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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埃及居民主要由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组成。根据1994年埃及官方统计，他们分别占全国人口的87％和11.8％，其余为努比亚人、贝都因人和亚美尼亚人。其中阿拉伯人是埃及的主体民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科普特人是信仰基督教的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Copt）一词是从古希腊语演化而来，原意为“埃及人”。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后，他们把埃及人统称为“科普特人”。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大多数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经过若干世纪的同化过程，绝大部分科普特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现在意义上的科普特人，仅指保持了原有信仰的少部分人。由于科普特人与阿拉伯人长期交往，和睦相处，相互通婚，相互影响，如今在外貌、体型、语言上已经几乎没有区别。纵观埃及近代以来200多年的历史，总的来说，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可谓和睦相处、亲如兄弟，但有时也会发生摩擦和冲突。20世纪头10年的宗教争端便是英国殖民当局挑拨离间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埃及宗教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任总统萨达特推行的宗教政策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穆巴拉克总统执政以来，宗教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他重申“宗教属于安拉，祖国属于大家”，强调埃及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两部分的团结与合作，使得阿拉伯人和科普特人之间的裂隙得以弥合。
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大国，其人口数量位居阿拉伯世界榜首。人口众多曾经使埃及人引以为豪，然而不断膨胀的人口使得埃及不堪重负。埃及人口增长速度过快，20世纪初埃及只有1200万人，20世纪末已增至6598万人，也就是说，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埃及人口就增长了5倍有余。今天的埃及人口已经突破8000万人。
人口问题给埃及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在粮食、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埃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埃及政府十分重视人口问题。1981年成立了全国人口委员会，1993年正式设立人口部，在全国推广计划生育工作，号召每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这些措施的颁行已经在埃及初见成效。
根据埃及中央统计局统计，截至2005年1月1日，全国人口总数为71897547人，其中69997318人定居国内，1900229人暂时在国外谋生。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上年的1.96％降至1.94％。埃及全国约有1600万个家庭，平均每户4.7人。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埃及94％的人口分布在不足全国总面积4％的尼罗河两岸、苏伊士地峡区和沙漠绿洲上，而且主要集中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大中城市，仅首都开罗的人口就多达1600万人，占埃及人口总数的22.5％。
当今的埃及，虽然是中东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埃及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埃及人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埃及国民人均月收入只有几百埃镑（1埃镑约相当于人民币1.19元）。埃及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埃及丰富的文化资源，使得埃及的旅游业非常发达，每年都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埃及旅游观光，旅游业成为埃及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造访埃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的确，埃及人非常依赖尼罗河，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尼罗河在埃及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尼罗河是沟通上下埃及的天然大动脉，它是远程交流、商业和运输的主要通道。尼罗河为人们远距离运送像建筑石料这样巨大而笨重的物资提供了通道，每逢泛滥季节时，河水能够把规模较大的驳船恰到好处地带到建筑工地旁边。
尼罗河的泛滥给埃及带来了生命力，河水为干旱少雨的埃及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古代的埃及人十分关注尼罗河的泛滥。尼罗河洪水的泛滥必须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如果泛滥太低，或者完全没有泛滥，那么尼罗河两岸无法形成足够规模的黑色沉积土，这不仅会给埃及带来饥馑，而且还往往导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但是尼罗河泛滥过高，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了。洪水会冲垮和毁坏那些建筑在高于河水预期泛滥高度之上的堤坝上的房屋，摧毁或损坏灌溉堤坝和水闸，而且还将水留在土地上，致使土地无法进行耕种。尼罗河特殊的节奏在埃及创造了一种不寻常的农业周期，尼罗河恰恰在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夏季，水位升高并达到了顶峰，庄稼在秋季播种，冬季成熟，初春收获，然后，土地处于休耕状态达几周的时间，直到尼罗河再次泛滥。因此古埃及人将一年分为三个季节：泛滥季、耕种季、收获季。
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有着丰富的可耕地，面积相当于上埃及可耕地的两倍，因此三角洲地区对于埃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由于三角洲地区潮湿的环境，古埃及很多有形记录被淹没或毁坏，使得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极为困难，人们只好更多地从上埃及获得证据，因为上埃及的证据保存条件比较好。目前，我们所能了解的反映古埃及文明起源的考古证据是从上埃及开始的，按理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更适合文明的产生，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支持该观点，因此这不能不说是古埃及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不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