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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帝国多种深刻的矛盾演化为3世纪危机，这次危机进一步沉重打击了病入膏肓的晚期罗马帝国。这次影响深刻的无可逆转的危机使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昔日繁荣的古代商品经济结构彻底瓦解，城市生活破败，商业贸易凋敝，农村土地荒芜，人口总数锐减。同时，整个罗马帝国政治剧烈动荡，军阀血腥混战、激烈争权夺地、各地武装割据、拥兵自立为帝。社会各阶层无不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宗教迷信迅速扩展，恶性膨胀。虽然这次危机在帝国的东、西部表现的形式和危害的程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危机对整个帝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当帝国西部地区在内部危机和外部日耳曼诸各民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迅速衰亡时，帝国东部地区也在危机中苦苦挣扎，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拜占庭国家即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
按照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施行的“四帝共治制”（图1-1）， 【1】 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利里亚省和今非洲苏尔特湾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这一地区与罗马帝国西部一样经历了普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非洲地区，这个在几个世纪期间对罗马帝国经济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地区此时开始迅速衰落，其直接的原因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血腥的内战，当时的希腊历史作家记载：“那些初登帝位就进行战争和多次屠杀的人残害了许多官员，并给另外一大群人带来了不可恢复的灾难，因此，外省许多城市都荒无人烟，大片土地任其荒废，许多人都死掉了。” 【2】 作为古代文明生活中心的城市经济瓦解的最为迅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贵金属货币逐渐消失，在盛产谷物的埃及，小麦的价格在数十年间上涨了数倍，以致一个成年手工工人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四口之家。商业贸易中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和金融市场上活跃的黑市交易完全摧毁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国际贸易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经常不断的战争和军队的抢劫不仅使城市而且也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一封反映3—4世纪埃及农村生活的书信要求军队将领：“制止士兵的暴行。不许其中任何一个人偷一只鸡或捉一头羊。不许任何人拿走葡萄或打谷子，也不许任何人勒索橄榄油、盐和木材……不要仗着挤外省人的眼泪过日子。” 【3】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正确指出的：“罗马非洲省的衰落开始于公元3世纪中期”， 【4】 其显著特征是人口锐减，灌溉系统崩坏，耕地荒芜。
图1-1 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他与马克西米安以及两个凯撒共理国事
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也发生着类似的经济困难，内战对当地城乡经济生活的破坏也相当严重。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最昌盛的雅典此时已经迅速衰落成为人口不多的小渔村。“在希腊有许多城市完全消灭；别的城市也人烟稀少。至于爱琴海上的岛屿大部分变成一片荒凉的山岩。阿加狄亚几乎回到了自然状态”。 【5】 罗马帝国时代非常富庶的小亚细亚地区成为兵匪洗劫的对象，当地的皇家佃户集体向皇帝申诉他们遭受的不幸：“小人等深受那些本应保护民众的官员之欺压榨取……举凡官吏、士兵、城市权贵（长官）与陛下所派之办事人员……均来到小人等之村庄，驱使小人等割舍正业，强征小人等之耕牛，勒索非分财物，故此小人等所受之冤屈与掠夺实在极为痛苦。” 【6】
经济危机和长期内战导致帝国广大领土内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激烈冲突。反对帝国政府的人民运动此起彼伏，不堪军队勒索和国家苛捐杂税剥削的下层民众啸聚山林、结草为寇，当时的文献普遍流露出对社会治安形势日趋恶化表现的极大恐惧。国家的税收官员和公粮押运员经常被愤怒的民众打得遍体鳞伤。320年的一份诉讼状能够清楚地表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激烈对抗。该诉讼状的原告是大地主、市议政会的议员，他们控告其田庄上的农民，在收获季节“拿出村民们常有的那种蛮横态度”，阻止土地主人收获谷物。显然，农民出于自身的利益，对长期剥削他们的豪强恶霸进行公开的斗争。
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和军阀割据一度使帝国东部地区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而经济混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混乱的物质基础，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物质生活环境的剧烈动荡和生活水平的普遍降低也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基础和动力，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民众丧失了对健康文化的需求，他们除了热衷于宗教和迷信活动，千方百计地企图从中找寻心理上的安慰之外，普遍沉溺在颓废腐化的物质享受之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在瓦解，道德败坏已成一时风气，这种精神状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毒化作用。
总之，晚期罗马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力的打击或推动，垂死的罗马帝国还将继续挣扎，罗马帝国的社会转变仍然迟迟不会发生。这种外力就是日耳曼民族各部落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可以说蛮族入侵是罗马社会转变的最后推动力。蛮族入侵不仅使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而且促使东罗马帝国加速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使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拜占庭帝国。
蛮族（Barbarian）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最初只是指“不说希腊语的人”，并无贬义，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为罗马公民对周边落后民族的蔑称。公元前3—前2世纪，生活在欧亚大陆偏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即开始了长期的迁徙运动，逐渐变冷的气候和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 【7】 迫使他们举族南下，至4—5世纪，形成民族大迁徙的最高峰。其中原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首先与罗马帝国东部省份的居民发生接触，据史料记载，238年，他们便大批涌入罗马帝国的多瑙河下游、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273年，罗马帝国政府被迫允许他们在多瑙河下游的达吉亚省定居下来。从此以后，源源不断迁徙而来的哥特人便成为侵扰东罗马帝国数百年的边患。
哥特人最初是随原始日耳曼民族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下俄罗斯平原，经维斯杜拉河流域，进入第涅伯河与顿河流域的草原定居，第涅伯河以东的哥特人被称为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以西的哥特人则被称为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公元初年，哥特人便与黑海北岸的希腊罗马人发生了接触，其原始的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先进文明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成为日耳曼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2世纪时，哥特人继续南下进入黑海北部地区，并经常洗劫沿岸富庶的城市和农村。3世纪以后，他们定居在黑海北岸，控制了克里米亚大部分区域，并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频繁袭击和洗劫黑海沿岸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其活动范围最远达到爱琴海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像古城拜占庭、尼科米底亚、尼西亚、以弗所，甚至雅典和科林斯都遭受过他们的袭击，远在地中海的克里特、罗得和塞浦路斯诸岛也没能躲过哥特人的攻击。
罗马帝国强盛时，对哥特人的袭击进行过强有力的反击，并多次清剿过他们在黑海地区的巢穴，但是3世纪危机期间，被内部危机困扰得焦头烂额的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对付日益强盛的哥特人，致使哥特人乘机向多瑙河南岸入侵，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238—244年在位）曾被迫向哥特人纳贡求和，而皇帝德西乌斯（Trajan Decius，249—251年在位）于251年亲自统兵与哥特人作战，失利阵亡，直到269年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268—270年在位）重创哥特人后，蛮族迁徙的浪潮才稍微平息，日耳曼人各部落按照传统的部落群居形式逐渐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下来。
4世纪时，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匈奴人（the Huns）大举西迁（图1-2），他们逢人便杀、逢物便抢、逢村便烧的野蛮进军和恐惧传言迫使正在向农耕生活转化的哥特人为躲避屠杀而举族向西迁徙，蜂拥渡过多瑙河。匈奴人首先从东方进入东哥特人地区，而后强迫被征服的东哥特人与他们一起进攻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压力下，绝望的哥特人向东罗马帝国派出使节，要求皇帝许可他们整个部落成为帝国的臣民，并许诺提供赋税和军队。“这样，四五十万蛮族人便被正式允许定居在帝国疆域内，其中半数可以从军作战”。 【8】 从此他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和同盟者开始在帝国初期的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幼，连同奴隶和牲畜定居在帝国边境那些人烟稀少的荒野和沼泽地带，有利于将荒地开垦成为农田，不仅养活自己，还为帝国政府提供赋税，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他们为帝国军队提供了相当充分的人力资源。哥特人以其勇猛善战成为罗马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组成哥特军团，其战斗力甚至超过罗马军团。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就把哥特军团当作军队主力，在其统一帝国的战争中，依靠哥特军团击败军事对手李锡尼（Licinius）。据记载，君士坦丁大帝军队中就有4万哥特士兵组成的哥特军团，其中一些人还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他们在其居住的罗马边境地区形成了阻遏其他游牧民族侵入罗马帝国的屏障。
图1-2 匈奴人大举西迁，征服了黑海北岸一带大草原上的阿兰人
随着哥特人军事势力的增长，他们在东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帝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作为帝国边境地区的农民，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帝国贪官污吏的无耻敲诈和对其妻室子女的侵害。起初，他们逃亡到小亚细亚，后来，则发动大规模起义，在阿兰人（the Alans）和匈奴人的帮助下向东罗马帝国腹地色雷斯平原进犯，直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军队中供职的哥特人，特别是那些担任高级官职的哥特人对皇帝施加影响，迫使朝廷相信用武力不能解决哥特人问题，而应实行和平的感化政策，即用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和舒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他们，并给予他们与“罗马人”享有的同等政治权利，在经济方面则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财的机会。这一政策使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势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他们对帝国军队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哥特人将领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帝国军队。
除了哥特人对帝国构成的严重威胁外，诸如阿兰人和匈奴人也侵入帝国边境，抢劫帝国的边境居民。这些日益严重的外族入侵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内部危机相结合，推动古代罗马帝国社会逐步向中世纪社会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帝国东部采取了长期的渐变的形式，而在帝国西部则采取了相对短暂的突变的形式。人们不禁要问：同为罗马帝国的两个部分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转化过程？为什么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又存在了近千年？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存在的差异。
与罗马帝国西部深刻的社会动荡相比，帝国东部的危机相对缓和，内外形势也相对稳定。在经济方面，自3世纪危机爆发之初，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差异即迅速加大。当西部地区奴隶制经济全面崩溃之时，一种新型的隶农生产形式在东部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在东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长期存在多种经济形态。甚至在罗马帝国经济鼎盛时期，奴隶制的大庄园生产也从来没有在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奴隶的数量非常少，而且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规模也小得多，这就极大地缓和了奴隶制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而在东部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也有利于隶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迅速发展，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构成农村人口的多数。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东部帝国渡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罗马帝国商业贸易的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和渔业）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为集中在大、小城镇的手工业、国内外商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庭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来自中国、印度的丝绸、香料和宝石原料，埃及的纸草和谷物，叙利亚的兵器和织物，来自古罗斯平原的原木、毛皮和蜂蜡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北非洲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多在这些城市的集市上交换，并转运至欧亚各地。古城拜占庭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被形象地比喻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 【9】 罗马帝国东部相对多样化和稳定的经济状况使3世纪危机对这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冲击大为缓解。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富有的商人纷纷迁居到帝国东部，甚至帝国皇帝也越来越喜欢其东方行宫，皇帝戴克里先（图1-3）生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其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行宫，其后的许多皇帝如马克西米安、伽列里乌斯和李锡尼也都把自己的行政中心搬到东部地区。帝国政治中心向东地中海转移的趋势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古城拜占庭改建为新罗马的宏伟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西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帝国故都罗马城屡遭蛮族洗劫，原有的帝国行政中心被迫先后迁移到米兰和拉韦纳。晚期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绝不是由个别皇帝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东、西部政局演变的巨大差异使然。正是东罗马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吸引了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离开西部定居东部，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促进了东罗马帝国专制统治的形成与发展。
