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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欧学者开始注意拜占庭帝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坚持其传统的东正教信仰，在统治当局严酷控制下的东正教会长期发挥着团结拜占庭希腊人的作用。此时的拜占庭人大多放弃了“罗马人”的称呼，改称为“希腊人”，他们使用希腊语在教堂和教会主办的学校里教育本族子弟。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激发了他们恢复古代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度转变为收集和翻译整理古代文物和文献的文化行动，并迅速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尚古热潮结合在一起，推动西欧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他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1】 大量的希腊古代手稿因此在这一期间流入西欧，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最早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拜占庭研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早期研究阶段始于15、16世纪。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扩展，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德、法两国的学者像其意大利先驱一样，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手稿和文物的热潮。附庸风雅的法国专制王朝，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出资支持法国学人广泛收集希腊古物和文献。在收集活动中，许多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如手稿、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也被当作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时，好古者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庭作家不加区别，把他们统称为古代希腊作家。
16世纪末，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手稿时，发现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献有重要区别，他认为从中古希腊文献中可以得出许多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应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样，这样，他就成为开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获得显著成就。
在拜占庭研究的早期阶段，德国、法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拜占庭学者，他们致力于拜占庭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庭古籍的译注。法国教会学者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开始法国的拜占庭研究。荷兰学者沃尔坎努斯（B. Vulcanius）和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以及希腊学者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olau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丢斯（Leo Allatius）等，都是当时拜占庭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而16、17世纪的德意志尚处于封建诸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个别学者对拜占庭文献表现出的兴趣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
拜占庭研究的真正兴起是在法国出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崇尚古典文明，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王室支持政府广泛收集民间藏书，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1602—1661年）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法国成为拜占庭历史资料十分集中的国家。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使过去由学者自发进行的希腊古籍翻译工作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1645年，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历史》问世，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的实施激发起学者更大的热情。数年后，法国著名学者拉比（Ph. Labb，1607—1667年）等人提出了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出版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奠定了《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这套丛书以原文和译文对照并详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学术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参考书。《巴黎大全》的出版是拜占庭研究工作早期阶段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反映出早期研究工作的特点：即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版重要史籍。
《巴黎大全》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特别是由于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史学家西维奥尔·杜康（Du Cange，1610—1688年）的加盟而达到其最辉煌的顶峰。杜康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币学家和考古学家，广泛涉猎文学和艺术。他大器晚成，45岁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并积极参与领导《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他从语言学、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角度对拜占庭社会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纪希腊语所作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拉丁语词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拜占庭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拜占庭历史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在杜康之后，一批博学的历史学家继续推进拜占庭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等人是重要代表人物，《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于1819年告一段落。
拜占庭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持批判态度。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无一不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并将这一衰亡过程称为“蛮族主义和宗教的胜利”。 【2】 这些思想对拜占庭学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这项研究在18世纪初以后百余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大发展。尽管如此，吉本（图0-1）的这部名著仍然以其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典雅的文学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对该书的注释，使其学术价值保持到今天，成为启蒙运动时代拜占庭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作。 【3】
图0-1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同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编辑整理并没有停止，在德国出版了包括大量拜占庭作品在内的14卷的希腊古文献书目，它提供了完整的拜占庭历史文献索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是拜占庭文献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德国学者开始筹划在《巴黎大全》版本的基础上扩大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丛书。另外，各国学者对拜占庭古代文献分散进行的译注也为此后拜占庭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了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法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投身研究工作，终于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拜占庭学发展的高潮。
拜占庭研究的现代阶段开始于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欧洲学术界出现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和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借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著名学者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图0-2）。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首先，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德国出版问世。这部丛书在《巴黎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资料的搜索范围，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至今，《波恩大全》与《巴黎大全》一样是从事拜占庭研究人员必备的原始资料丛书。
图0-2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
这一时期，各国学者不再满足搜集整理拜占庭文献，而是积极从事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大批各种文字、多种版本的专著，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各个领域。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 Schlumberger，1844—1928年）、查尔斯·迪尔（Ch. Diehl，1859—1944年）和他的学生路易·布莱赫尔（L. Brehier，1868—1951年）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等拜占庭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代表了这个时期法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英国学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和约翰·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也是拜占庭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震动整个欧洲的希腊革命的影响下，多次访问为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希腊，先后完成多部拜占庭帝国和希腊通史，被认为是继吉本之后最优秀的历史作家。布瑞作为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主编《剑桥中世纪史》，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参加该书写作，使之代表了当时英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 【4】
德国在完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事业前后，学术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非常活跃，而兰克和蒙森等史学大师将注重实证史学的风气注入拜占庭研究工作，使德国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特点。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年）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拜占庭经济史和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代表了这一时期德国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庭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述评，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是拜占庭学者必备的案头书， 【5】 该书已被翻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研究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第一流的学术出版物。此外，诸如塔菲尔（G. L. F. Tafel，1787—1860年）、托马斯（G. M. Thomas，1817—1887年）、赫兹伯格（G. F. Hertzberg，1826—1898年）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 Gregorovius，1838—1910年），以及法尔默赖尔雷尔（J. P. Fallmeraryer，1790—1861年）和林根绍尔（K.E. 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腊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在19世纪初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学者注重发掘希腊古代中世纪历史和文化，以此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措施。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年）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年）是希腊拜占庭学家中的佼佼者。前者积30年的功力完成了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和《希腊文明史》，后者出版了《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图解希腊史》。 【6】 雅典大学教授安德列亚迪斯（A. Andreades，1876—1935年）十分注意拜占庭帝国财政经济史研究，其成果至今没有过时。
