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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富国强兵。同时，也只有在国富兵强的基础上，才能将谋略发挥的更彻底，也才能进一步在激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制服敌人、取得胜利。因此，一开始论述的不是具体的战略战术，而是谈论如何治理好国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谋略思想。
吴起指出，要“治国”、“富民”，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此，吴起提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施行仁政，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主张礼义兴国、仁爱百姓，任用贤能。
吴起所提出的这些“治国”、“富民”谋略极有见地。作为统治者，最高境界是以道德治理国家。统治者如果有深厚的道德修养，那么委任官吏就不会与他的实际能力不相称，大小官员也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而君主拥有贤明的将相，对内对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例如：周初用所谓的“圣人之道”治国，后来行不通，便换用较为严厉的法令，继之用策谋、用权力，仍行不通，最后只好用威势。然而一旦到了以威势迫人的地步，就出现东周末年诸侯国互相争战、兼并的局面。
由此观之，相对于严刑峻法，道德治国方针是值得肯定的。人们向来畏惧政治上的玩弄权术、勾心斗角。在政治上如此，在商业活动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公司的管理为例，虽然管理离不开奖惩，但不可过度依靠严厉的惩罚制度来规范员工。如果员工动辄得咎，将磨损其工作的意愿和主动性。而且管理过于严苛，甚至会侵犯到被管理者的自尊与信心，其结果正与管理过于松散一样，都不能激励起员工的敬业精神。
只有内部稳定，方能放手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在经营活动中尤其要避免“内耗”与“内讧”。经营者在人员的任用上要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并留心那些喜欢搬弄是非、道人长短的成员，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煽风点火。
此外，“选贤任能”则是历代统治者都倡导的一种治国的基本策略。虽然各个时代的统治者大多任人唯亲，例如古代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但也不乏贤明君主在施展其雄才大略时，能够做到“任人唯贤”。
在军事上，由于要应付各种急剧变化的局势，而且战争中确实也需要各种能人，既需要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帅，也需要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臣，同时还需要善于筹备军需的后勤指挥；这三者无论缺乏哪一个，则不能有全胜的把握，有时哪怕是只能力战沙场的勇士，也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任能”显得益为重要。
“选贤任能”，其一在“选”，其二在“任”，而“选”要准、“任”要信。楚汉之争时，萧何月下追韩信，就在于萧何知道韩信确实是将才。韩信本在项羽营中，曾多次献计，却都未能引起项羽的重视。后投奔刘邦，刚开始也不得刘邦信任，于是决意离开刘邦。萧何追回韩信，向刘邦举荐韩信的能力，并感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后来在楚汉之争中，韩信所建的功勋是所有将领中最卓著的，以此证明萧何识英雄的能力确实非常人能及。
不过萧何之功还仅在于“选”，刘邦称得上是贤良君主，其用人的原则就是“信”。正因如此，才使韩信在历次的战争中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将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大多能做到选贤任能，上举刘邦是这样，后来的汉武帝，更是广求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所以汉王朝到武帝时国力达到了颠峰。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也能任用各种有才能的人，哪怕只有一技之长者。唐玄宗也是如此，自他得知李白是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就特召入京，拜为翰林，当李白发牢骚之时，要其亲信高力士进履，要其宠妃杨玉环调墨，玄宗也不曾治罪。
当然，“选贤任能”的最终目的，是让有才能的人能各尽其才。例如现代的体育比赛，在训练之前，教练总是费尽心机选出可能发挥特长的人才，而训练时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进行训练，使之在正式比赛中尽可能地发挥所长，以期夺得冠军，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为国争光。在体育比赛中，不独教练、队员要尽量设法取得最佳成绩，就是本国的人民也都万众一心地盼着队员有超水准的表现，并每每为一些队员失常的表现而称憾不已！
吴起主张任用贤才，自古以来人们都在为做到人尽其才而努力，而真正能做到人尽其才的统治者并不多。形势如此，但未能尽其才的人不能只是感叹生不逢时，应当自觉地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创造条件，因为条件并不会凭空而降，而机会的得来看似亦属于偶然，然这偶然而来的机会其实往往是人们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就当代的商业领域而言，须尽其才，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现实具备了能使人尽其才的众多有利条件，我们就应当好好把握住时机，因为感慨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