图1-3 戴克里先宫（复原图），戴克里先退位后即居于此，位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为一座宏大壮丽的海滨堡垒和豪华巨型乡间别墅。斯普利特市正是依此而发展起来
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腊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的民族载体主要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民族，而希腊语则是其主要的交流工具。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被征服的东地中海民族就将罗马帝国当局视为敌对的外族统治，并经常发动起义，企图摆脱外族统治。尖锐的民族矛盾一直是令罗马帝国统治集团头痛的问题。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极大地促进了不同于古代罗马文化的东地中海文化发展，并由此揭开了一种中古新文化发展的序幕。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也使东罗马帝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同于西罗马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 【10】 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不仅授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许多特权，而且强行通过三位一体的信仰为正统教义，使基督教获得了实质上的国教地位。早期基督教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余四大教区都在东罗马帝国，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仍然普遍信仰古代的多神教。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给普遍存在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
总之，由于西罗马帝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帝国已经崩溃，因此在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打击下归于灭亡。而东罗马帝国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帝国气数未尽，因此能够渡过危机。显然，罗马帝国东、西部自3世纪以后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东西罗马帝国社会转型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但是，这一过程究竟始于何时却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全面考察认为，将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成并启用新都——新罗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年代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11】
君士坦丁王朝（324—363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创立，统治时间仅30余年，历经5位君主。该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由于它作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在拜占庭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王朝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大计对整个拜占庭历史影响深远，确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发展的方向，其各项举措也成为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基本国策，影响长达千余年。至少在他统治后的200多年里，他推行的军国大政方针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人们称这个时期为“君士坦丁时代”。 【12】
君士坦丁（图1-4）生于272年，其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为罗马帝国东方达吉亚行省人，与帝国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268—270年在位）有血缘关系，行武出身，官至达吉亚行省总督，后升为高卢大区的大区长。皇帝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改革以后，任命他为四区长之一，称为凯撒，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主宰。
图1-4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代即随其父经历了军旅生涯，青年时便从军作战、指挥部队，在艰苦的军事生涯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在晚期罗马帝国各路军阀勾心斗角的血腥较量中，他一度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部下，伽列里乌斯即位后更加紧了对他的限制，千方百计阻止他回到其父控制的高卢大区，残酷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培养了他精明的头脑和组织才干。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从东方大区巧妙脱身的君士坦丁于同日在不列颠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当时，罗马帝国军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之间相互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
君士坦丁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先是获得伽列里乌斯的支持，得到凯撒（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为了完成首先统一帝国西部、进而统一整个帝国的政治雄心，他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森提乌斯，于312年彻底击败后者，成为西部唯一的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将昔日的盟友和妹夫李锡尼击败，迫使其投降，后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
胜利后，君士坦丁大帝立即着手建立王朝，他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而是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4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在此之前，虽然个别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将皇位传给其直系亲属，但具体过程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做法。换言之，罗马帝国传统的皇帝权力继承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君士坦丁的做法是将皇权当作皇帝个人的私有权利，皇帝不再是帝国公民的公仆，因此，它可以也必须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 【13】
君士坦丁大帝（图1-5）即位前曾娶米奈尔维娜为妻，生长子克里斯普斯，即位后又娶年轻美貌的福斯达为妻，生3男2女（有资料说3女）。为了维持家天下王朝和传承皇权，他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凯撒。但是，他寄予厚望且战功卓著、能力超群的长子却因被怀疑与其年龄相近的后母福斯达有染，或因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而于326年被突然处决。 【14】 此事对君士坦丁大帝打击很大，为保证王朝统治持续不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凯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凯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3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为了防止在他死后几个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皇权的冲突，君士坦丁大帝在337年临终病故之前，在尼科米底亚行宫，为其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一世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 【15】
图1-5 君士坦丁大帝
但是，新的皇帝继承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刻意创立的血亲世袭皇权制度还需要时间加以完善，他去世后，皇家内部即爆发了兄弟间的厮杀。皇家内讧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大帝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继承人大部分被杀，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尤利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婿和外甥。
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古拜占庭帝国王朝历史的开始。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政策确定了王朝内政外交的方向，不仅在该王朝统治期间得到了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此后几个王朝坚持的治国方针。在该王朝的诸项“政绩”中，首先应该提到其基督教化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贯穿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
综合考察君士坦丁一生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即306—312年巩固皇帝地位和增强其割据实力的阶段，312—324年扩张势力进而统一帝国阶段和324—337年强化君士坦丁王朝中央集权阶段。他推行的基督教政策即围绕上述3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为实现其最终政治目标服务。
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是第一个阶段的开端。当时，他面临着险恶的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此消彼长，他在高卢地区的权力随时受到东方统治者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早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图1-6）受命统领高卢大区兵马、独立治理高卢大区事务时，君士坦丁就被送往戴克里先的宫廷中，名为培养教育，实为充当人质，受到严密的监视。戴克里先于305年宣布退位后，控制帝国东部的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分别升任为帝国东部和西部皇帝，前者为制约后者，千方百计阻止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父子汇合。君士坦丁作为继承人原则上应被任命为新的凯撒，但是在幕后操纵的太上皇戴克里先却另外选择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和塞维鲁（Severus）分任帝国东部和西部凯撒职务，继续将君士坦丁当作人质扣留在伽列里乌斯的宫中，以此制衡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力量。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后，君士坦丁虽然被军队拥立为帝，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首先，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一则其辖区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资源少且气候寒冷，加之开发较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其次，其权力是通过士兵拥立的非法途径获得的，被其他皇帝看作是“篡权”，他必须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由于君士坦丁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必须在诸强中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作为其称帝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图1-6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
君士坦丁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采取精明的外交手段。他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列里乌斯，称其为“我的主子”，以表明自己承认其最高皇帝的地位，在通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他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终于获得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 【16】 他在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 【17】 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
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完全绝望，多神教那些“空洞含糊的观念不能吸引群众，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援助”， 【18】 基督教作为一神教适应了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的阶级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3世纪末时，基督教已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其经典《圣经》也已经成书，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信徒人数众多。仅据249—251年间的统计，罗马教会主教就控制着46名长老、7名会吏、7名副会吏和42名低级神职人员。 【19】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形成教阶制度，可见基督教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的东部，基督教的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5个大教区，除了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其中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权势最大，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在帝国各地还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 【20】 特别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大批信仰基督教阿利乌派教义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他们构成了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必定会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基督教作为其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