拜占庭学在俄国的发展值得注意。俄国学者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正教信仰，因此对其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沙皇时代的御用学者甚至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或至少是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正宗继承者。客观的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是在法、德两国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主要成就集中在拜占庭经济史和教会史研究方面。俄国早期拜占庭学者从最初模仿法、德学者收集整理拜占庭历史资料，逐步开始其研究工作，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即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颇有创见。俄国学者如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年）、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9—1895年）是俄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先驱，他们不仅在俄国古代和拜占庭帝国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而且在俄国境内的拜占庭考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俄国科学院院士的瓦西列夫斯基（V. G. Vasilievsky，1838—1899年）、康达科夫（N. P. Kondakov，1838—1925年）和乌斯本斯基（I. Uspensky，1845—1928年）是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拜占庭内政和外交问题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而且在原始资料的考证方法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面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人影响甚深。
20世纪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各国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达数百名，他们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涉及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领域。这里，我们不可能提到所有对当今拜占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仅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一二。
美籍俄国学者瓦西列夫（A. A. Vasiliev）影响最为广泛，他不仅著述极为丰富，而且以通俗易懂的英语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几乎涉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拜占庭学全部有争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 【7】 堪称是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该书因此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法、德、俄、希腊等多种语言，该书的中译本也可望于近年面世。
拜占庭学研究工作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蓬勃开展使该地区学者在国际拜占庭学界异军突起，保加利亚学者穆塔夫斯耶夫（P. Mutafciev，1884—1943年）、兹拉塔斯基（V. Zlatarski，1866—1935年）和尼科夫（P. Nikov，1884—1939年），前南斯拉夫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 Anastasijevic，1877—1950年）、格兰尼奇（F. Granic，1883—1948年）、斯塔诺耶维奇（St. Stanojevic，1874—1937年）和希西奇（F. Sisic，1869—1940年）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而影响力最大者当属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 Ostrogorsky），他的《拜占庭国家史》是一部影响深远、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书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专章中开辟专门小节分析相关的拜占庭史料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严谨的著述方法独树一帜，构成了全书的坚实基础。 【8】 在这部名著中，作者注重对物质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他对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学者，他关于拜占庭帝国农业经济的意见至今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这部书历经半个多世纪，为学界公认是最好的拜占庭通史著作。罗马尼亚学者奥尔佳（N. Iorga）的《拜占庭人生活史，帝国与文明》突破一般的历史著作的写法，另辟新路，注重考察拜占庭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突出作为整体的拜占庭文明演化的主要线索。该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附录了大量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入阅读。 【9】
英国学者仁西曼（S. Runciman，1903—2000年）可以称为长寿作家，他在经历了多年在土耳其、希腊的外交生涯后，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的《拜占庭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在国际拜占庭学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从而他成为继布瑞之后英国拜占庭学的学科带头人。 【10】 俄国学者乌斯本斯基于1914年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堪称俄国拜占庭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书中包括对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代表了俄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而且使用大量图片、地图和表格，生动地再现了自4世纪以后1400年的历史，从而形成了该书图文并茂的重要特点，这在当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新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在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专家中，列夫臣柯（M. V. Levchenko，1890—1955年）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试图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学者，他在其《拜占庭史》一书中分析了拜占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社会最终解体的原因作了初步的阐述，从而用拜占庭历史的演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性。 【11】 另一位英国作家柏尼斯（N. H. Baynes，1877—1961年）也是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对历史文献、早期政治制度和教会问题有突出的成果，他与莫斯（H. Moss）合作完成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明概论》以专题史的方法描述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拜占庭专题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 德国学者斯坦因（E. Stein，1891—1945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对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生活作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拜占庭手工业、丝织业和行会的研究至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13】
20世纪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专题研究取得了快速进展。学者在拜占庭语言和文献研究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不断补充了科隆巴赫尔100年前开创的文献研究。前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主席、德国学者贝克（H. G. Beck）的《拜占庭民间文学史》和国际拜占庭学学会前秘书长、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J. Karayannopulos）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品。 【14】 英国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美国学者塔尔博特（Alice-Mary M. Talbot）、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Roger Scott）和爱尔兰学者穆雷特（Margaret Mullett）等人在各自主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致力于拜占庭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效显著。同时出现了一批文物全集，例如许多国家出版了拜占庭古币全书，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研究中心的作品为突出。 【15】
总之，现代拜占庭学迅速发展的标志主要有四：其一，各国拜占庭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国家或民间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德国、美国、希腊、法国、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水平和组织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研究中心的工作范围不局限于组织本国学者从事研究活动，而且积极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其二，拜占庭学的研究从欧洲个别国家扩展到全世界。除了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外，东欧其他国家也将拜占庭研究视为本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发展该项研究，而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人类文明保护者的姿态积极促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二战以后拜占庭学迅速成为“热门”学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上述国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和德、法、俄、希腊等国构成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力军。其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活跃。自1924年第一届拜占庭学者国际大会召开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至2006年，已经举行了21届大会。会议讨论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组织国际合作，调整大会机构，并出版会刊和论文集。除此之外，每年还不定期举行世界拜占庭学家恳谈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随时交流学术成果。其四，拜占庭学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每年新版和再版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有数百种之多，截至20世纪末，全世界有近300种学术刊物涉及拜占庭学。这种国际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国家还在大学中设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
现代拜占庭学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这项工作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例如学者根据考古学、印章学和古币学的新成果对20世纪的《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重新注释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近年来，学者对所谓“活的拜占庭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保存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获得大量经济史资料，这些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对拜占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次，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料重写拜占庭通史著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近年来各国出现的拜占庭通史力作。用英文出版的拜占庭通史有布鲁宁（R. Browning）的《拜占庭帝国》、曼格（C. A. Mango）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奥柏林斯基（D. Obolensky）的《拜占庭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史》。用希腊文出版的通史有卡拉扬诺布鲁斯（I. Karagiannoulos）的《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国家史》，用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通史有施莱尼尔（P. Schreiner）的《拜占庭》和卡日丹（A. P. Kazhdan）的《拜占庭人及其文明》。 【16】
