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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夺权的第二天，即1917年10月26日，列宁就提出了“工人监督”的问题。这是他整顿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建国活动的最基本想法。他在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中明确指出，要“在一切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实行工人监督。什么叫“有全国意义的企业”？他的解释是：“凡是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而在实际的指标上，这种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就是：人数不少于5人，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这种监督是全面的和普遍的：“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而实行工人监督的方法就是由选出的工人代表监督，企业主必须服从。而监督的实质就是计算，计算现有的、库存的、可能利用的和生产的粮食、工业品、物资和各种储备，防止和绝对禁止停工。
这时，列宁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工人身上，无论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还是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工人都是有办法解决的。1917年10月31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会议上说：“你们应当同工人打成一片，资产阶级至今一直不能正常供应的东西，他们都能供应你们。”鉴于对工人的最大希望，他甚至提出“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取消常备军”。11月4日，列宁再一次呼吁实行这种监督和计算：“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
但是，局势并不像列宁所估计的那样乐观，似乎布尔什维克一掌了权，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面包会有，工业产品会有，秩序会有。实际上，夺权时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仍在发展。攻打冬宫时，冲进去的人很多，弄不清谁是赤卫队和士兵，谁是混进来的闲杂人员。就在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的途中，冬宫的各个厅殿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洗劫。临时政府所在的各个房间的家具和摆设都被拆散打散，珍贵的典籍散落得到处都是，各处的小型金银珍宝和皇家首饰被抢夺一空。抢夺的人员中士兵和水兵占多数。这些人都来自农村，对沙皇和临时政府有着本能的仇恨和剥夺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既然打倒了沙皇，赶走了克伦斯基，这宫中的财宝就该是属于他们了。而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时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快速占领冬宫上，没有想到如何保留这座宫殿和对士兵进行纪律的约束（事后，冬宫历史艺术委员会会同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的两名代表对冬宫被抢夺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和冬宫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大量的财宝流失，其价值约在200万—300万卢布之巨）。现在，这种以“破坏旧的一切”为标志的混乱仍在继续，并且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在发展。
其次，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和紧迫问题依然是粮食。粮食的匮乏状态已经演变成蔓延很广的饥荒，10月份采购上来的粮食只有预定额的33．5％。军队的粮食供应急剧下降到不足需要额的1／4。而在彼得格勒，存粮数只有全城人一天所需量的60％。因此，许多人不得不为粮食而奔走，上集市，向投机商人购买，或者下农村，用口袋背粮食。随之，旷工、误工、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到处发生，再度出现自发的罢工和其他不满行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接管旧的政府机构时，遭遇到了极大的抵制，大量的人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政府机构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罢工现象。
所以，列宁在11月5的《告人民书》中承认了这些“直接间接地阻挠革命”的事情，把这一切称之为“破坏”。他对人民呼吁说：“你们要对生产和产品计算实行最严格的监督，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管这种危害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暗中破坏（损坏、阻碍、搞垮）生产、隐瞒存粮和产品、阻挠粮食运输，还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抗拒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11月9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中，进一步承认，“战争和管理不当引起的粮食恐慌已经严重到了极点”，要它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铲除投机倒把、暗中破坏、隐瞒存粮、恶意积压货物等现象。列宁强调：“凡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应当依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专门决定立即逮捕，并在送交军事革命法庭审判以前拘留在喀琅施塔得的监狱里。”在这里，列宁首次将监督和计算与怠工和镇压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迫在眉睫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使列宁决意执行的监督和计算的过程不得不放慢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