君士坦丁采取保护基督教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吸取了其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戴克里先曾在伽列里乌斯的挑动下，放弃其最初的宗教自由政策，大肆逮捕基督徒，焚烧教会书籍，捣毁教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被基督教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基督教运动。但是，帝国政府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对基督教的镇压使得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地区，政府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做法引起朝野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分裂，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连伽列里乌斯也承认其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遭到失败，因为，“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 【21】 他被迫颁布承认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敕令。唯有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在其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温和的宗教宽容政策使高卢各省在遍及帝国的大迫害中独享安宁，与伽列里乌斯迫害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君士坦丁认识到，对基督徒实行迫害是犯了政治策略的重大错误，只有保护基督教才能使社会趋于稳定，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在剑拔弩张的割据势力中逐渐壮大，占据优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政策的直接原因还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有密切关系。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队基督教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据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记载，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由于基督徒士兵的勇敢作战，帝国“霹雳兵团”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人。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 【22】 马克西米安在执行迫害基督徒法令时，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 【23】 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君士坦丁认识到，若要巩固其政治地位，就必须取得军队的支持，“若无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 【24】 君士坦丁宗教宽容政策在高卢等辖区易于推行是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后者统治时期，高卢和不列颠军队中的基督徒与多神教徒和平共处，并肩作战，因此，君士坦丁推行以保护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宽容政策是稳定军心，进而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措施。
总之，君士坦丁即位前后采取包括保护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的宗教宽容政策，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军心，实现其巩固皇帝地位、扩大割据势力的政治目标。这一政策在其后清除割据分裂势力，统一帝国的第二阶段政治实践中作了调整。
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的斗争始于312年，前期以扫除马克森提乌斯和小伽列里乌斯割据势力为主，后期以剪除李锡尼（图1-7）为主，最终于324年实现帝国统一。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其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揭开了其统一帝国战争的序幕。当时，控制帝国西部的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 Augustus，306—312年在位）分别自立为帝，后者还杀死率兵前往意大利镇压叛乱的塞维鲁皇帝。君士坦丁则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于310年被合法皇帝大伽列里乌斯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列里乌斯去世，帝国政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动，小伽列里乌斯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分地区，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地区。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继续辖制高卢大区，而马克森提乌斯则统治意大利。君士坦丁选择马克森提乌斯作为其统一帝国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后者的统治地位最不稳固。
图1-7 李锡尼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扩大统一帝国的力量。首先，他通过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来强化与李锡尼的联盟，从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君士坦丁将其妹妹君士坦提亚嫁给李锡尼，并与后者共同采取保护和支持基督教的措施。事实上，君士坦丁当时尚未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帝国，因此他必须联合盟友而后各个击破政治对手。他之所以寻找可靠的盟友，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统一帝国的联合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防止敌对势力结成联盟。他选择李锡尼主要是因为其基督教政策与自己比较一致，可以借此扩大反对马克森提乌斯的共同阵营。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会晤李锡尼，消除李锡尼对其政治野心的警惕性，并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明确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希望共同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许可自由信仰基督教，其信仰将不受任何骚扰和侵害，我们认为下述各点有助于以最完整的方式表明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像你们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地无保留地给予所谓基督教权威人士施行其信仰的权力”，此后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 【25】 正是在李锡尼的有力支持下，君士坦丁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也是在李锡尼的直接打击下，割据帝国东方大区的小伽列里乌斯战败逃窜，于313年客死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其次，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攻击敌人的舆论工具，瓦解敌军斗志。他公开指责马克森提乌斯在意大利残酷迫害基督徒，并劝说李锡尼派兵参加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进攻。他紧紧抓住马克森提乌斯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暴行，大肆攻击后者违背神意，必遭上帝的惩罚，从而在道义和心理上瓦解敌人士气。最终，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进攻意大利，以9万步兵和8000骑兵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彻底击溃并杀死马克森提乌斯，清除了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 【26】 达到了其统一帝国西部的阶段性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 【27】 公开打出拉伯兰旗（labarum），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图1-8）。所谓的拉伯兰旗是一面长方形旗帜，旗帜上方的横杆与旗手所持的竖杆及其顶端形成XP的抽象符号，教会史学家认为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合。事实上，XP的字母组合在古罗马军队中很常见，X可能是高卢古代某种宗教的象征，代表着太阳或者雷电，P则意味着太阳神的鞭子。 【28】 君士坦丁赋予其军旗以基督教的含义，并作出上帝显灵的解释，无非是企图使他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使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他选择拉伯兰旗作为其军旗，充分表明其精明的宗教政策，因为它既包涵着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又继承了古老的宗教传统，基督徒和多神教徒都可以在XP这个意义广泛的符号中找到适合自己信仰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把它看作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多神教徒则可以把它理解为旧信仰的复兴。 【29】 在这一旗帜下，不同信仰的将领和士兵都可以实现他们为神灵献身的理想，都心甘情愿地去战斗。君士坦丁利用宗教信仰为其战争服务的政治目的清楚地表现在他为全军将士确定的星期日祈祷词中，“我们只把您看作上帝与国王，我们祈求您给我们帮助，通过您我们赢得胜利，通过您我们战胜敌人，我们感谢您过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祈祷您永远保佑我们不受伤害，保佑皇帝君士坦丁的胜利”。 【30】 这里一切宗教说词都是为君士坦丁发动的统一战争服务的。
图1-8 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公开打出拉伯兰旗
君士坦丁十分注意利用基督教拉拢上层贵族官吏。当时，基督教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其教义中原有的代表下层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思想内容逐渐被逆来顺受、强调服从的教义所代替，“主教制与教阶制的萌芽，说明教会已经牢固地被控制在富有阶级手中。此后，基督教通过教会的领导人和教父进一步向罗马奴隶主政权靠拢”，“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 【31】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合流有助于许多元老、贵族、富人和各级官吏成为信徒，这使君士坦丁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的仁爱、道德和无条件服从与依顺的福音精神，正是他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也是他借以拉拢帝国上层阶级的工具。基督教在前此官方的多次迫害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壮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发展成为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成分更加复杂的群体，和最“有活力的宗教”， 【32】 吸引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在高卢的宫廷中有许多重要官员信奉基督教，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担任君士坦丁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并成为君士坦丁身边无话不谈的密友。 【33】 君士坦丁的家眷大多是基督徒或基督徒的保护人，在其宫廷和军队中，基督徒担任了重要的军政官职。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为赢得帝国社会上层军政贵族的支持，也必须采取支持基督教的政策。
君士坦丁于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后，便开始策划消灭最后的对手李锡尼的计划。同年戴克里先的去世使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帝国政局的主要焦点。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联盟随即瓦解，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开始其扫除建立君主专制的最后障碍。君士坦丁虽然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但是，他只是把双方的合作看作各个击破政治对手的权宜之计。314年，君士坦丁将其妹阿纳斯塔西亚嫁给他任命的凯撒瓦西亚努斯，随即向李锡尼提出领土要求，致使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李锡尼拒绝君士坦丁的要求时，后者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利里亚地区，并在西巴利斯战役和马尔迪亚战役中重创数万敌军，使李锡尼军队主力元气大伤。 【34】 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他不再追随好人，而是疯狂地干起残忍暴君之邪恶的所作所为”，将其失败归罪于基督徒，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恨之入骨， 【35】 暗中却将其宫中的基督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指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基督教囚徒，否则将遭到同样的监禁。他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多神教献祭，否则将被解职，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帝国东部的基督教教堂大都被捣毁或关闭。 【36】 李锡尼对基督教的迫害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蓄势待发，等待李锡尼在基督教政策上犯错误，以获得消灭最后一个政治对手的口实。随后，君士坦丁便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 【37】 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基督教圣战，甚至连李锡尼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君士坦丁以基督徒的解放者身份挥师东进，7月3日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图1-9）。324年，李锡尼被迫投降。325年，李锡尼被处死于塞萨洛尼基。
图1-9 君士坦丁大帝舰队与李锡尼舰队决战