这个时期的学者特别注意拜占庭历史专题研究，关注拜占庭学薄弱环节研究，其中专题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学各个方面，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拜占庭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包括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马科斯莫维奇（I. J. Maksimovic）的《巴列奥略王朝时期拜占庭省区管理》和法国学者弗里奥纳斯（Sp. Vryonis）的《拜占庭帝国的权威》等。 【17】 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专著弥补了拜占庭学长期存在的弱项，为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拜占庭古物直接促进了拜占庭考古研究的发展，新的拜占庭货币、印章和器物大全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秘书长伊格诺米基斯（N. Oikonomidis）的《拜占庭印章》、洪梅尔（W. Hummel）的《拜占庭货币分类》、哈金斯等人（T. Hackens）的《拜占庭货币》。 【18】
另外，学者在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方法。许多拜占庭学者注意到国际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出改革拜占庭学研究方法的建议，著名德国学者贝克在1981年举行的国际拜占庭学大会上发出呼吁，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从整体上把握拜占庭历史演化、从全局上系统了解拜占庭学社会变革的新时期，新的宏观研究应该和传统的微观研究一样成为拜占庭学专家采用的方法。有的学者在第二、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影响下，提出历史研究应以人为中心，特别是以普通人，如农民、手工工匠、妇女、士兵等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主张通过对小人物和具体人的生活的考察，再现真实的历史原貌。原苏联学者卡日丹（A. P. Kazdzn）完成的《拜占庭人及其权力》和英国学者卡梅隆的《拜占庭人》就是这种新史学观点的代表作，前者考察了拜占庭社会中各种人的生活，细致具体地描述社会各阶层，包括贵族、农民、手工工匠、妇女的日常生活。后者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 【19】 目前，以新史学观点指导完成的作品逐步增多，反映了拜占庭学研究工作的新变革。
学者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处理数字统计和目录检索，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这是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又一个新趋势。使用计算机不仅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而且有助于拜占庭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这个古老学科朝向数据化、模式化的科学方向发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定量研究。
总之，当代拜占庭学的发展生机勃勃，方兴未艾。1997年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研究会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将该会主席关于拜占庭学百年来的发展报告作为最重要的文件。该报告指出，拜占庭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它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内部构造，形成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史研究领域，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行了许多专门学术刊物。其次，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开展拜占庭学教育和培养高级研究后备力量工作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拜占庭学研究从欧洲国家发展到世界各地，拜占庭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例如，美国拜占庭学研究会正式会员达到300余人。拜占庭学研究国际大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仅以大会发布的文件为例，第一届大会仅96页，至第十六届大会时达到5489页，其中主要是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拜占庭学研究的国际化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标志，各国学者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心理界线，共同致力于拜占庭学的发展，例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拜占庭学发展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承认。努力克服国际政治和文化背景差异对拜占庭学研究造成的影响，也是各国拜占庭学家的共同目标。在瞻望拜占庭学的未来发展时，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内容。第一，各国学者将继续致力于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抢救大量受到环境破坏的拜占庭文物，完善和出版诸如大型拜占庭希腊语词典、百科全书、地图集、年表、文物大全等拜占庭学工具书。第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将继续支持以美国学者为主发起的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拜占庭学研究的计划，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开发的“希腊文古籍数据库”将包括自荷马至后拜占庭帝国时代所有希腊语文献，该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推动拜占庭学研究的发展。而国际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站和开辟的主页，以其快捷准确的信息，为现代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20】 第三，各国拜占庭学家将继续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积极创新，开拓新兴研究领域，注意对薄弱研究课题的开发，例如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中文古籍中有关史料的发掘得到美国、德国和希腊等许多研究机构的注意。 【21】 该报告特别提出拜占庭学研究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呼吁拜占庭学新生代注意克服忽视优秀研究传统的倾向。 【22】
我国拜占庭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受苏联学术观点影响比较强烈，当时苏联学术界拜占庭研究的成果被陆续引入我国， 【23】 列夫臣柯的简明拜占庭史书《拜占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此基础上，我国部分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至80年代中期，我国各类刊物发表的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共3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10篇左右，其余为俄文翻译作品和介绍性通俗读物。在此期间，我国通用教材中有关拜占庭历史的内容大多采用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相关部分。我国的拜占庭学研究除了个别课题，如齐思和先生关于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外，尚未真正展开。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偏重理论探讨和关注苏联拜占庭学的动态，齐思和先生将此概括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拜占庭封建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24】 即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拜占庭社会封建化过程和阶级斗争问题。 【25】 由于对马恩经典作家有关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学者在诸如“封建”、“封建制”、“封建社会”、“封建化”等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加之缺乏必要的史料，致使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基本上跟随苏联拜占庭学者的观点。例如，苏联学术界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的观点对我国学者很有影响，尹曲先生即认为拜占庭灭亡“主要是因为帝国经济的衰落，人民大众的贫困，阶级斗争和封建集团的内讧所造成”。 【26】
近30年来，我国拜占庭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基本的图书资料购置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多， 【27】 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 【28】 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29】 既初步改变了该领域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学科方向的状况，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拜占庭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将对此作比较详细的叙述。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加强了对拜占庭学人才的培养力度，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我国拜占庭研究重新振作和兴起，首先从拜占庭文化研究开始。1986年我国世界史学科专业学术刊物《世界历史》刊发了《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一文，其中建议：“着手进行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同世界有关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从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取得各方面的信息，在若干年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拜占庭史资料体系；同时要组织史学工作者到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挖掘我国古代著述中的有关资料，翻译当代世界有关名著；在大学开设有关课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 【30】 这一建议得到响应，无论在项目设立还是在高校完善课程建设都得到多层次的支持，从而拉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此后，《历史教学》、《世界史资料》和多种刊物相继发表了《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 【31】 《历史教学》连续6期开辟专栏，以图片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拜占庭文化进行系统介绍。 【32】
应该说，这个时期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文章大多具有外国学术成果引进性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其中介绍多于论述，描述多于分析。这与当时我国拜占庭研究的总体水平有限密切相关。当时，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史料比较缺乏，可资参考的专著书籍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原始文献资料，而且当时非常有限的研究人员掌握的外语比较单一，即便对相关语言具有初步知识，使用也很不熟练。
经过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的努力，近30年来该研究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最明显的变化是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举凡拜占庭学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大体都有涉及，前面提到的近年来见诸期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涉及拜占庭文化特征和历史作用的不足5篇，而涉及拜占庭宗教文化的有13篇，涉及拜占庭物质文化的有30余篇，其中仅关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庭（东罗马）货币的文章就占了1/3以上。同时，诸如涉及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菲亚大教堂建筑、玻璃制造技术、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历法等拜占庭文化具体细节的文章也不时问世，显示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 【33】 这是我国对拜占庭文化研究迈出的极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步骤，为今后的研究开拓出巨大的空间。特别可喜的是，我国拜占庭学后备人才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专业化水准不断提高，学术成果的数量明显增加，根据笔者初步统计，近两年正式发表的拜占庭学文章每年都在30篇以上。 【34】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研究理论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大。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自19世纪西方人类文化学者提出“文化”的定义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论”，还是“工具制造过程论”，或“人类生活复合体论”，人们大体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986年《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提出：“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汇、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理解的拜占庭文化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 【35】 但是，此后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推动我国拜占庭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展开来，逐渐关注包括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
