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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克伦斯基跑到了北方战线司令部的所在地———普斯科夫。他当即以最高总司令的名义下令，要求各条战线立即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斗争，并亲自率军向彼得格勒进攻。10月27日，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骑兵团攻占了彼得格勒近郊的加特契纳，28日占领了“沙皇村”。这种局面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面临一场政府危机。
一方面是彼得格勒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骚乱。10月26日，社会革命党人阿克森齐也夫、郭茨和切尔诺夫等人组成“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在和克伦斯基联系与配合的同时，积极在城里策划士官生的叛乱。外面有克伦斯基军队的进攻，城里有士官生的叛乱，局势十分危急。列宁负责对城里士官生叛乱的镇压，托洛茨基忙于对城外克拉斯诺夫军队的反击。城里的骚乱于29日被镇压下去，而城外克拉斯诺夫军队的进攻也被打退。克伦斯基闻讯后，于11月1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任命参谋总长杜鹤宁为军队最高统帅。而克伦斯基本人，在经过“一番荒唐的改装”后，从加特契纳逃跑了。从1917年2月到10月，他执政8个月，成了俄国历史上的匆匆而过的人物。
另一方面，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10月29日，它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组成一个由各党各派参加的“人民议会”，新政府的首脑将由阿克森齐也夫或者切尔诺夫担任，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参加新政府，否则将举行铁路大罢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11月2日的中央会议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诺根同意和全俄铁路工会妥协，成立联合政府。由加米涅夫领导的代表团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初步方案。
列宁对此勃然大怒，因为他本想以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谈判来争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他说：“谈判本来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列宁对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的根本立场是：“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没有参加苏维埃，也不能让它参加”，“这个执委会明天就要被下层用革命手段推翻”。列宁坚决反对和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这样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做“不仅等于背弃苏维埃，而且等于完全背弃民主制”。托洛茨基赞同列宁的意见，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从执政伊始就出现了党内的不同意见派，列宁把它称为“少数派”、“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11月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给“少数派”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多数派”的决议，并要作出书面保证。“少数派”拒绝这样做。11月4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李可夫、诺根、米柳亭和泰奥多罗维奇宣布退出政府。11月8日，解除加米涅夫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代之以斯维尔德洛夫。11月9日，解除最高总司令杜鹤宁的职务，代之以克雷连科。同时采取断然措施，对政府———人民委员会进行改组：一批支持列宁政策的人（彼得罗夫斯基、施利希特尔、斯图契卡、布龙斯基等）成为新的人民委员。还专门成立了铁道人民委员会，加强了对铁路工会和组织的管理和控制。鉴于经济的危机状态尚未有所改善，饥饿和贫穷仍在发展，又增添了处理此等事务的国家救济人民委员部。
人民委员会的政府危机到此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政权正处在火山上。根据许多迹象，我们可以揣测到，地层下的巨大活动正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进行着。我们已经感到空中雷电密集。我们知道它必将爆发为一场冲掉一切污秽的大雷雨。但是我们不能预言这场雷雨在哪一天下，在几点钟下。”
作者点评：
从俄历二月到十月，在8个月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强大起来并最后夺得了政权。这几乎是个跃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客观的机遇性。总的一句话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在符合民情、顺乎民意、得乎民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临时政府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问题，只是空洞允诺一切都会在立宪会议召开时来加以解决。其后，它又对群众的抗议、骚乱、罢工、游行采取“铁与血”的镇压手段，试图通过军队的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不仅未能使动荡的社会稳定下来，而且使临时政府内部不断出现危机。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本性和它行动上的软弱造成了一种丧失其自身的政权而被另一种政权来替代的机遇。与此同时，其他的希冀夺得权力的政党也忙于在临时政府内部的争斗和人事的更迭。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去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权力，自己在政府内部的位置问题。这种情况也造就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个关心民意的政党在瞬间就可能脱颖而出，成为执政党。而战争的继续，它所造成的死亡、饥荒、军心的不稳、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在进一步加深，这就造成了一个夺取政权的极佳时机，一个千年不遇的变革的大环境。
关于这个机遇问题，列宁后来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作过生动的说明：“在十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置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了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并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
而这时，布尔什维克党却作了顺天应时的变化。一是，它的所有负责人都集中到了一起，并且放弃了（或者暂缓了）多年来理论上的争议，埋头于实际工作，集中全力争取群众，首先是工兵群众。这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迅速发展并强大起来。二是，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实际地将苏维埃中的权力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通过工兵群众来争得苏维埃的多数，并以苏维埃作为夺权的基础和手段。三是，将群众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骚乱为自己所用，引导到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上来。从而，使为布尔什维克党所控制的罢工示威成为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施加最强大压力的行动。四是，在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地、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在这方面，列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他的审时度势，断然决策，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能及时夺权并取得夺权的胜利。他对克伦斯基和叛乱军队的坚决镇压、对党内少数派意见的断然否决，对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在政府内的绝对领导作用的强调和行动，都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
列宁对现实的灵敏反应和他的适应客观情况的迅速决策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在十月的夺取胜利实际上是列宁灵活改变决策和采取相应行动的胜利。人们常常在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是否成熟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有人说十月革命时俄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没有成熟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也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综观历史的发展，经济条件的是否成熟并不完全是决定一场革命是否爆发的最后决定因素。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局势发展的机遇性因素会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因素在十月革命时就表现为俄国民众的心意和愿望，就表现为对这种民意和愿望的态度和随之采取的相应行动。顺乎这种心意和愿望，即使经济条件不完全成熟，也能取得政权，革命也能成功。因此，十月革命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是俄国民意和愿望的胜利。以当时最迫切的两个问题为例，列宁自己就曾作过最精彩的论述。他说：“绝大多数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都拥护和平政策。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根本不是‘政党的’政策，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的政策。我们不是在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我们在土地问题上的纲领也完全取自农民的委托书。”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才敢说：“我毫不怀疑，在任何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十分之九的人会拥护我们。”所以，从这方面说，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夺权的胜利是合乎民意和愿望的胜利，这就体现了这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夺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一是，在夺权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当时，它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和舰队以及由各工厂临时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前者的转向布尔什维克是由于战争及其引起的军心不稳，而后者则是因为饥荒、贫穷和社会动乱。这两种力量都天生具备自发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具有盲目的“进攻性”和“破坏性”，而不具备无产阶级政党所要求的纪律严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时，极大地借助了俄国社会下层的力量，尤其是水兵和工人的力量。列宁在中央处于少数地位时，常常说这样的话：“不行的话，我就去找水兵！”“找水兵”既是一种力量的显示，但同时也是一种力量不足的象征。在十月革命时不得不借助于“水兵”的这种现象，在苏维埃政权以后的岁月中也就不得不经常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种种麻烦和后果。二是，布尔什维克掌权的苏维埃最薄弱的地方是农村。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所做的工作远远薄弱于在城市工人和水兵中的工作，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夺权前对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研究得很不够，甚至都没有能提出一个自己的农村、农民、农业经济的政策。它在夺权后所宣布的土地法令还只局限于将土地收归国有和有限制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方面。而且，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尚未能真正下达到农村，实际的将土地收归国有的进程在许多地方表现为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那种一哄而起的性质常常引起布尔什维克并不再希望发生的骚乱。此外，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影响也在动摇着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三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见的分歧是在夺权政权这个大目标下弥合的，并没有真正消除。通过中央决议和党的纪律的办法来解决分歧的做法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遏止分歧扩大的作用，但是也给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来岁月中解决党内分歧和不同意见留下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