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统治的工具。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专制统治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其基督教政策围绕着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又进行了调整。此时其基督教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君士坦丁首先将基督教当作实现其政令统一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愿望：“我渴望您（上帝）的子民和平相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所有人的良知不要彼此分裂。让那些迷失在错误中的人与笃信上帝的人同样享有和平与安定。让所有的人复归友爱，这足以使他们走上正路。不要让任何人再扰乱他人，让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朕本人拥有您最荣耀的真理的宝库，这是您赐予我的自然财富，而朕祈求他人也通过普遍的和谐得以享受快乐。” 【38】 作为统一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改其与对手征战时的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其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君士坦丁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按照省区建立教区，自上而下地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 【39】 他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为了彻底消灭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锡尼颁行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大批流亡流放的基督教人士从穷乡僻壤、矿井盐场回到家乡，监狱中的基督教囚徒也荣归故里，被卖为奴的基督徒再度成为人民热烈欢迎的信仰英雄。 【40】 他还使被解职的基督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徒士兵的禁令。同时，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问题大肆镇压李锡尼的部下，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遭杀戮。 【41】 曾经受到李锡尼支持的多神教也因此遭到压制，而长期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安条克两大教区的基督教阿利乌派，也因为曾经支持过李锡尼而被君士坦丁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宣判为异端（图1-10）。事实上，他对阿利乌派那些晦涩的神学所知甚少，“这位皇帝的行为完全为一时冲动所决定，而并无任何宗教指导原则”。 【42】
图1-10 君士坦丁大帝下令烧毁阿利乌派书籍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他千方百计使臣民中的大批基督徒拥护其皇权。据专家统计，3世纪末，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10，西部占1/15。 【43】 他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只不过将多神崇拜改为上帝崇拜，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 【44】
在选择新都城址和兴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时，他再次祭起基督教上帝的灵旗，宣称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确定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在他亲自跑马圈定新城城址时，对大批疲惫不堪的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 【45】 从而使其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添上了神圣的色彩，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手中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 【46】 他还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信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的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在他看来，帝国东部如火如荼的宗教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其臣民的思想统一。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在宣判阿利乌派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不到3年，就暗中解除了对该派的迫害，“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纵容。放逐令被撤消了……（阿利乌派领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官复原职，仍旧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赶下台的大教长的宝座”，阿利乌本人则成了基督教的英雄 【47】 。君士坦丁在阿利乌派问题上的朝令夕改，恰恰说明君士坦丁是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特别是在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主动调整了对多神教的政策，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他的皇帝）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斯和赫丘利的图象和象征”。 【48】 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其信徒甚至还可以公开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 【49】 君士坦丁力图使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他针对帝国东部基督教势力较强大和帝国西部古罗马传统多神教势力较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对两者支持力度和方式有所区别的宗教措施。 【50】 显然，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没有受洗，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其政治原因在于，他以此防止因其公开表明宗教倾向而引起动乱，防止任何教派利用为皇帝洗礼的机会在宗教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更是防止自己落入某个宗教的实际控制。 【51】 因此，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另外，君士坦丁一再推迟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因为，他一旦接受洗礼，就成为受到教会控制的基督徒，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受到教会的制约，教会就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危险，这是与其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不仅直接干预《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还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基督教吸引君士坦丁关注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它的统一性，而统一的教会能够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稳定的、和平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对于一心强化专制皇权的君士坦丁是亟需的。统一和稳定是君士坦丁建立统一帝国不可或缺的，他确信假如能引导人们在信念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的容易”， 【52】 所以他极力控制各地教会。当他得知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 【53】 在尼西亚会议（图1-11）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54】 他严密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皇帝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55】
图1-11 尼西亚大会
总之，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将基督教当作能使“自己一越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56】 就此而言，其基督教化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实现了预期的理想，故而是成功的。
建立东都新罗马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又一重大举措。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城邦，其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拜占庭就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城市。起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迦克墩城，几年后，又在迦克墩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庭城。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 【57】 中，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曾作过记载。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3年）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约56—120年）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作过描述。古代许多军事将领很早就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 of Persia，约公元前519—前465年）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迦克墩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庭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194年，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L. 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年），几乎将它夷为平地（图1-12）。直到4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
图1-12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130年后，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当时，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大帝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在古城罗马期间诸事不顺，当地元老打着民意、民主的旗号，对他处处掣肘，使他决心在东部建立新都。在选择新都城址时，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议，舍弃萨尔底卡（今索菲亚）、帖撒罗尼迦（今塞萨洛尼基）、尼科米底亚和特洛伊等大城，而选定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拜占庭城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早在戴克里先时代，迁都的意见即提上皇帝的议事日程，戴克里先虽然长期定居东方的尼科米底亚行宫，但是未及实施迁都的计划。君士坦丁大帝击败所有对手统一帝国后，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迁都的计划势在必行。
君士坦丁为确定新都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心思，以致在梦中见到了“神迹”，帮助他最终确定了新都的城址。他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座城市确实占尽了独特的经济地理优势和军事战略重要性。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力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向黑海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拜占庭城北的黄金角海湾是一个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全长约10公里，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巷，可供船只停泊。自古以来，这里便成为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给当地居民带来财富，故被称为黄金角。由于拜占庭古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图1-13），未来的新都可以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满足新都的物质需求。与同在这一地区的尼科米底亚相比，新都更具有军事防御的优势，这是戴克里先东方行宫所缺乏的。同时，拜占庭城内的7个高地正巧被君士坦丁用来比附古都罗马的七丘之城，在政治和宗教传承上也有特殊含义。
图1-13 新都优越的地理位置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下令建立专门学校大量培养当时急需的各类建筑人才。次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大帝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参与城市布局规划，组织官员进行财政和物资支援，甚至亲自审定公共建筑图纸。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殿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认为合适停下为止。” 【58】 此后，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样式和规模精心设计，全面建设。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帝国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拆除，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和希腊各地文化名城运往拜占庭城，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原木、爱琴海岛屿出产的各色大理石源源不断地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4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