仅就拜占庭宗教研究而言，不仅研究选题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而且一些微观研究将一些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课题深入到具体的细节。毁坏圣像运动是决定拜占庭东正教发展的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受到高度关注，《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等文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 【36】 有关拜占庭宗教问题的研究涉及的课题非常广泛，例如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拜占庭早期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均有专题论文问世。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研究》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分量最重，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明确提出：“西部基督教世界和东方拜占庭帝国在修道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把修道手段与教化社会的目标紧密结合，早在6世纪即将修道活动的原初理念——遁世主义理念异化为入世主义修道观；后者则继续以否定尘世生活的方式去追寻上帝，完美地保持和发展了该理念，从而使东部基督教会的修道活动和灵性生活显现出与西部教会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 【37】 又如在拜占庭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学者不仅注意到拜占庭社会主要的发展趋势，还关注查士丁尼、尤利安统治时期的经济制度。 【38】 一些文章甚至注意拜占庭人物质交流的某些细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4—6世纪间，东方帝国的经济复苏无疑得益于东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帝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在经济复苏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布匹、金银制品、雕刻的象牙、细致的玻璃、玛瑙杯子、雕镂的和珐琅的花瓶、镶嵌物、水果、醇美的酒和其他特制的奢侈品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又从阿拉伯和东方商人手中，购买来小亚细亚……各地的珍贵商品：香料、香水、宝石、稀有金属、檀香、麝香与樟脑、生丝与棉花、丝的和精美的羊毛织品……” 【39】
显然，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其引发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彻底突破了我国拜占庭学研究只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的局限性， 【40】 使拜占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促使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针对具体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动向。首先，实证性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使一些过去已经得出结论的课题进一步得到延伸。例如，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文化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他们将这一特点称为“传统性”或“尚古性”， 【41】 并具体列举其表现，即热衷于誊写、翻译、收集和整理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古籍，并在其文史哲和法律创作及建筑艺术活动中打上古典文明的烙印。但是，从古希腊文化到拜占庭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发展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关于东地中海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缺乏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一文对该领域的薄弱环节作了补充，提出：“希腊化在东地中海区域维持了长愈数世纪的经济文化繁盛……希腊化影响又曾延伸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表征着一定的跨时代的文化超越性，对而后的罗马帝国，进而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尤为直接、显明的正面作用。” 【42】 同样，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从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入到对其细节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和《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论述尚显空泛，而《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则举证丰富，实证性较强，《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实证性论述稍显不足，而《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则着重对基辅罗斯和莫斯科两个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性论述，这篇论文以俄文写成，如能以中文出版则影响更大。 【43】
其次，对比和比较研究方法的突破也促进了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对比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的难度也为学者所公认，研究者不仅需要了解比较研究对象双边甚至多边的知识，而且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把握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曾告诫青年学人要慎重地选择这一研究方法。 【44】 《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的作者通过对比这两个古代都城，提出：“无论从城市布局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对称与非对称）、城市布局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还是城市中心建筑物的位置和类别所反映的君权和中央集权与神权、自由民主的对立，两者所表现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 【45】 《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论述两大文明之间关系史的同时，注意到“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他们都“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则将存世1000余年的拜占庭文化与存世100余年的我国河西地区文化进行对比，正如作者所说，这两种文化“时限不齐，地域大小不一，可比基数不同”，所以“干脆抛开理论框架，只比较可比因素”。 【46】 同一作者的两次比较研究不同，前者尚可说得过去，而后者显然比较失败。《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针对《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一文的观点，就西欧接受拜占庭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所作的对比研究，由于对比得当，参考文献比较丰富，因此说服力较强。 【47】 由此可见，拜占庭文化比较研究之难。计量史学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应用尚不普及，但是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篇论文《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历史上近百位皇帝的即位情况作了分析，进而概括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具有的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和继承过程复杂性，从而以定量分析阐释了对拜占庭皇帝专制制度的定性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计量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尝试，其使用的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即便如此，作者的研究仍然以其对大量史料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为依据。 【48】 新的研究方法在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应用之难，在此又得到了证明。
再者，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新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拜占庭史料学的发展，以文本为主以文物和遗址为辅的史料观念正在形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史料考证在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拜占庭学的多数研究目前尚属历史学范畴，因此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提及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拜占庭文化遗址和古代器物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新现象。 【49】
目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这一课题能够跻身国际拜占庭学前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拜占庭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器物。就古籍文献而言，中西方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整理，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文化的史料虽然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水平大体局限于部分文献的解读和古代人名、地名、物产名的考证，涌现了诸如伯希和、夏德、亨利·裕尔、白鸟库吉、冯承均、张星烺、向达、沙畹等一批著名学者。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停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的水平，其间偶尔问世的一些作品大多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 【50】 正因为如此，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力开展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希望能借助现代技术加快相关中文文本资料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者相继出访国际著名拜占庭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参加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并在国际拜占庭学刊物上以多种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51】 就考古发掘器物分析，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的“热门”，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拜占庭钱币发掘报告，而且在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年来又有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人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报告多有新意，特别是学者对于截至2006年在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对于我国钱币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证据。 【52】
总之，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实证性和多样性，不仅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在一些课题上真正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特别是在拜占庭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研究中对国际拜占庭学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我国拜占庭研究尚在兴起阶段，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具体和微观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必然陷入空泛的论说，得出的结论必然经不住推敲。人们欣慰地发现，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更加注意从原始文献和一手史料入手，研究水平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
