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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从十月革命后实际上就开始的国内战争首先是从顿河地区发起的。在1917年12月初，卡列金在顿河地区成立了名为“顿河国民会议”的“全俄政府”后，反叛的哥萨克军队和被杜鹤宁释放后跑到这里来的科尔尼洛夫将军领导的志愿军成为苏维埃政府的最初的内战对手。但是，由于卡列金是为了顿河地区的独立，科尔尼洛夫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全俄政府”，因此双方意见分歧，在作战行动上自为号令。所以，他们很快就被红军所击溃。卡列金在兵败后自杀，而科尔尼洛夫也在1918年4月率军攻打叶卡捷林诺达尔时被炮弹炸死，随后阿列克谢耶夫也死去，志愿军由邓尼金将军指挥。到1918年1月，邓尼金的军队在控制了顿河地区的库班和北高加索后，宣布自己是“俄国南方武装力量总司令”。
苏维埃政权之初的国内战争从1918年春天持续到1920年，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反苏维埃政权力量的军事行动、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农民的骚乱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这时，战争主要是在三条战线上进行的。第一条战线是北方战线。1918年3月上旬，英国和法国的部队先后乘巡洋舰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港登陆，开始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行动。5月，美国士兵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士兵也在这里登陆。
第二条战线是东方战线。4月5日，日本军队借口自己的商人被杀，在东部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随后英国军队也在此登陆。在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管理中东铁路的霍尔瓦托夫将军在哈尔滨组成政府，自称“俄罗斯临时最高执政”，并移驻符拉迪沃斯托克。1918年1月，在西伯利亚有人数为45 000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他们归属法国统帅部指挥。按照苏维埃政府和协约国的协议，这个军团应经远东撤回到法国去。但是，当地红军试图解除这个军团的武装，于是军团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从5月25—26日夜间起，该军团部队控制了从俄国中部平扎至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占领了包括托木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平扎和萨马拉在内的一系列西西伯利亚的城市。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严重影响了苏维埃政府的局势，到7月初，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叛乱和骚乱蔓延至伏尔加河的中下游的城市：雅罗斯拉夫尔、雷宾斯克、木罗姆和萨马拉等地。
第三条战线是南方战线。4月13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叶卡捷林诺达尔城下被炮弹炸死后，他的军队由邓尼金将军接替指挥。4月17日，在诺沃切尔卡斯克，曾在彼得格勒城下被捕获过的克拉斯诺夫将军组成了顿河哥萨克军。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联合起来，向库班进军。德国军队攻占克里米亚，进抵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
1918年7月2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大规模武装干涉苏俄。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阿尔罕格尔斯克，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大举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而在南方，英国和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巴库。苏维埃俄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按照《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在农村进行分地工作。进行重分的土地不仅有地主和寺院的，而且还有大量的属于富裕农民的土地（约5 000万公顷，占富裕农民土地总数的60％以上），甚至还有部分中农的土地也被拿来重分，这就造成了重分土地中的不满情绪和对抗行为。为了重分土地，还在农村组织了贫农委员会，这就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苏维埃流于形式，实际上也就在农村形成了贫农委员会和苏维埃两个政权的存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国内战争的局势更为严重。
列宁承认局势十分危险，他说：“德国要扼杀我们，日本向我们进攻。”5月8日，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命令建立“全俄总司令部”。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志愿兵役，恢复强制兵役制。7月，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吸收旧军官入伍的决议。8月19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联合所有的武装力量，使之置于军事人民委员部的统一领导之下。这一系列措施使苏维埃政府的军队迅速增加（到1918年年底，军队人数达到了72．5万人），但是，在1918年夏秋之交，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全国3／4的国土被国内外武装所占领，主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材料产地均丧失。全国生产军事装备的5 400家工厂中有3 500家位于敌人的占领区中。11月，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自称“俄罗斯最高执政”。
