小型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将全部企业由国家包下来，为国家的任务进行生产。这时，工业的国有化进程是和工业的军事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3以上的国有化大企业直属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和管理，主要从事于军火和军事物资的生产。国有化企业的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动员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的企业在1918年为1 500个，而在1920年就增加到2 500个。除了专门的军工企业外，大批的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煤矿、纺织、制服等企业都成了事实上的军工生产工厂。为此，在原材料和产品的供应和销售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所有的军工企业全部集中由国家直接管理和监控。工业企业集中全部力量生产军火和军事物资时，就开始形成一种初步的军事工业生产系统。到国内战争的结束阶段，军事工业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生产部门，直接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总管理局，其中有火炮工厂中央管理局，联合航空工厂总管理局等。到1921年1月1日，军事工业总管理局下属就有62家企业，约13万名工人。这些企业成了未来苏联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的基础和骨干。
国内战争是无情的，列宁对军工生产的要求也是无情的。他早就要求大企业无条件地服从统一的意志，强调在遵守劳动的铁的纪律的同时，要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个人的意志。1920年3月31日，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更是强化了这种服从。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他说：“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他还说：“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和平经济建设问题上，独裁问题上和个人管理问题上。”所以，列宁对反对个人管理，反对总管理局和一长制的任何提议，说这些已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加以肯定的做法和制度遭到怀疑是“令人痛心的事实”。所以，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全国推行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的决议。到1920年年底，全国80％以上的企业都实行了一长制。
“彻底完成工业和交换的国有化”是列宁的基本想法。这种交换国有化是要通过消费合作社的国有化来进行的。而列宁所主张的消费合作社的国有化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国有化”，即将所有公民的所有消费都由国家包下来。在余粮征集制的执行和军工生产迅猛扩大的进程中，消费的国有化也在跳着假面舞会。这种国有化体现为，一是有组织地分配产品，就是不通过任何中间渠道，不通过任何商业机构，由国家来向居民直接分配农产品和工业必需品。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里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这是一种极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分配，最早实行这种统一分配的只是粮食和饲料，后来是肉类和土豆，最后扩大到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上。这种分配标准是维持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在产粮省份是一磅半左右（但国家只能供应50％左右），在缺粮省份（包括莫斯科）是一磅多一点（国家平均只能供应40％左右）。从1919年中旬开始，人民委员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和规定，从照明，供水，煤气，房租，电报电话直至因公出差的以及工人上下班和就餐的费用，都由国家来支付。同时，取消以货币来结算，改用统一的划拨清算办法。国家对居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实发所需”，一切物品，粮食，生活必需品，燃料，甚至一切公用事业费用都免费。1920年5月26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甚至还公布了一个配给标准，规定每个工人和职员每月可得到1磅咖啡，1磅半糖，3磅淀粉类食品，2磅点心制品，750支香烟，10盒火柴（此外，每年还供应7．5—10阿尔申棉布）。物价的飞涨使货币贬值到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步。
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不仅货币、而且银行和贸易都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和作用。1920年1月，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用实物结算来代替货币结算，随后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撤销银行的法令。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就愈来愈强化，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就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工资的发放上。工资按照平均主义原则，以实物来发放，实物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产品只能由国家来征收，并以向农民提供远远不等价的工业品作补偿。完全禁止集市买卖，取缔私商和私人贸易。1920年9月，莫斯科最大的集市———苏哈列夫卡市场被取缔，随后全国各地的集市买卖都被查禁。城市居民不得不悄悄去农村用口袋背粮食回来，于是“背口袋”活动盛行起来，“背口袋的人”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人。一开始，这种背口袋的行为曾得到李可夫的支持，并制定了背口袋的限额数量：每个“背口袋的人”每次背进城里的粮食和食品的限量是：不得超过8公斤食品（其中包括不得超过4公斤烤面包），2公斤肉，0．8公斤油。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供应城市的粮食约有一半是由“背口袋的人”运进城里的。但是，这一政策随后被否决，政府机构组织各种征粮队，在车站、码头、路口进行搜查和拦击，严厉打击走私、贩运和背口袋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企业中劳动纪律的松弛，最终出现了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最严重时期。国家不得不实行所有有劳动能力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规定从16—50岁的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违反纪律现象的惩处和镇压。在1919年年底，这种普遍劳动义务制就体现为“共产主义星期六”。列宁这样说：“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1920年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规定所有居民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不劳动者将交付革命法庭审判。2月5日，又成立了以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全国普遍劳动义务制总委员会。普遍劳动义务制就从最早的对有产者的强制转为对所有居民的强制，劳动义务制成了普遍的劳动强迫制度。
供应上的绝对统一，分配上的绝对统一，管理上的绝对集中，思想上的绝对集中，行动上的绝对命令，执行上的绝对无情，这一系列逐步执行并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措施，就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这个“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粮食极度匮乏、工厂几乎瘫痪、社会处于饥荒和动荡状态下，保证了前线士兵和作战的需要，并最终使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这个“战时共产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农业和农民，是用剥夺的而不是生产的办法取得“余粮”的，农村的“余粮”很快告竭，在一时的粮食征集量增加之后，就是不可遏制的下降，1920—1921年的只有2亿普特（3．35亿公担）。农业生产遭到灾难性破坏，1920年农产品的总产值只有1913年的65％，农村有2 000公顷土地荒芜。国家再次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物资短缺现象，粮食、衣服、鞋靴、肥皂、盐、火柴、煤油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城市居民每天的粮食供应量下降到100克。1920—1921年的歉收和饥荒使这局势进一步恶化，苏维埃俄国再次面临危机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