经过5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庭焕然一新，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10多倍。在旧城原址的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这个皇家建筑群是全城的制高点，其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形成了全城最亮丽的天际线，整个建筑群使得全城显得格外典雅庄重。大皇宫由几个比邻的独立宫院组成，内有各种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是君士坦丁堡最豪华的建筑群。皇宫内设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供皇帝和贵族高官进入赛场观看比赛。从皇家花园的不同出口，还可以通过大理石码头直接出海进入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航道。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与大赛场和皇家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同在全城最高的山丘上，可以由此俯瞰全城。以此为三角形城区的顶点，城墙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约4300米，与城西的君士坦丁城墙连接，面积达8平方公里。根据史家统计，在城区内集中了大量优美的建筑，除了大皇宫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2个剧场、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囤粮谷仓、8条引水渠道、4座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私人拥有的贵族官邸。 【59】 其面积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故都罗马，也超过了古代的巴比伦、雅典、中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成为中世纪西方世界第一大城。在这巨大的空间里，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巨大的大赛场，完全仿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但比罗马的大赛场还长40米左右，赛车道可容10辆马车并驾齐驱。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立柱和方尖碑，赛场中央耸立的是从埃及运来的古埃及方尖碑，立柱上则装饰各种雕像。可容纳近10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4层拱形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沿柱廊拱卫的麦西大道由此继续向西，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这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文学天赋的论坛。广场中心耸立着数十米高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圆柱直径约3.2米，顶端是从雅典运来的高大的阿波罗铜像（不久便被君士坦丁皇帝的高大雕像所取代）。而稍后在该广场西侧建立的狄奥多西广场呈方形，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用行玩乐，应有尽有，分区设立，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和豪华的贵族宅邸。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立的君士坦丁城墙长约3000米，是第一道城防，数十年后加修的狄奥多西城墙则构成了第二道城防。为了保障城市用水和保持卫生排水，新都充分吸取了古都罗马城建设的经验教训，力求尽善尽美，舒适典雅。
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图1-14）。人们热烈庆祝新都的建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大帝的万世功德，因此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大帝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宅邸，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和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达到数十万人。现代拜占庭学家根据该城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4世纪末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这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罕见，其居民数在此后上千年的欧洲城市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到中古晚期的13—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仅有20万人口，近代早期的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人口数也难达到君士坦丁堡。
图1-14 圣索菲亚大教堂西南大门镶嵌画：君士坦丁大帝把君士坦丁堡的模型献给圣马利亚
君士坦丁堡是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则是整个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在皇家驿道上经常来往着信使和受委派的高级地方官吏，他们随时将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送入大皇宫，也带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各驿站之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他们怀着不同目的和愿望，纷纷迁居到新都。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3—4世纪，在帝国境内形成的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安条克和拜占庭城五大教区，代表基督教最强大的几股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一。在皇帝的支持下，新都很快就获得了与罗马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因此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皇帝严密控制教会事务，所以，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聆听训示。与此同时，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整个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聚集在罗马城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建立起语言学校，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因为吟颂古典诗篇和名著既是当时的时髦风雅，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艺术工匠来到这里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学徒，承包和制作大量建筑所需的艺术品，他们从最初仿制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法学家也开办了法律学校，培训帝国官员，提供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国家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极盛，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形成了以中世纪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译本古典文献和以亚历山大柯普特语以及叙利亚语为基础的译本。首都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赛事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层次的大小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和流行曲目，各种新节日也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带入不夜的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与拜占庭学生一起在君士坦丁堡各所学校中接受教育。同样，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冒险家和下层人也聚集在首都各色酒馆和娱乐场所，寻找发展的机会，或者尽享娱乐。
君士坦丁堡（图1-15）活跃的经济生活是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基础。在城区中心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通过庞大的国内外贸易网贩运来的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各种肤色的商贾身穿各国服装来来往往，集市上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黄金角海湾中则停泊着各国各地的船只，拜占庭金币成为各国商人从事交易的国际硬通货。帝国的各类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和铸币厂就在皇宫大院内，而兵器和金银加工厂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步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里生产的金币和贵重首饰流传全世界，享有稳定的国际声誉。 【60】
图1-15 君士坦丁堡
可以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历史，在这里上演着帝国千余年的历史剧，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兴亡历程的主要见证。330年新罗马建成和君士坦丁大帝启用新都标志着拜占庭国家历史的开端。自此，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也被后代历史学家因拜占庭古城之名而称为拜占庭帝国。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虽然标志拜占庭国家的形成，但是新国家并不稳固，它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首先进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推行戴克里先采取的皇帝专制制度，强化皇权；建立由皇帝控制、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削减地方权力，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分开，由皇帝任免军、政高级官员。
事实上，君士坦丁的行政改革是在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继续保持了戴克里先改革所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继续在宫廷中实行皇帝崇拜礼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君主权。君士坦丁还利用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争取民众支持，鼓励基督教信徒神化皇帝的活动。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分，分别置于由皇帝任命的大区长的管辖之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直辖市，所有大区和直辖市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大区再进一步划分地区，东方大区包括埃及、东方、滂底斯（今黑海）、亚细亚和色雷斯5个地区；伊利里亚大区包括达吉亚和马其顿两个地区；意大利大区包括亚平宁半岛、北非、达尔马提亚、番诺尼亚、诺里库和莱提亚等地区；高卢大区包括高卢（今法国）、不列颠（今英国）、伊比利亚（今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4个地区。地区由行省组成，行省的军政权力分别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和军事官员掌握。戴克里先（图1-16）实行改革以前，罗马帝国仅有57个行省，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后，行省的数量上升到96个，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 【61】 大区、地区和行省不仅数量常变，而且，其边界区域也不固定。此外，所有的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免，使他们直接效忠皇帝，对皇帝个人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培植个人势力，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有效地制约了各级官员权力的膨胀。
图1-16 戴克里先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完善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增加朝廷官吏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部门管理。最初，君士坦丁堡市长是中央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官员，几乎控制首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不久以后宰相取代了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地位，实际控制朝廷各部官员的活动。宰相之下设立财政税收、邮政交通等主管部门，他还控制着1200名钦差大臣，这些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工具，他们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宰相。宰相还负责指挥御林军和近卫军，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和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皇家总管也听命于宰相，负责皇室房地产的经营和内宫事务。邮政大臣的职责既包括信件往来，也包括道路修筑和皇家驿站的管理，还包括外国君主和信使的迎来送往。财政部是宰相府中第一大部，财政大臣则是宰相之下最重要的官员，由两名地位相同的大臣担任，主管全国税收和国家财政收支事务。大法官是与宰相和君士坦丁堡市长同样重要的官员，负责为皇帝起草法律文件，帮助皇帝处理司法审判，并掌管皇帝的印玺。此时的元老院成为真正的皇帝咨询会议，其过去拥有的立法权逐渐丧失，其对帝国行政事务的影响力迅速削弱，但是，它在帮助皇帝立法方面仍然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特别是在人民起义和皇帝意外死亡等非常时期，元老院将决定新皇帝的即位。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元老院约有2000名成员。为了稳定中央政府的贵族和高级官吏，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新的等级条例，并根据等级的高低，发放薪俸和赏赐财产。
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所沿袭，特别是在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图1-17）。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它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百余年历代君主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巩固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改革成就，也为继续推行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部法典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才被《罗马民法大全》所取代。
图1-17 狄奥多西一世
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改革稳定了战乱后的城乡社会，经历血腥战争统一的东罗马帝国亟需进行制度建设，君士坦丁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完善着新国家的制度体系，逐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军事、世俗与教会、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关系，使得士农工商各业进入大一统中央政府管理下的稳定环境中，秩序得到恢复，生活重归常态。“城市、集镇、村庄和修道院都是相互依存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贸易彼此沟通，并因政治和宗教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各个部分支撑着希腊罗马世界的基本机构，繁荣的城市植根于它们所依赖的广大乡村之中，反过来乡村也依赖着城市”。 【62】
蛮族入侵是早期拜占庭国家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4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他们涌入帝国的浪潮，拜占庭统治者认识到使用武力解决不了哥特人问题，因此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
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随着哥特人的迁徙，在拜占庭国家经济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根据《日耳曼尼亚志》记载， 【63】 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早在1世纪就已经存在，在农村公社中土地公有，由公社按照家族人口和身份地位进行分配，“他们每年更换新地，但土地还是很多”。