而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则发生了一系列暗杀事件：7月6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被暗杀。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负责人乌里茨基被杀。列宁在莫斯科米赫尔逊工厂演讲后遭枪击。为了对付这种内外受敌的局面，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和军事行动。在此背景下，作为对一系列暗杀事件的回应，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叛乱”罪名遭镇压。一件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在1918年春国内局势极为危险的时刻，沙皇一家被从托博尔斯克市转移到了叶卡捷林堡，幽禁在商人伊帕季耶夫家中。1918年7月6—17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被枪杀在地下室中，尸体被运至城郊的一处矿井中焚毁并灭迹。当时任叶卡捷林堡州苏维埃主席的贝科夫记述了执行死刑时的情况：“人们要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从他们居住的楼上到一楼下的半地下室来。约在晚上10时，罗曼诺夫全家，即前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他们的儿子阿历克谢，女儿们，家庭医生鲍特金，皇子的仆人和留在皇室身边的过去的仆人，他们都穿着睡觉前穿的衣服下到了地下室。命令他们朝地下室的一面墙站立。乌拉尔苏维埃的正式代表，看守这所房子的长官宣读了死刑判决书，随后补充说，不要存任何希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突然的宣告令犯人们目瞪口呆，只有沙皇来得及说了句话：‘难道真的谁也不想来救我们吗……’随后，他们被用手枪枪杀。约夜里1时，死刑犯的尸体被运送到离上伊塞茨克工厂和帕尔金诺村不远的森林中的一个荒僻的地方，准备第二天在那里焚烧。顺便说一下，尽管死刑是在市中心执行的，但是谁也没有听到枪声。所以听不到枪声，是因为有一辆载重汽车的发动机一直在发动，它是在执行死刑期间开到这所房子面前的。甚至连外面卫队的卫兵都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后两天他们还像往常一样在那里巡逻。”
7月17日，乌拉尔苏维埃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别洛波罗多夫就沙皇一家的被杀，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哥尔布诺夫发去一封密码电报：“请转告斯维尔德洛夫，全家遭遇了和头儿一样的命运。官方的说法是，家属在撤离时死亡。”7月1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宣告：“我们得到报告，在叶卡捷林堡根据州苏维埃的决定，尼古拉二世被处死。尼古拉想逃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正在接近这座城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赞同这一措施。”随后，该次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在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杀后的第六天，乌拉尔州苏维埃主席团公布了下述决议，全文如下：“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匪帮正在威胁红色乌拉尔的首府叶卡捷林堡；鉴于当过皇帝的刽子手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判（刚刚发现了白匪军企图抢走罗曼诺夫全家的阴谋），州苏维埃主席团为了执行人民的意志决议如下：枪决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他对人民犯了无数的血腥罪行。州苏维埃主席团的这一决议已经于16—17日夜间执行。罗曼诺夫的家属已经从叶卡捷林堡转移至另一个更为可靠的地方。”
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将苏维埃共和国变为军营》的决议。9月4日，枪决了被指控为暗杀列宁的卡普兰。9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决定枪杀参与阴谋和骚乱的一切人员并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关押于集中营。在苏维埃俄国的土地上，红色恐怖以“剑与火”的声威全力推进。
9月6日，成立以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了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位，由远东线司令员瓦采齐斯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各个战线的指挥官，苏维埃军队的发展和进军遏止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并收复了一些失地。在辛比尔斯克被收复后，列宁极其兴奋地给负责此次行动的第一集团军发去电报说：“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力量骤增。”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2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第二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1月18日，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宣布自己是“俄罗斯国家的最高执政”和“最高统帅”。1919年初春协约国干涉军队和高尔察克、邓尼金及尤登尼奇的军队联合起来，向苏维埃军队发起强大进攻。东线，红军与高尔察克的部队进行激战。北线，尤登尼奇指挥的军队向彼得格勒进发。高尔察克试图和尤登尼奇的军队联合起来，随即任命尤登尼奇为俄罗斯西北白军指挥官。尤登尼奇的军队朝彼得格勒气势汹汹而来。列宁在4月10日呼吁支援东线，要求彼得格勒的工人为全国作出榜样。最后，彼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协约国组织的第一次联合进攻以失败而告终。6月，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继从俄罗斯北部撤出自己的军队。
1919年成为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决定性的一年。1919年夏天，南方的邓尼金在英美的财力、物力和军事装备的支持下，向苏维埃俄国的军队发起进攻。邓尼金一度夺得黑海沿岸和南部的许多城市，并和乌克兰的彼得留拉率领的军队组合在一起，占领了基辅，并向莫斯科逼进。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亲自到南线视察，了解红军溃败的原因，并向列宁作了汇报。一是，邓尼金的军队太强大；二是红军中的逃兵大量出现，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征兵，躲进森林，沦为绿匪，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三是，在南方地区，尤其在乌克兰，游击习气的发展，“每一队农民都拿起武器，推选自己的阿塔曼或‘父亲’，在当地建立政权。他们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每一个父亲都认为自己是当地的阿塔曼，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用不着考虑中央采取的措施。”7月上旬，俄共（布）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局势，得出的结论是：“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列宁号召“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俄共（布）中央随即在动员群众、处置逃兵、征召党员入伍、调整前线的军事指挥官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从9月中旬到12月中旬，红军挺进550公里，解放了被邓尼金军队控制的543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尼金的军队中有61 000人被红军俘虏，他的进攻被击溃，残部逃至黑海沿岸地区。与此同时，红军在北线将尤登尼奇的军队赶到了爱沙尼亚境内，在东线继续追击高尔察克军队。1920年1月4日，高尔察克宣布将自己的“最高执政”让给邓尼金。7日，红军攻占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5日，高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印诺肯齐耶夫斯克）被捕。2月7日，伊尔库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将高尔察克枪毙。