一般而言，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选题宜小不宜大，研究对象越具体越好，因为过于宽泛的课题不仅增加了研究工作中收集原始文献的难度，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史料的选择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进而很难得出合情合理的客观结论。《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堪称标杆之作，该文的主题非常集中，主要研究6世纪前半期至659年唐军消灭西突厥期间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文化联系，而使用的中文原始文献包括《后汉书·西域传》、《梁书》、《周书·突厥传》，西文原始资料包括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该书虽为现代学者所著，但其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普罗柯比的《战史》、侯拉尼的《阿拉伯航海》、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塞奥凡尼斯的《历史》，还有相关的重要史料集如《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尽管个别中亚文字资料尚未被作者注意到，但是可以说，该文基本上穷尽了这一选题应该使用的中外文原始资料。 【53】 同样，《拜占庭〈农业法〉研究》一文也是如此，该文属于拜占庭文献研究，集中探讨《农业法》及其相关问题，因而其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比较完整，有关资料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法律文本《六书》、《皇帝法律选编》、《法律选编》、《农业法》原文、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和《罗斯法典》，而涉及该法的拜占庭史书如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往年纪事》（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和相关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54】 《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的史料调查和运用更为用心，作者不仅充分注意到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多数学者通常使用的3种基本史料，即普罗柯比、埃瓦格留斯、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而且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工作中将基本史料增加到10余种，其中很多是国内外学者此前未曾注意到的，包括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匿名作家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阿贝拉编年史》、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当代编年纪》和尼基乌主教约翰的《编年史》。 【55】 新发现的史料对于“查士丁尼瘟疫”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因而拉近了我国与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距离。
在原始文献收集和使用方面同样极有功力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两篇文章，因为选题比较宽泛，虽然原始资料比较丰富，但仍然略显庞杂。 【56】 就《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使用的原始材料分析，其包括塞奥尼修斯的《书信》、圣瓦西里的《隐修者的典范》和《书信》、瓦西里的《小修道院规定》和《大修道院规定》、《盖利斯奥斯山拉兹鲁斯修道院遗嘱》、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基督教会史》、查士丁尼的《新律》、《（917年）尤西米奥为斯帕萨玛夏修道院和阿加留修道院所写的遗嘱》，还有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奥利金的《第一原则》，和转引自基纳勾普洛斯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一书的大教长约翰的《论修道院的纪律以及修道院缘何要转交世俗人》、塞奥多利的《826年修道改革规范》、阿塔纳修斯的《安东尼生平》、格列高利的《摩西生平》。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一文使用的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则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和《礼义书》、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利奥的《法令》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以及考古资料集《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等。毋容讳言，就这两篇文章的题目而言，所用原始资料并未被穷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述《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一文中。 【57】
上述这几篇文章是真正反映我国拜占庭研究质量和水平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代表作。还有许多作品虽然不能穷尽各自研究应涉及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尽可能全面地采用与课题相关的专题著作，并初步使用部分原始史料。例如《论阿历克塞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使用了17种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和左纳拉斯的《当代史》。而《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外文专著参考书目则达24种，其中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的《历史》、《米海尔八世自传》、杜卡斯的《拜占庭城的历史》、格利高拉斯的《书信集》和帕西麦利斯的《历史》。 【58】 《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和《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虽然文章不长，但是引用的外文专著很丰富，前者有16种，后者有11种，并且都使用了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和《秘史》。 【59】 这位6世纪拜占庭著名作家的作品显然得到我国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等文章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一书都以之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 【60】 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和《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前者使用了包括参与十字军战争的维利哈顿的《十字军回忆录》在内的9种外文参考书，后者则使用了包括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在内的10种外文参考书。 【61】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顶级刊物陆续发表的拜占庭史论文《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浅析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浅议“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社会影响》等文章，从原始文本等重要史料中获取研究结论的意识都明显提高。显然，对原始资料和外文专题著作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日益提高，因而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 【62】
由于我国拜占庭学尚在初期发展阶段，资料建设还不完善，许多研究者既无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难以接触到原始文献。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少能够找到的外文专题著作。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我国学者仍然注意尽可能多地采用外文资料，以充实研究成果的资料基础。这里应该提到这类文章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们使用的外文参考书多在10种左右，其中包括《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 【63】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军中开始增加了使用俄语进行研究的人才，《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的作者就是俄语专业出身，而《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一文更是将俄文专题著作作为主要资料依据。类似的系统研究成果还有南开大学博士国春雷的数十万字的长篇博士学位论文《拜占庭与早期俄罗斯关系史研究》，其中使用了大量相关的一手和二手史料。 【64】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学术资源的普及，我国拜占庭研究也逐渐开始使用网络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一文就大量引用网络资源提供的史料，其中使用的学术网站地址至少有6个。 【65】 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式时应格外慎重，网络的虚拟性和时效性的弱点需要传统的纸质史料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我国拜占庭研究出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注重从解读原始文献和使用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等新的动向，都反映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与提高。这里提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此间问世的一批相关专著和教材的写作基础。 【66】 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拜占庭学以此为起点，在未来会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拜占庭（Byzantium）这一名称最初是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庭。该城市始建于古希腊商业殖民时代，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东都，此后，拜占庭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都市，而拜占庭这个名字也因此闻名于世。
然而，在中古欧洲并不存在所谓“拜占庭帝国”，也没有任何民族自称为“拜占庭人”。当时，原罗马帝国东部被称为“东罗马帝国”（the Eastern Roman Empire），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当地的居民则自称“罗马人”，连他们的首都也冠以“新罗马”。那么，我们使用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人”等名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称谓实际上是近代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开始采用的。1526年，德国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 Wolf）在最初奠定《波恩大全》编辑基础工作中，首次使用“拜占庭的”一词，以示这部丛书的内容有别于古希腊和近代希腊的历史文献。1680年，法国学者西维奥尔·杜康也使用这一名称作为其《拜占庭史》一书的题目，用来说明这个以古城拜占庭为首都的东地中海国家的历史。从此，学者就将涉及这个古国的事物冠以“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在历史文献中，“拜占庭”大多是指这个城市，而非我们今天的含义。
拜占庭国家历史始于330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古城拜占庭为东都“新罗马”，后来该城改称为君士坦丁堡（图0-3），意为“君士坦丁之城”。长期以来拜占庭历史起始年代一直是史学界聚讼不休的问题，学者对这一年代的判断相去甚远，意见多达近10种。本书采用330年作为拜占庭国家史的开端。
图0-3 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拜占庭国家在330年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3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场危机使罗马帝国陷于全面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在动荡的局势中，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即后人所称拜占庭帝国）逐步发展，其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政治地位逐步超过帝国西部。皇帝戴克里先及其后的多位皇帝将行宫设在帝国东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扩建后的拜占庭城为新罗马，标志着具有独立政治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而此时的罗马古城和亚平宁半岛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新国家还建立了与旧罗马帝制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君士坦丁大帝将皇帝的位置传给其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337—340年在位），并后传4位血亲皇帝，从而开始了拜占庭帝国王朝的历史。同时，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庭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和“公仆”的官员有本质区别。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和法律也成为皇帝统治的工具，皇帝成为军队最高统帅，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拜占庭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化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自3世纪危机以后，西罗马帝国即陷入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城市破败、商业凋敝的境况之中，衰亡之势不可逆转。而东罗马帝国则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早期拜占庭农村存在的公社制、隶农制、自由小农制使农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没有出现类似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的农业危机，因而，也为早期拜占庭国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早期拜占庭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也使占有商业贸易地理优势的拜占庭帝国能够继承古代世界开创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发展起活跃的国际商业活动，以致君士坦丁堡成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马克思语）。显然，330年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它不再是西罗马帝国经济的附属部分，而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系统的区域，其繁荣和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帝国的西部（图0-4）。
图0-4 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在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实际上使基督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为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已经从屡受官方迫害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宗教。由于东罗马帝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拜占庭人就开始兼收并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发展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拜占庭文化。可以说，东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古典文化的中心，也是拜占庭文化发展的温床。