晚近学者研究认为，此时的公社属于大家庭公社阶段。 【64】 到4—5世纪时，日耳曼人（图1-18）在入侵罗马帝国过程中，其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其中与拜占庭人接触最多的哥特人发展速度最快，其农村公社经济生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农村公社基本保持土地公有的习惯，由公社将新定居地区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由家庭经营。如果没有新的迁徙活动和重大变迁，土地一旦分配即由公社成员连续使用，而不必每年重新分配。农村公社仍然由集体占用公有地，如树林、河流和草地等。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社会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在于加强了拜占庭小农阶层的力量，巩固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拜占庭农业经济基础。当然，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人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大批哥特人定居拜占庭国家后，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集体参军组成军团的形式参与拜占庭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的皇帝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贵族禁卫军，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
图1-18 日耳曼人
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拜占庭国家抵御外敌的防务任务相当大部分逐渐由哥特人承担，他们大多驻守在边境地带，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民族对拜占庭的进攻，至少在使其他民族绕过拜占庭领土继续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进入拜占庭军队的哥特人的凶猛剽悍多多少少给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而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军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
君士坦丁王朝在解决外来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罗马帝国晚期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使得兵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且利用外来族群迁入带来的活力，有效提高了军事实力，调整了晚期罗马帝国腐朽的社会生活。但是，作为注入拜占庭帝国的新因素，他们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进入社会上层的哥特贵族与帝国旧贵族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些问题将留待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解决。
狄奥多西王朝（379—457年）和利奥王朝（457—518年）统治时间长达近140年，其间统治集团以君士坦丁大帝确定的治国原则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因此，后代学者将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直到518年的历史时期统称为君士坦丁时代。狄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的政策主要是继续贯彻君士坦丁王朝的基督教政策和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65】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从两方面继续推进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基督教化政策：其一是清除多神教残余；其二是坚决支持以《尼西亚信经》为信仰的正统教派。 【66】 狄奥多西一世所处的时代是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转变的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处于转变时期，各种古代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君士坦丁王朝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政策忽左忽右，有的皇帝支持基督教，有的支持多神教，而在支持基督教的皇帝中有的倾向于尼西亚派，有的保护阿利乌派，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多种宗教并存和基督教宗派林立的情况。古代罗马多神教祭司集团的各项特权虽然在西部帝国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us，375—383年在位）统治时期就已被取消，但是多神教信仰仍然流行，各种多神教的献祭仪式在民间仍然屡禁不止，元老院议事大厅仍然供奉着古代的胜利女神。狄奥多西一世（图1-19）改变了前朝皇帝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他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纷纷抛弃旧信仰，连罗马最古老和势力最显赫的加图家族的元老也迫不及待地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法衣。元老院还通过法案，禁止多神教崇拜所必需的偶像崇拜，得到各地官吏和民众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朱庇特神庙被破坏，阿波罗神像被人们任意作践。狄奥多西一世将其在帝国东部行之有效的禁止奉献牺牲的法令在帝国西部推行，斥责所有研究牲畜内脏以获得神谕的多神教仪式既是有罪的也是不道德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67】 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他在一道措辞严厉的法令中写道：“朕决定和希望，朕的任何臣民，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普通公民，无论其职位和社会地位高低，都不得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方用无辜的牲畜作为牺牲向无知觉的偶像献祭”，违犯者以叛国罪论处。 【68】 为此，他派遣东方大区长基奈尤斯（Cynegius）和西部重臣卓维乌斯（Jovius）伯爵作为特使，到帝国各地巡视，强制关闭所有多神教神庙， 【69】 罢免残余的祭司职务，收缴贵重祭神用具，捣毁所有偶像，没收多神教产业。在狄奥多西一世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祇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之间的流血冲突，迫使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的胜利。
图1-19 狄奥多西一世皈依基督教
基督教的胜利伴随着多神教残余的最后清除和基督教教会迅速的发展，同时，基督教各教派之间存在的矛盾再度激化，深刻的神学争议和派别斗争重新凸显出来，自尼西亚会议以来长期引起争论的阿利乌派教义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尼西亚会议判定其政敌李锡尼支持的阿利乌派为异端教派，但是他本人对阿利乌派信徒并没有进行严厉打击，相反，他晚年对他们格外信任，加以重任，甚至在其临终前由阿利乌派主教主持皈依仪式并进行施洗。直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初期，阿利乌派一直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教区。基督教重新得势后，有关阿利乌派教义的争论再起，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当时的作家记载道：“这个城市充满了商人和奴隶，他们都自诩为渊博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头到处讲道。如果你想要与一个人兑换一块银币，他必定告知你圣子与圣父的区别所在；假如你要询问一条面包的价格，你将得到圣子低于圣父的回答；而你若问及浴池是否准备停当，回答则是圣子毫无神性。” 【70】 帝国西部皇后查士丁娜在米兰城强制推行阿利乌派教义几乎酿成人民起义。
狄奥多西一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帝国除了靠武力，还要靠思想，而统一帝国臣民思想的工具只能是基督教正统教义。《尼西亚信经》不仅是包括狄奥多西一世家乡西班牙地区的帝国东西部大部分省份共同接受的教义，而且是其本人推崇的信仰。他于380年罢免了阿利乌派领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任命著名的正统教义捍卫者纳齐安城人格列高利出任这一重要职务。381年，他公开宣布支持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朕高兴地知晓所有为朕之宽厚仁慈治辖的各民族均将坚定地信奉圣彼得教喻罗马人的宗教，其信仰传统得以保持，目前，更得到大马士革主教和具有教父圣洁之名的亚历山大主教彼得的完善。根据这位圣洁教父的教规和福音的信条，让我们诚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之惟一圣体，同位同格的纯粹三位一体。朕特许信奉这一信条的信徒享有正统基督教的称号；而在斥责所有其他信徒为放肆的疯子时，给他们打上臭名昭著的异端恶名；朕还宣布他们的集会不得再占用玷污教会这一令人敬畏的称号。除了上帝正义的谴责外，他们还应遭受严厉的惩罚。幸赖上天智慧指引的朕之权威将思考对他们给予适当的严厉惩处。” 【71】 阿利乌派教徒集中的安条克因此发动近一个月的起义，他们煽动和召集所有对现实不满的势力围攻官府，将狄奥多西一世及皇家成员的雕像推倒砸碎，直到狄奥多西一世派遣大将军赫勒比库斯（Hellebicus）和行政长官凯撒利乌斯（Caesarius）前往镇压为止。根据狄奥多西一世对安条克起义颁布的法令，为惩罚起义民众，安条克被剥夺所有帝国城市应当享有的特权，甚至被取消了城市的称号，而降级为村镇，隶属于距离安条克百余公里的海滨城市劳狄西亚管辖。当地的阿利乌派势力遭到致命打击，这座经历过数百年繁荣的古城从此衰落。381年5月1日，他下令召开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再次承认和肯定尼西亚会议决议的正统地位，宣布了一批违背正统教义的教派为异端。在为期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他多次亲临会场，指导150名主教制定会议文件，并确定君士坦丁堡教区为仅次于罗马教区的第二大教区地位。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为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多次军事行动。首先，他面临帝国西部地区马克西姆于383年发动的叛乱，后者派杀手刺杀了帝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并立即派使节携带重礼拜见狄奥多西一世，向他解释格拉提安之意外死亡与其本人毫无关联，同时提出希望得到狄奥多西一世的友谊，而不希望战争。狄奥多西一世考虑到哥特战争刚刚结束，其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发动新的远征，故暂时与叛军结盟，达成互不敌视协议。数年后，狄奥多西一世经过精心备战，借口马克西姆违背协议入侵意大利，而他本人应查士丁娜及其子瓦伦提尼安二世的救援请求，于388年出兵意大利，充分发挥其部队中匈奴人、阿兰人和哥特人骑兵的优势，击溃以战车为主力的意大利军，在阿奎莱亚城下与马克西姆决战，后者战败被俘，旋即被狄奥多西一世部下乱刀砍死，后者已经被加冕为皇帝的儿子维克托（Victor）也被杀死。而后，狄奥多西一世扶植瓦伦提尼安二世重新控制帝国西部，并派遣得力将领阿波加斯特斯辅助瓦伦提尼安二世。
第二次平息叛乱的军事活动发生在394年。当时，无能的瓦伦提尼安二世无力控制朝政，他先是依靠其母后查士丁娜，后依赖军事大权在握的将领阿波加斯特斯。阿波加斯特斯原为瓦伦提尼安二世的部将，后为狄奥多西一世重用，担任高卢军团总兵。392年5月阿波加斯特斯密谋暗害瓦伦提尼安二世，拥立伪帝尤金尼乌斯，使帝国中央集权再度受到挑战，帝国统一再度受到威胁。尤金尼乌斯的使臣在面见狄奥多西一世时，企图说服后者相信瓦伦提尼安二世死于意外，希望得到后者的友谊与合作。但是，狄奥多西一世清楚地意识到其中暗藏的阴谋和暗杀事件的恶劣影响，决定发动新的西征。他先是不动声色地以厚礼送走尤金尼乌斯的使臣，而后经过两年备战，于394年发动对西部伪帝的征讨。他命令战将斯提利赫（Stilicho）和迪马修斯（Timasius）从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中招募士兵，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组成了西征的主力军。在最初的交战中，以逸待劳的叛军大败劳师远征的狄奥多西一世的军队，在阿奎莱亚城附近的遭遇战中，狄奥多西一世损失万余人。但是，随着战事的深入，足智多谋的狄奥多西一世分化瓦解了叛军阵营，使战局发生扭转，并最终击溃尤金尼乌斯。愤怒的士兵在狄奥多西一世默许下将伪帝斩首。叛军首领阿波加斯特斯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72】
显然，狄奥多西一世比较完整地延续了君士坦丁时期确立的基本国策，不仅强化基督教政策，在立法中明确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而且坚持清除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即便在统治力相对薄弱的帝国西部也以武力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这就进一步稳固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本国策在新帝国的长期主导作用，也为后世拜占庭君主树立了榜样。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仍然以哥特人入侵为主。但是，狄奥多西一世与前朝皇帝的对外政策有所区别，他采取安抚利用蛮族的策略，一方面允许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进入色雷斯地区定居；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哥特人加入帝国军队，甚至对才能出众的哥特将领加以重用。狄奥多西一世本人自青年时代从军，即参加过多次对蛮族的作战，他曾指挥帝国军队打败斯科特人、萨克森人、摩尔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亲身感受到这些游牧或渔猎游牧参半的民族之凶猛剽悍和好战尚武，特别是在帝国皇帝瓦伦斯惨败于哥特人，帝国军队损失4万精锐兵团之后，他认识到，对于这些难以征服的蛮族只能采取刚柔相济偏重怀柔利用的政策。虽然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的兵源能够使帝国军队迅速得到补充，分布在帝国各地的34间武器制造工场可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军需，但是，阿德里安堡战役失败在帝国朝野和军队中产生的深远的心理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在此情况下，采取利用蛮族和“以夷制夷”的策略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有利可图的政策。
狄奥多西一世将塞萨洛尼基修建为行宫，亲自坐镇哥特人为害最烈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他在加强边境地区军事要塞建设和补充训练帝国军队的同时，以不间断的小规模出击削弱哥特人的散兵游勇，打击哥特人的侵扰，恢复帝国将士的信心。当时，哥特人新首领亚拉里克（Alaric）很难将各个部落联合起来（图1-20），他们相互攻击，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为精明的狄奥多西一世提供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机会。他以重金收买哥特人小部落酋长莫达尔（Modar），任命他为拜占庭帝国军官，而后资助和指使莫达尔袭击不肯臣服的哥特人。 【73】 多年前为躲避战乱进入山林地区的哥特人领袖阿萨纳里克（Athanaric）下山收编哥特人各部落后，狄奥多西一世立即派使节主动结好，并于382年9月邀请阿萨纳里克到君士坦丁堡参观，盛情款待。在狄奥多西一世极为友好的接待中，阿萨纳里克毫无节制，酒色无度，很快便暴死酒场。狄奥多西一世除了为其举行盛大葬礼外，又将其统率的哥特人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进拜占庭军队。数年后，当另一位哥特人领袖阿拉塞乌斯（Alatheus）领兵乘3000只船偷渡多瑙河入侵拜占庭帝国时，狄奥多西一世亲自设计并指挥水陆军队大败哥特人。
图1-20 亚拉里克
此后，狄奥多西一世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为臣服的哥特人划定定居区，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部落社区组织，其原有的部落酋长仍对各自部落进行自治管理，并自行安排农牧业生产和生活。许多哥特人在弗里吉亚和里迪亚地区的荒芜土地上定居，仿照拜占庭农民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垦荒地种植各类谷物。为了鼓励哥特人定居务农，狄奥多西一世规定在开垦荒地的最初若干年内，他们可以享有免税的优惠待遇；在哥特人定居区内，他们只要承认拜占庭皇帝的最高权力，就可以继续使用民族语言，保持相对独立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甚至不必服从拜占庭帝国地方法律。狄奥多西一世还吸收数万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军队，组成“同盟者”军团。为了进一步有效地控制哥特人，他利用和挑拨哥特人内部矛盾，打拉结合，支持以弗拉维塔（Fravitta）为首的亲拜占庭派别打击以普利乌尔夫（Priulf）为首的独立派，并派人杀死后者，使困扰拜占庭帝国多年的哥特人问题逐渐化解。