邓尼金继任“最高执政”后，将军们并不承认他的权威，尤其是弗兰格尔将军。1920年4月初，邓尼金在自己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领袖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已经垮掉。我已经没有力量来指挥军队。我建议军事委员会选出一个合适的人来，我将把政权和指挥权移交给他。”4月4日，邓尼金将权力移交给弗兰格尔，自己则跑到国外去了。
皮尔苏茨基（中）在视察军队
在这期间，苏维埃俄国和波兰因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了一场战争。由于“布列斯特和约”，波兰丧失了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控制权。于1918年11月执掌了波兰国家最高权力的皮尔苏茨基十分不满意大国的这种安排。1920年4月17日，皮尔苏茨基下令进军基辅，并宣布承认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最高政权”。这激怒了列宁，他指责波兰的军事行动是在法国、英国和整个协约国的操纵下“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新的尝试”。他这样说：“波兰的进攻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的残片。”4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仅向工人和士兵，而且向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呼吁：绝不允许波兰地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俄罗斯人民。列宁断言：“只要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且作出了一切牺牲，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于是，苏俄红军兵发西线，苏俄—波兰战争爆发。为了这场战争，那些被视为“敌对力量”的沙俄军官重新披挂上阵，走上了苏波战争的前线。时年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此时正“赋闲”在家，有他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信件为证：“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我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闲待了近3个星期，而无事可做已有2个月。我既不能搞清迟迟不作安排的原因，又得不到新的任命。我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指挥过各个集团军，如果多少有一点功劳的话，那么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于是，他适逢其时，担当了苏俄—波兰战争前线的指挥员。
5月6日，波兰军队攻占了基辅。苏维埃俄国的西南方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也就在这时，斯大林奉命来到西南前线。5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发表《波兰战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和波兰的战争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并向波兰人民呼吁：变自己的国家为社会主义共和国。
7月，苏俄的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节节胜利，最后集结于俄波边境。也就在这时，协约国出面调停。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维埃政府，要求停止对波兰的进攻并和弗兰格尔进行和谈。照会中提出了苏俄—波兰战争的一条临时停火线：从北部的格罗德诺往比亚韦斯托克的东部，经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再沿布格河南下，至索科维普热梅希尔，向前延伸至喀尔巴阡山北麓，附带条件是将加利西亚割让给苏维埃俄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寇松线”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边界线。
但是，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乘胜越过波兰的边境是苏维埃的利益所在，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在下令兵发波兰的同时，组建了一个长期生活在俄国的波兰人马尔赫列夫斯基为首的“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红军攻下华沙后，该委员会能立即行使波兰国家的最高权力。早在1920年7月2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我们的刀尖上携带着给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前进！向华沙！向柏林！”苏俄军队终于逼近华沙，以为可一举夺城。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像列宁所许诺的那样取得胜利，而是苏俄军队最终兵败华沙城下。
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和波兰政府进行和谈。而事实上，双方都借和谈来争取新的时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苏俄与波兰的和谈于8月中旬开始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进行，但是，以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为首的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却不耐烦这种谈判。8月20日，他们在签署的第1847号命令中说，波兰和谈代表团完全由间谍和反间谍人员组成，和约只能在“白色波兰的废墟上”签订。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随即作出决定，取消了这份命令：“最严厉谴责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行为，因为他们擅自发布了一项极不妥当的命令，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对于和谈，列宁不仅不认为是苏维埃政府的失败，而且认为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上的胜利。9月22日，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这样说：“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极其困难的局面，决不表明我们已经完全失败。我们使那些认为我们软弱无力的外交家的盘算完全落空，我们证明了波兰不能战胜我们，而我们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难战胜波兰。其次，即使现在我们也还占领着他们上百俄里的地区。最后，我军向华沙的挺进对西欧和整个世界形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打乱了相互争斗着的国内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对比关系”，“对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形象地说：“我军逼近华沙城下，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在准备和波兰的“冬季战局”。列宁说：“如果我们注定要打这场冬季战局，那么，尽管我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们无疑一定会胜利的。”