笔者近读古人书，发现在中古时期，拜占庭作家也大多以君士坦丁大帝（图0-5）为其新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位君主，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帝国都城的最后时刻，预感到大难临头的城中居民仍在流传着帝国首位君主君士坦丁的种种预言。 【67】 显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古人暗合，具有合理的历史感。
图0-5 君士坦丁大帝
拜占庭史分期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历史本无分期，是后人为了学习和理解的方便人为划定的。目前有多种拜占庭历史分期法，本书仍坚持早、中、晚的分期，主要是在大体符合拜占庭历史起伏发展的趋势基础上，更便于记忆和理解问题。自330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庭历史经历了1100余年。在此期间，拜占庭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330—610年的早期历史阶段，610—1056年的中期历史阶段和1056—1453年的晚期历史阶段。 【68】
早期拜占庭国家经历了由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转变，为了能够在普遍的混乱和动荡中找到维持稳定的统治形式，拜占庭帝国皇帝作了多种尝试，其中以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的改革为突出的代表。查士丁尼一世以其毕生精力企图重建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力图恢复古代罗马帝国的旧疆界，其努力最终失败，标志着在旧社会的框架和制度中寻求建立新秩序的时代的结束。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拜占庭帝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政变不断、外敌入侵、农田荒芜、城市缩小、人口减少，包括大地主和小农在内的农业经济瓦解，特别是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伦巴底人等周边民族的四面围攻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年在位）登上拜占庭帝国皇位标志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的开始（图0-6）。在此期间，拜占庭统治者推行以军区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加速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这一制度适合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缓解危机形势、稳定局势、加强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在拜占庭帝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拜占庭军队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基地，不断对外扩张。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势力达到鼎盛，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发动的一系列成功的对外战争成为拜占庭国家强盛的外在标志。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经一度挽救拜占庭帝国危亡形势的军区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大量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军区制下兴起的大土地贵族日益强大，在经济和政治上与帝国中央集权相对抗，而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的瓦解则成为拜占庭帝国衰落的开端。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再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这标志着拜占庭帝国晚期衰亡史的开始。
图0-6 希拉克略一世夺回真十字架并将其送往耶路撒冷
晚期拜占庭历史是帝国急剧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11世纪末，军区制彻底瓦解，帝国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库空虚，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瓦解使拜占庭不仅陷入经济危机，而且兵源枯竭。以大地产为后盾的贵族特别是军事贵族参与朝政，角逐皇位，他们相互残杀，引狼入室，致使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失陷于十字军骑士之手。此后，拜占庭国土分裂，中央集权瓦解，领土不断缩小，沦为东地中海的小国，在奥斯曼土耳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1449—1453年在位）阵亡，其后，末代王朝巴列奥略家族男性成员被土耳其人尽数屠杀，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在1100多年期间，拜占庭帝国疆域变动不定。早期拜占庭帝国疆域基本上囊括原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到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337年），其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黑海及其沿岸地区、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5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仍然保持上述疆域，分划为120个左右省份。
查士丁尼一世继承皇帝权力时，帝国西部几乎全部丧失于日耳曼各小王国，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仅包括巴尔干半岛、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域，多次对西地中海世界发动远征，帝国西部领土部分得到恢复，重新控制意大利、北非马格里布沿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到查士丁尼一世（图0-7）去世时（565年），除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外，拜占庭帝国基本重新占据了罗马帝国的旧领土，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
图0-7 查士丁尼一世及其部属
6世纪末，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大举侵入巴尔干半岛，波斯军队则进犯帝国亚洲领土，兵抵地中海东部沿海，伦巴底人的进攻也使拜占庭军队龟缩于拉韦纳总督区。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更以凶猛的进攻夺取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从而导致帝国疆域的巨大变化。8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疆域仅包括以阿纳多利亚高原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为东部界标的小亚细亚地区，和以马其顿北部为边界的巴尔干半岛，以及爱琴海及其海岛。此后，这一边界大体保持不变，上述领土构成拜占庭帝国版图。
9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国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其疆域有所扩大。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直到多瑙河南岸地区尽为拜占庭帝国所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重新为拜占庭人所控制，拜占庭帝国的海上势力远达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10—11世纪帝国对外战争再度得手，其疆域又有扩大，东部边界推进到两河流域中、上游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直到叙利亚地区的凯撒里亚城。此期，帝国西部疆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四次十字军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开启了拜占庭人丢城失地的历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尼西亚城流亡57年的拜占庭政府只控制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拜占庭帝国原有的领土大部分成为拉丁帝国封建骑士的领地和各个希腊人小政权实体。1261年拜占庭帝国巴列奥略王朝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其疆域仅剩京城附近地区，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德王公、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莫利亚地区和伊庇鲁斯山区虽然承认拜占庭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但实行独立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最后灭亡。
从拜占庭帝国疆域变动的过程来看，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了古代罗马帝国濒水的特性，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仍然是个围绕在海洋周围的帝国，只不过将古代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东、西方向的中轴线改变为从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至东地中海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且将罗马帝国时期的东西向中轴线之中央核心点罗马古都政治中心，迁移到新帝国南北向中轴线的中央核心点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图0-8）。这样外在的空间变动反映出拜占庭帝国的“遗传与变异”，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图0-8 繁华的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的居民最初基本上是由原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各民族构成的。他们包括东地中海沿海地区各民族，即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如伊苏利亚人和卡帕多利亚人等，还包括西地中海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虽然，拜占庭帝国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但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各个民族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这一时期，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民间语言则主要包括希腊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柯普特语等。
6—7世纪时，早期拜占庭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拜占庭帝国非洲的全部领土和亚洲的部分领土丧失于阿拉伯人，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民族脱离拜占庭人控制，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例如埃及人和约旦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伊斯兰化的。此外，西班牙人也逐步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其次，斯拉夫人大举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并作为帝国的臣民定居在拜占庭帝国腹地，在与希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之一。这样，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的主要居民包括希腊人、小亚细亚地区各民族和斯拉夫人，他们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帝国臣民的斯拉夫人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独立的斯拉夫人有很大区别。前者与希腊人融合，成为现代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后者则独立发展成为现代斯拉夫人的祖先。前者使用希腊语为母语，而后者以斯拉夫语为母语。这种状况此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2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成分基本上与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的民族成分一样，只是拉丁语不再为拜占庭人所使用，只有少数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偶尔使用拉丁语。我们这里所谓“主要民族”是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民族。在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和贵族大多是由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如希腊和伊苏利亚等民族构成。拜占庭的皇帝大多是来自这些民族，特别是6世纪以后，统治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由希腊贵族和小亚细亚贵族组成。他们虽然自称为“罗马人”，并在政治方面力图保持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但是，他们所用的语言以希腊语为主，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也是东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即公元前4—前1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其部将征服和统治的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在这些地区，高度发展的古代希腊文化已经被当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此后各自发展的文化基础。
注释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卷，第444-445页。
【2】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5-1906, Vol.1, p.53.