但是，哥特人进入拜占庭政治和军事生活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定居拜占庭帝国边疆地区的哥特人对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极为反感，而拜占庭官吏对他们的民族歧视又将这种不满变为仇恨，拜占庭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以及民族欺压迫使哥特人不断举行起义。395年，哥特人在亚拉里克（Alaric，约370—410年）的率领下发动民族大起义，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向南进攻，侵入色雷斯平原和马其顿地区，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朝野极为震惊，立即展开外交斡旋，说服亚拉里克改变进攻计划，调整进军路线，使哥特军队继续南下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转向西方的意大利。其次，哥特人政治势力的增加激起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庭贵族集团的极大恐惧，当时的一位主教在致皇帝的信中万分忧虑地写到：“武装的蛮族将使用各种借口窃取权力，并成为罗马公民的统治者。因此，手无寸铁的人们将被迫与这些装备精良的家伙斗争。首先，这些外国人应被赶出军队指挥岗位和元老阶层……就是那些长着浅色头发、戴着埃维亚人头饰、原本在私人家中充当佣人的蛮族人竟然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统治者，这难道不令人极其惊讶吗？” 【74】 一大批拜占庭贵族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哥特人势力，提出将哥特人赶出军队，代之以本国人军队，限定哥特人只能充当农村中的苦力。对此，哥特人贵族领袖塔依纳斯联合拜占庭军政部门的哥特人作出强烈对抗，并依靠其控制的军队平息了拜占庭希腊贵族的骚乱，监禁和处死他们的领导人尤特罗琵乌斯。但是，拜占庭人使用武力未能征服的哥特人，也同样没能用暴力手段平息民族情绪高涨的拜占庭民众起义。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98—404年在位）领导下，拜占庭朝野内外、教俗各界以“勤王”为口号，于400年7月11日（或12日）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反对哥特人大起义，哥特士兵被大批屠杀，主要的哥特军官被处死，塔依纳斯侥幸逃脱，不知去向。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庭国家的军事势力从此被清除，哥特贵族对拜占庭政治和军事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
哥特人对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的威胁虽然被解除，但是，仍有大量哥特移民活跃在巴尔干半岛，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另一支蛮族伊苏利亚人成为5世纪拜占庭国家新的威胁。拜占庭皇帝弗拉维·芝诺（Flavius Zeno，474—491年在位）统治时期，对这两股蛮族势力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限制。一方面，他派出精兵良将对伊苏利亚人进行无情镇压，扫荡其在小亚细亚的根据地，平毁其军事据点，并清除军队和政府中的伊苏利亚人。另一方面，他拉拢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Great，即狄奥多里克大帝，454—526年）带领难以驯服的哥特人前往意大利（图1-21），代表帝国皇帝平息西哥特人的反叛。当时西哥特人在奥多亚塞（Odoacer，476—493年在位）领导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自立为帝。弗拉维·芝诺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达到既能祸水西引，最终消除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祸害，又可借刀杀人，平息意大利的哥特民族骚乱。488年，狄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横渡亚得里亚海进攻西哥特人，临行前，曾在拜占庭宫中作为人质的他，向弗拉维·芝诺表示：将把被征服的意大利“作为您赠赐的礼物加以掌管，我不像那个您所不佐的人（指奥多亚塞），降服您的元老于其伪权之下，奴役您的部分王国”。 【75】 这样，在狄奥多西王朝及其后的利奥王朝统治期间，早期拜占庭帝国就基本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像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
图1-21 狄奥多里克大帝
狄奥多西一世的后人在治理国家中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建树，其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均为无能之辈，两人性格相近，前者受东部大区长鲁菲努斯控制，后者受西部军队总兵、皇亲斯提里科（Stilicho，约359—408年）控制。鲁菲努斯代表了帝国朝野贵族势力，而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斯提里科则代表了当时逐渐构成帝国军队主力的蛮族军事势力。他们在治国安邦中毫无作为，却使宫廷斗争愈演愈烈，宫廷贵族和官宦势力开始逐步左右朝政。他们暗中鼓动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致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Alaric）势力坐大，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大肆洗劫。狄奥多西王朝既无杰出君主，也无适当的传位后人，其统治很快被利奥王朝取代。
利奥王朝的创立者是利奥一世（Leo I the Thracian，457—474年在位），他出生在伊利里亚大区达吉亚省，行武为生，官至塞林布利亚地区巡逻队长。因其作战勇敢，被当时控制帝国军权的阿斯巴提拔到宫廷中担任禁卫军队长。狄奥多西王朝末代皇帝马尔西安死后，阿斯巴推荐利奥为皇帝，旨在控制朝政。登基后，利奥一世（图1-22）为摆脱阿斯巴的控制，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阿纳托留斯（Anatolios，449—458年在任）为其加冕，从而首开大教长在皇帝登基大典上为皇帝加冕的先例。 【76】 蛮族军事贵族阿斯巴于468年取得打击匈奴人胜利后，更加骄横，不可一世，与利奥一世强化皇权的政策发生冲突。利奥一世联合朝野反哥特人势力，特别是重用伊苏利亚军事将领弗拉维·芝诺，为剪除阿斯巴势力做充分的准备。他将女儿阿利雅得尼（Ariadne）嫁给弗拉维·芝诺，通过联姻加强政治军事联盟后，任命其女婿为军队总司令，进一步剥夺了阿斯巴的军权。471年，他设计诱杀了阿斯巴及其子，清除了宫廷中的哥特人势力。但是，伊苏利亚人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弗拉维·芝诺进入皇室对拜占庭帝国又产生了新的威胁。利奥一世于474年病故，临终前为其6岁的孙子利奥二世（Leo II，474—474年在位）加冕，以此防范军事贵族左右朝政。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未实现，相反却把其孙子的性命搭了进去。因为利奥二世于474年被迫为其亲生父亲弗拉维·芝诺加冕，数月后，便神秘死亡，弗拉维·芝诺合法地继承了皇位。围绕小皇帝的死亡，皇室内爆发了新的斗争，利奥一世的遗孀怀疑弗拉维·芝诺害死了她的外孙（也是弗拉维·芝诺的亲生儿子），因此与其兄弟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475—476年在位）联合起兵打击弗拉维·芝诺，迫使后者逃亡伊苏利亚故地。只是由于其他蛮族部落的协助，弗拉维·芝诺才于476年重登帝位，再度控制了朝政。击溃皇后党人后，弗拉维·芝诺将巴西利斯库斯困死于其避难的修道院。 【77】 长期的宫廷斗争严重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和对外战争，利奥王朝不得不通过重金收买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放弃在希腊地区的抢劫活动，转而进攻意大利。同时，他们与汪达尔人达成和平协议。
图1-22 利奥一世
但是，以阿利雅得尼公主为代表的利奥皇族不甘心失败，她联合被称为“双色眼人”的安条克大主教阿纳斯塔修斯与弗拉维·芝诺展开激烈斗争，粉碎了后者计划扶植其弟弟郎吉诺斯（Longinos）继承皇位的企图。她于491年设计害死弗拉维·芝诺（图1-23），为其母亲和舅舅报仇后，立即与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I，即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结婚，并辅助他平息了伊苏利亚党人的叛乱，维持统治达27年之久。阿纳斯塔修斯虽然不是利奥家族成员，但是他能力超群，治国有方，统治期间积极从事财税制度改革，发行优质铜币弗里司（Follis），并变国有土地为皇家产业，扩大了国家税户，国库因此充盈。 【78】 515年阿利雅得尼病故，两年半后阿纳斯塔修斯也撒手人间，利奥王朝统治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
图1-23 弗拉维·芝诺之死
经历了皇党与哥特军事贵族之间、后党与伊苏利亚党之间的血腥内讧后，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了君士坦丁大帝确立的帝国发展方向，继续坚持王朝最高权力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制度，而且开创了基督教涉足皇权继承的惯例，彻底解决了蛮族军事势力控制帝国最高层的危险倾向，君士坦丁时代的各项历史任务得到了比较圆满的完成。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200多年时间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文化经历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古代的东方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经过相互间的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稳定的民族载体、全面的文化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早期拜占庭国家在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可以说，文化发展构成了此期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
早期拜占庭国家特别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这是因为皇权专制统治需要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兴起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君士坦丁堡以其安全和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集聚在故都罗马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工匠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图书文物、艺术杰作，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狂热追求促进了新国家崇尚古典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集中保护古代遗留下来的图书手稿，中央政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其任务不仅包括整理、抄写古代书籍，而且广泛收集民间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快就发展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二大国家图书馆，藏书达12万册，其中多数为古典书籍。翻译和注释古代作品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数百年希腊化的过程中，东地中海不同民族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希腊语经典和标准的古代语言，使这种流行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国际语言呈现语法混乱、地方俚语方言混杂的现象。当时，古希腊语对于使用中世纪希腊语的拜占庭希腊人来说也很艰深难懂。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注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在整理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的几大译本体系，即以亚历山大用语为基础的柯普特语 【79】 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希腊语译本，以及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文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罗马作品大多是从这几种译本翻译成近现代通用语言的。古代杰作的翻译有助于古典文化的普及，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了浓厚的尚古风气，人们积极学习古代语言，搜集古代图书，翻译古代名作，研究古代哲学和背诵古代文学戏剧。4世纪著名诗人塞米斯条斯（Themistius，317—388年）和4—5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最负盛名的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355/360—415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世俗学术，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年在位）下令进行全国统考，招聘国立学校教师。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图1-24），开设哲学、法律、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当然，建立国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补充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繁荣文化生活的效果。 【80】
图1-24 狄奥多西二世
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古代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由于拜占庭政府的基督教化政策，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使宗教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对话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创作形式，宗教书籍开始充斥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发展极快，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同时，基督教艺术家逐渐放弃了古典作家注重自然景物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手法，宗教的抽象艺术风格也逐渐取代了先前的世俗倾向。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基督教文学中心，其中有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利亚地区、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贝利图斯城（今贝鲁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城、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城和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批基督教文学家闻名遐迩，他们的作品走红一时，例如，被时人称为“卡帕多利亚三杰”的巴西尔（Βασιλειος Ο Μεγας，330—379年）和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υσσης，335—394年）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αζιανζηνος，329/330—390年）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基督教文化与世俗古典文化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时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是教俗文化兼通的大学者，例如，巴西尔青年时代就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最好的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世俗教育，精通古典文学，后来投身于新兴的“新亚历山大学派”文化活动，致力于用古典希腊哲学概念思考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格列高利也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世俗学校的毕业生，对古代戏剧和诗歌颇有研究，后来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留下大量模仿古典叙事诗的宗教散文和神学教义论文，其中长篇散文《关于上帝的生活》是当时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1】 叙利亚的著名作家“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年，即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被后人认为是教俗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极有创作和演说才能，思维敏捷，作品富有逻辑性，据记载，这些优点全是得自其早年在著名世俗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他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大量论文、散文、诗歌、演讲词和书信，对后世影响很大， 【82】 以致许多拜占庭作家模仿他的作品（图1-25）。一位拜占庭诗人是这样评价他：“我曾读过他上千篇布道词，它们渗透着无以言表的甜美。自年轻时代，我就敬慕着他，倾听他的演讲，那好似上帝的声音。我知道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属于他。” 【83】 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文史作家，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古典希腊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既是拜占庭教会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拜占庭教俗历史撰写的范本，不仅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作家的学习榜样，而且是研究君士坦丁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必读的史料书籍，在拜占庭文化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目前大多有英文译本。 【84】