1920年10月，苏波战争的结果是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接受了《里加和约》。10月12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与波兰开始另一轮和谈，并就和约文本达成了协议。1921年3月18日，《里加和约》正式签订。根据这一条约，苏波的边界将以“寇松线”来划分，并且还要将“寇松线”以东1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波兰，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从此，在其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属波兰管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将沙皇政府从波兰抢走的文物珍品归还波兰，并在一年内向波兰支付3 000万金卢布。
对这个和约，列宁在1920年10月15日一次讲话中认为和约的签订是苏维埃的胜利，他说：“可是我们签订了和约，条件却比较有利。这又一次向大家证明，苏维埃政权建议缔结和约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声明，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提出了对我们比较不利的和约，而结果却签订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和约。”
在进行与波兰的战争时，弗兰格尔从克里米亚发起进攻，进军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苏俄波兰战争结束后，红军集中主力和弗兰格尔作战，弗兰格尔的进攻也最后被击退。1920年11月13日，红军攻占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14日，弗兰格尔乘法国船只逃离辛菲罗波尔。17日，红军攻占雅尔塔，弗兰格尔的残部从克里米亚逃往土耳其。至此，国内战争事实上基本结束。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真正确立起来，一系列民族地区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4月6日，在西伯利亚建立了远东共和国。4月28日，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9月，成立了布哈尔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2月2日，成立了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3月，成立了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
作者点评：
结束战争和进行战争是苏维埃政权初年的决定一切的活动。对于列宁来讲，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进行战争都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暂时的受辱，暂时的忍气吞声，暂时的后退，都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强大，都是为了未来的胜利，都是为了更长久的荣誉和辉煌。
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结束战争的典型做法。签订和约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手段，而和约本身并不是签约的目的。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首先是因为列宁把和约视为获得喘息的惟一机会，而这时苏维埃俄国的惟一出路就是喘息。有喘息，就有生的希望，就有存在下去的希望，就有发展的希望。列宁嘲笑那种临死还手握利剑、高喊战争才是光荣的小贵族姿态。他说：“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喘息，战争，再喘息，再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所以说和约并不是目的，还在于列宁并没有把和约视为一定非要执行的东西。签订和约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因此和约可以视苏维埃政权的需要或执行或废弃。一旦苏维埃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喘息的时机就将结束，和约就将被废除，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列宁来说，任何条约都是由于斗争暂时停止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有几天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一月后就被撕毁的和约，有几个月中一反再反的和约，也有长达数年的和约。
列宁把获得喘息的时机看作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最刻不容缓的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列宁有一种现实紧迫感。这时，无论是国家还是群众，都没有能力进行战争，这是一个痛苦的、生死攸关的真相。要有勇气面对痛苦的现实，要把真相告诉群众。面对真相，要采取与实际相适应的策略和措施，要讲人话。这个人话，被列宁形容得惟妙惟肖：“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布尔什维克不敢向人民讲真相，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去讲人话，就会一败涂地，成为敌人的牺牲品。二是列宁有一种历史感。历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和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签订屈辱和约的先例，拿破仑就曾迫使德国人签订过极其屈辱的蒂尔西特和约。苏维埃政府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处于战略和政治上的要求，失败的时候签订条约是积聚力量的手段。三是列宁有一种责任感。他认为，争取喘息机会，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大支持。他的这种责任感就归结为：“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