【3】 吉本的这部名著由黄宜思和黄雨石翻译的中文节选本已经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吉本著，黄宜思和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Cambridge History of European Economy, Cambridge 1952.
【5】 K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e des ostromischen reiches, Munich 1891, Athens 1974.
【6】 Παπαρριγοπουλος, Ιστορια του Ελληνικου εθνους απο των αρχαιοτατων χρονων μεχρι τωννεωτερων, Αϑηνα 1860-1877. Paparrigopoulos,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hellenique, Paris 1878. Lampros, Ιστορια της Ελλαδος. μετ εικονων απο των αρχαιοτατωνχρονων μεχρι της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ολεως, Athens 1886, 1908.
【7】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8】 G.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J.Hussey, Oxford 1956, 1968.美国新生代拜占庭学家Warren T.Treadgold近年来屡有佳作问世，其《拜占庭国家与社会史》最为得意，曾放言为Ostrogorsky之后第一杰作。该书多有新意，但总体水平尚未突破奥氏经典作品，此已为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共识。参见W.T.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d 1997.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Ostrogorsky作品的强大生命力。2002年出版的《牛津拜占庭史》也值得一读，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主编Cyril Mango允许作者纳入了许多新见解和对传统意见的质疑。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N .Iorga, Histoire de la vie byzantine,empire et civilisation,Bucarest, édition de l'auteur, 1934.
【10】 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 1933, 1959.S.Runciman, 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 A Study of T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29.S.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1951.S.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 London 1930.
【11】 列夫臣柯：《拜占庭》，三联书店1962年版。
【12】 N .H.Baynes and H.Moss (eds.),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1948.
【13】 E.Stein, Geschichte des spatromischen Reiches, Vienna 1928.
【14】 H .G.Beck,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Volksliteratur, Munich 1971.I.Karayannopulos,Πηγαι της βυζαντινης ιστοριας, Θεσσαλονικη 1978.
【15】 W.Wroth,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Byzantine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 1908.A.R. Bellinger, 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Coins in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and in the Whittemore Collection, Washington 1966. Cecile Morrisson, Catalogue des monnaies byzantine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491-1204), Paris 1970.I.Tolstoj, Vizantijskie monety, Amsterdam 1968.
【16】 R.Browning, The Byzantine Empire, London 1980.C.Mango, Byzantium and its Image, London 1984. D.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London 1971.I.Karagiannoulos, Το Βυζαντινον Κρατος, Θεσσαλονικη 1983.I.Karagiannoulos, ΙστοριαΒυζαντινου Κρατους, Θεσσαλονικη 1992.P.Schreiner, Byanz, Munich 1986.A. P. Kazdan,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s, N. Y. 1985.这些书在我国大都可以找到。
【17】 I .Karagiannopoulos, Η Πολιτικη Θεωρια των Βυζαντινων, Θεσσαλονικη 1988. I.J. Maksimovic, The Byzantin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msterdam 1988.S.Vryonis, Byzantine Imperial Authority, Paris 1982.
【18】 N.Oikonomidis, Byzantine Lead Seals, Washington D.C.1985.W.Hummel, Katalog der byzantinischen, Munich 1982.Tony Hackens, Le Monnayage byzantin:émission, usage, message, Louvainla-Neuve : Séminaire de numismatique Marcel Hoc, Collège Erasme, 1984.
【19】 A.P.Kazdan, 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 Washington D.C.:Dumbarton Oaks 1991. A.Cameron, The Byzantin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2006.
【20】 国际拜占庭学研究机构的网站和主页为：http://www.sc.edu; http://www.eie.gr.aieb，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的网址和拜占庭学者的电子信箱可从中查询。
【21】 我国学者在这一课题上取得的初步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外一些学术机构分别向我国学者提出合作意向，其中某些项目正在进行中。
【22】 该报告发表于哥本哈根会议正式文件，笔者已经将其翻译为中文，将另行发表。
【23】 张联芳、马细谱编译：《世界各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状况》，《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齐思和：《苏联历史学家对拜占庭研究的卓越贡献》，《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第98页。
【24】 齐思和，前引文，第98页。
【25】 这类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许宏杰：《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杨连山：《关于拜占庭封建制起源与封建化问题的探讨——对许宏杰同志〈拜占庭封建化过程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史学月刊》1959年第1期；陈兆璋：《试论拜占庭帝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郑如霖：《关于东罗马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26】 尹曲：《拜占庭帝国是怎样灭亡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第28页。
【27】 国家图书馆每年购置世界各地最新出版的拜占庭学书籍，而《前荷马至后拜占庭时期希腊文古籍数据库》（简称TLG）已经落户南开大学5年以上，并正式对全国学者开放。
【28】 20年前，我国尚未建立拜占庭学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只有两三所高校开设本科层次的拜占庭史选修课。目前，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可以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更多学校的本科课程表中也都设有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
【29】 “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共刊出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35篇，其中译作6篇，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11篇，包括转译在内的通讯和综述12篇，常识性文章6篇。从中外学者的17篇论文来看，讨论的问题如下：关于拜占庭封建化问题9篇，关于拜占庭灭亡及其原因3篇，有关考古及中国与拜占庭关系3篇，关于拜占庭文化与生活1篇，关于查士丁尼1篇。此外出版了一本译自俄文的中文本简史，列夫臣柯的《拜占庭》”。郑玮：《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近20多年来，我国学人撰写的拜占庭学方面的论文总数百篇左右，一批以拜占庭历史和文化为主题的著作和译作相继出版，将近30种，研究状况之改善可见一斑。
【30】 凌强：《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
【31】 陈志强、徐家玲：《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8期。1996年《天津统一战线》连续登载希腊拜占庭文化方面的文章。
【32】 《历史教学》1986年第6-12期。
【33】 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这百余篇文章，现代研究技术开发的多种论文数据库可以为读者提供检索方便。但是在此列举几篇有特色的文章对于我们说明问题还是必要的。缪良云的《拜占庭染织艺术》（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2年第3期）细致地讨论了拜占庭帝国的两种主要纹织物；许美琪的《拜占庭文明及其家具》（《家具与室内装饰》2006年2月19日）详细介绍了豪华的拜占庭室内装饰和家具设计，分析了其脱离写实主义倾向于抽象的象征性的特点；张煜琼等的《由圣索菲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以建筑工程师的专业眼光具体分析了拜占庭建筑的力学和美学特点；钱俊龙摘编的《锶同位素用来研究早期玻璃生产——来自近东拜占庭和早期伊斯兰玻璃》（《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总第15卷）对古代拜占庭玻璃样本进行了化学分析，以确定其制造原料的来源；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历法特点研究》（《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专门探讨多种拜占庭历法及其现代的计算方法；姜丹翻译的长篇《拜占庭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并非一般性的介绍文章，而是翻译者在维也纳大学音乐系进修学习的成果，其对古代拜占庭音乐文本、旋律等的解读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平。黄坤坊的《拜占庭帝国的档案工作》（《档案与建设》1995年第7期）、郭健的《拜占庭教育概述》（《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林英的《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因素》（《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辑）、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陈志强：《拜占庭文化与巴尔干火药桶》（《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陈志强：《研究与视角——“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王利华主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3-307页）、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都是就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某个方面做出的专题研究成果。
【34】 2012年6月17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行了我国首次拜占庭研究圆桌会议，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的20多名教师同学参加了会议。
【35】 陈志强、徐家玲，前引文，《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第28页。
【36】 陈志强：《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李丽：《试论拜占庭帝国的圣像破坏运动》，《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和《毁坏圣像运动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和外交》，《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苑一博：《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祁颍：《再析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学术交流》1997年第5期。
【37】 吴舒屏：《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