图1-25 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
君士坦丁时代文人学者众多，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里难以一一详述，本书将作专门叙述。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注释
【1】 戴克里先在其行政改革中首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帝国西部副皇帝，也称“奥古斯都”，而后，两位皇帝再各自任命一位“凯撒”，即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分管伊利里亚、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群岛，这就是所谓“四帝共治制”。
【2】 《献君王词》，转引自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5页。
【3】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53页。
【4】 阿加狄亚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地区，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1页。
【6】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57页。
【7】 马基雅维里认为日耳曼人“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地”。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8】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8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10】 正如后人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2.
【11】 参见陈志强：《关于拜占庭史启始年代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2】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3】 参见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4】 此事当为一件历史谜案，左西莫斯首次记载此事，怀疑克里斯普斯因偷情而被君士坦丁大帝秘密处决，其根据是福斯达在克里斯普斯死后表现异常，不久即被皇帝下令淹死在浴池中。参见珀尔散德：《克里斯普斯：辉煌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H.Pohlsander, Crispus: Brilliant Career and Tragic End, in History, 1984 (33), pp.79-106.
【15】 E 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chap.10.
【16】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 Canberra 1982, Vol.1, II, pp.79-80.
【17】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6页。
【18】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第694—695页。
【19】 E usebio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trans.by G. Williamson, New York, Penguin 1965, Vol.6, XXXXIII, 11.
【20】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70—471页。
【21】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363页。
【22】 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8页。
【23】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Vol.8, IV, VII.
【24】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25】 Eusebio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
【26】 Zosimus, New History, Vol.2, pp.86—88.
【27】 这个神话描述了他在夕阳下看到天空中上帝显灵的十字架和当夜上帝再度托梦给他的详细情节，这使我们联想到陈胜、吴广在发动农民起义前精心编造的一系列神迹。参见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Vol.1, pp.28—30。
【28】 John W.Eadie ed.,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Huntington, N.Y.:R.E.Krieger Pub.Co., 1977, c1971, p.34.
【29】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ed.by J.M.Hussey, Cambridge 1966, Vol.1, p.4.
【30】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298页。
【31】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4页。
【32】 Arnold Toynbee, 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07.
【33】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74.
【34】 Zosimus, New History, Vol.2, pp.90—94.
【35】 E 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III, 2—6.
【36】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III, 12; IX, 3.
【37】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p.70—71.
【38】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1970, p.165，该书作者还正确地指出：“他必须关心其良好治下的6000万或8000万臣民对基督的崇拜”，见第169页。
【39】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60页。
【40】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61.
【41】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10.
【42】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85—486页。
【43】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124页，这里仅是大概的估计，例如在迦太基的人口登记中，基督徒人数超过10％。
【44】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51页。
【45】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49.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59.作者都描写了有关的事件，但是他们的资料来自拜占庭作家费劳斯多基乌斯的《教会史》。
【46】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50.
【47】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85—487页，吉本原著中“the episcopal throne”在中译本中作“教皇”是错译，因为教皇仅指天主教的最高首脑，东正教最高首脑称“大教长”或“牧首”，本文采用前者。
【48】 这里提到的分别为罗马主神、太阳神、战胜和大力神，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35—436页，可惜中译本多有错译，本文引用中作了适当修改。
【49】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46.
【50】 R.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24.
【51】 吉本试图从道德方面解释这个事件，拜占庭作家左西莫斯则认为此事源于君士坦丁错杀其子的自我悔恨，而一些教会学者还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既可纵情享乐人世又可死后升入天堂，这些意见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53—455页。
【52】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28页。
【53】 陈志强：《拜占庭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2页。
【54】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15.
【55】 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第3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57】 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诸城邦联合抗击波斯军队入侵的战争，最终以波斯人势力被迫退出欧洲和爱琴海及沿海地区而告结束。
【58】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p.57—60.
【59】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5-1906, p.239.
【60】 以金币为例，远在东亚的中国就发现了大量拜占庭时代的金币，夏鼐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发现的外国货币，波斯银币为最，次之为东罗马金币。参见陈志强：《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铸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另见《我国发现的拜占庭货币》，《丝绸之路上的古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2011年，第354-370页。
【61】 J.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msterdam: Adolf M.Hakkert 1966 1, chap.1.
【62】 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95.
【63】 古罗马作家塔西佗写于98年。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4】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5】 Thomas Hodgkin, The Dynasty of Theodosius: Eighty years' struggle with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B.Franklin, 1971.
【66】 Robert Malcolm Errington, Roman Imperial Policy from Julian to Theodosiu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67】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 Princeton 1952, Vol.16, X, 7.
【68】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Vol.16, X, 12.
【69】 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塞拉皮斯神殿是在390年被拆毁，有千余年历史的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殿则被关闭于394年。H.W.Parke, Greek Oracle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p.147.
【70】 Gregory of Nyssa, The Letters, trans.by Anna M.Silvas, Letter 33.
【71】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Vol.16, I, 2.
【72】 这两次内战的资料出自Zosimus, New History, Vol.4, p.120.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Chester D. Hartranft,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Vol.7. Scorates, Scorates and Sozomenus Ecclesiastical Histories,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Vol.7。
【73】 左西莫斯记载莫达尔在大肆屠杀哥特人以后向狄奥多西一世进献大批战利品和数千件武器的事件。Zosimus, New History, Vol.4, c.22.
【74】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93.
【75】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51页。
【76】 有学者认为，此事凸显了基督教势力对帝国高层政治决策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皇权神化的重要步骤。“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了皇帝处在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独一无二的位置”。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45.
【77】 J.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p.390-394.
【78】 史家记载，他去世时国库留有32金镑，A.Johne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2, pp.78-80.
【79】 柯普特语是指拜占庭帝国时代埃及地区流行的语言，它是一种使用希腊字母拼写古代埃及语言而形成的文字。
【80】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359-369.
【81】 M.M. Fox, The Life and Times of Basil the Great as Revealed in His Works, Washington D.C.,1939, chap.2、3.
【82】 他的作品经后人整理，已经出版的有《演讲》和《书信集》，后者包括其240封书信，两书均在巴黎出版。
【83】 尼基弗鲁斯：《教会史》，转引自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118。
【84】 有些学者认为，纵向比较看，“一些时代，如尤利安（Julian）短暂的（361-363年）和查士丁尼长久的（527-565年）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