列宁的这句话是十分有意思的：“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随之爆发的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更好一点的和平环境。首先，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才是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较量，一场生死较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的夺权，虽有其他种种不可变因素，但机遇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机遇性被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忽略或故意忽视，但是列宁本人对这个机遇性却是很重视的。列宁自己说过：“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这个时机就是“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似乎也顾不上帝国主义”。而布尔什维克所“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白痴的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中产阶级匪帮”。后来，苏维埃政权在各地的建立也是高呼着“乌拉”进行的，这也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只不过是把“苏维埃工会”的牌子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牌子。因此，国内战争实际上才是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真正确立的过程———在血与火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是在战争中真正掌握全国的权力的，战争造就了苏维埃政权。其次，从十月起义到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列宁总是从少数走向多数的，总是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的。当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时，他总是提出“我去找水兵”，“我要退出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话，而他这样的话却总能震慑周围的人，让自己的意见被大家所接受。列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不厌其烦地解释和说服，靠的是每次事件后实际的证实，靠的是他随机应变的决策和能力。
苏维埃政权初年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一成不变的政策是适应不了局势的发展的。革命需要随机应变，战争需要随机应变，而在这时随机应变就集中表现为：善于退却，争取喘息机会。所以，列宁说：“签订和约完全是一种灵活的随机应变。”所以，列宁说：“利用喘息时机随机应变，实行退却。”所以，列宁说：“因此，在这场新战争中，应该而且也必须善于随机应变。”列宁从少数到多数，从少有权威到大有权威，就是随机应变的结果。因此，国内战争造就了列宁的绝对权威，随机应变造就了列宁的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苏俄—波兰战争是国内战争中的特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值得说几句。无论从波兰还是从苏俄方面来讲，苏波战争的爆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是实质都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即争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片领土。就波兰而言，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就苏俄而言，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利益。然而，在他们各自打出的旗号中，有一种旗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波兰的“大波兰主义”和苏俄的“大俄罗斯主义”。皮尔苏茨基之意并不完全在这“东部边界”，他要建立一个“大波兰国”，而苏俄也只是要把这“西部边界”当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和防线，进，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欧洲去，退，可以挡资产阶级风暴于国门之外。就像这时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的密电上所说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与西部边境毗邻的各自卫小国可以暂时为我们构筑一道‘屏障’”。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酝酿并诱发了这场战争。也许还可以看出，民族沙文主义是不分大国小国的，民族激情和爱国主义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成为民族沙文主义。
至于苏俄的兵败也有一系列因素，但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苏俄的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一是他们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认为越过了波兰，前面就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只要拿下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二是他们进而认为，苏俄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高举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子，那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当苏俄红军一进入波兰的领土，他们就被当地居民视为入侵者，到处受到阻击，这就像不久前皮尔苏茨基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为当地人民一定会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而结果是适得其反一样。在苏俄—波兰战争爆发以前，托洛茨基已经敏锐地感到苏俄推行的世界革命政策遭到了重创，向列宁建议改弦更张。1918年8月5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密电中承认，“不管怎么说，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把俄国革命的方向转向亚洲，“考虑有必要推动亚洲革命”。列宁的决策也在酝酿着变化。但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起苏俄以民族沙文主义对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同时又再次燃起了他们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