【38】 谭建华：《查士丁尼立法活动的经济原因探析》，《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3年第4期。武鹏：《拜占庭皇帝尤利安宗教政策的经济社会原因分析》，《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
【39】 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复苏与转轨》，《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第23页。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求是学刊》1997年第5期，第101页。
【40】 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陈志强的《研究视角与史料》（《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和《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作了实证性的探讨。有关1986年前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状况的总结可以参考郑玮前引文章。
【41】 前引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和解素蔚的《拜占庭文化及其对西欧文艺复兴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分别进行了探讨。
【42】 沈坚：《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沈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
【43】 刘伟冬：《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乔丹：《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杨翠红：《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4期。孔丽娜：《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硕士论文文库》2006年。
【44】 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先生在2003年8月全国世界史学科武汉会议上的发言作如是说，笔者深以为然。
【45】 唐亦功：《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46】 王三义：《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
【47】 吴长春：《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陈志强：《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该文引用了16种外文专著。
【48】 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拜占庭皇帝谱牒简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69页。
【49】 郑玮的博士论文《雅典的基督教化（267-582年）》（2005年）即是以拜占庭早期历史文献和雅典保存的拜占庭教堂遗址为研究对象，该论文已经正式出版，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0】 有关研究状况林英在其《20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长篇文章中作了系统全面的回顾。
【51】 张绪山：《从中国到拜占庭》（其博士论文原名为《6至9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研究》），雅典1998年版。陈志强：《中文史料关于拜占庭记载的初步报告》（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Chinese Sources about the Byzantine State），《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2年总第2期。《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地理资料的辨析》（The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 Sources on the Roman-Greek World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1992年总第5期。《中文古籍中的“大秦”概念》（The Conception of Ta-tsi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3年总第13期。《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的路道交通》（Οι Χερσαιοι δρομοι Εοκοινωνια μεταξυ Κιναs καιΒυζαντιου），《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1994年第7期。《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的资料研究》（The Sources on the Roman-Greek World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Books），《历史地理》（Istorikogewgrafika）2005年总第13期。《中国与拜占庭之间交通的考察——陆、海商路研究》（Μελεθ τηs Επικινωνιαs μεταξυ τηs Κιναs και του Βυζαντιου −− Εμπορικοι δρομοι απο χερα και θαλασσα），《拜占庭研究》（Buzantiaka）1995年总第15期。《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人的叙述资料》（Narrative Materials about the Byzantines in Chinese Sources），《描述拜占庭》（Byzantine Narrative），墨尔本2006年版。徐家玲：《中文古籍中有关罗马拜占庭世界的描述》（Narratives of the Roman-Byzantine World in Ancient Chinese Sources），《描述拜占庭》（Byzantine Narrative），墨尔本2006年版。
【52】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版新1期。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另见《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2011年版。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郭云艳博士的长篇博士论文《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对这方面的情况所作探讨最为深入详细，文后所附总表提供了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详细信息。希望该论文能够尽早出版。
【53】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54】 陈志强：《拜占庭〈农业法〉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55】 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6】 吴舒屏：《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7】 该文使用了拜占庭作家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大帝传》、马拉拉斯的《编年史》、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颇塞留斯的《编年史》、劳尼西的《当代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司基里兹的《当代史》和查士丁尼《法典》。
【58】 李秀玲：《论阿历克塞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陈志强：《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1期。
【59】 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郑玮：《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历史教学》2004年第6期。
【60】 徐家玲：《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其中使用的其他原始材料如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基督教会史》和《狄奥多西法典》都转引自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1】 赵法欣：《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田明：《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及《君士坦丁大帝传》也被陈志强和马巍合写的《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的政治分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所引用。
【62】 武鹏：《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董晓佳：《浅析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刘榕榕、董晓佳：《浅议“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社会影响》，《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63】 厉以宁：《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肖牛：《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郭云艳：《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黄良军：《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64】 杨翠红：《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北方论丛》2006年第6期。希望国春雷博士的论文经过加工，早日面世，弥补我们在俄语拜占庭研究领域的不足。毛晨岚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也反映出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涉足越来越多，但需要更熟练地掌握俄语。
【65】 张晓校：《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提供引用的时间。
【66】 为方便读者，特此将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按照问世先后排列在此。陈志强：《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绪山：《从中国到拜占庭》，雅典1998年版。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志强：《独特的拜占庭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志强：《拜占庭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铁生编著：《古希腊罗马币鉴赏》，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006年版。林英：《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叶民：《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徐家玲：《拜占庭文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崔艳红：《古战争——普罗柯比〈战史〉研究》，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版。陈志强：《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赵彦编著：《拜占庭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郑玮：《雅典的基督教化（267-58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田明：《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王其钧编著：《拜占庭的故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还有若干翻译作品。吉本著，黄宜思和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弗·洛斯基著，杨德友译：《东正教神学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玛丽·坎宁安著，李志雨译：《拜占庭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庭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普罗柯比著，吴舒屏、吕丽蓉译：《秘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沃伦·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拜占庭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优西比乌著，瞿旭彤译：《教会史》，三联书店2009年版。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战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普罗科皮乌斯著，王以铸等译：《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拜尼斯主编，陈志强、郑玮、孙鹏译：《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
【67】 Nicolo Barbaro's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aople, 1453, by J.B.Jones, New York 1969.
【68】 例如目前国际古代中古史学界将4世纪至650年前后的时期单独划分为“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虽然“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仅仅在最近50年方才得到承认，但已变成一个学术上的热点问题”。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按照这一划分，拜占庭早期历史的下限还要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