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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在2010年5月18日的一篇相关报道中说，黄光裕突然倒台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地位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繁荣造就了上百位亿万富翁，但人们却普遍抱怨这些人存在不法行为。
报道援引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宇硕的话说，黄光裕等中国富豪的倒台，彰显了中国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以及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广泛联系。猖獗的腐败现象，以至于商界人士普遍认为要想做生意就得行贿；当官员们或因为腐败或由于派系斗争而遭遇麻烦时，那些与之联手的商界集团往往也会陷入困境。
同一天的英国《卫报》做了一篇题为《中国家电大亨成为该国最富囚徒》的报道。报道如此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政府对黄光裕展开刑事调查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人认为，黄光裕结交上层人物的努力使他成了被打击的靶子。”报道还援引胡润的话说，“如果你去讨好某位特定政治人物，那么他的敌人也将成为你的敌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如此分析道：“主角黄光裕的发家进程，是公共权力私性化，逐步沦落为权势者寻租工具，进而与资本进行紧锣密鼓勾兑的历史。黄光裕们深知，要想发家，并且保住家业，不能将资本兑换为权力网络的入场券，终究危乎殆哉！毕竟现有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宪法还是物权法，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似乎多所保留。私权神圣的观念，尚未形诸立法，亦未成为基本的法权观念。作为市民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迟迟不见颁行，堪为一例。在此条件下，既存体制不能容忍另一种权力做大，或者，至少对其多所猜忌，这使得某种意义上，巨额财富反倒顿成心腹之患。> 在此，资本的贪婪本性与权力的扩张势能不仅互为知己，而且，基于相互深刻的不信任，一不小心，势必形同水火。”
最可怕的，还是某些腐败官员对企业家的索贿甚至公然“抢劫”。在《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一书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当时的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准备从养鹌鹑转型到生产饲料，因此极需要一块土地来盖新厂房。他们的发展计划受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就是卡在了当地的县国土局手上。为什么？因为那个县国土局领导曾经提出过索贿的要求，但被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拒绝了。在索贿没有得逞之后，那位领导恼羞成怒，坚决不给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建厂房的土地。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气之下，只得忍痛割爱，杀掉了当时价值几百万元的鹌鹑，腾出地方来盖厂房。
20年后，这样的官员腐败行为在持续上演，而且还有变本加厉之势。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一位局长，因对当地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索贿不成，于是炮制了一起冤假错案，导致这位民营企业家被羁押长达3年，2000多万元资产化为乌有。
有时候，企业家们常常面临一种“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因此种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公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据2010年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鄄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据媒体报道，富人在积累财富之后移民的一个理由，是追求“安全感”。
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当时全国呈现了空手起家的山西富豪李海仓被人用枪打死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路。
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比较严格，社会形态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都使得民营企业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评论说：“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量，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存在状态有关。此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对原罪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要防止富人和资本外走，消除他们的不安全感，关键就是要对原罪问题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解决方案，对现罪有完善的预防和惩罚制度，对合法财产有健全的法律保护。
学者皖河主张，“在历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阴影”。但“历史的混沌”不意味着当事者的糊涂，富人在历史中走出原罪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赎罪”与“立功”。中国富人们要走出原罪，就要看短期的“原罪”从长远看能否转化为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现代化的因素。因为只有从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现代化这一点上，“原罪”才可宽恕。
而赎买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对民营企业家实行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说明财产来源，否则就必须向社会做善事，捐赠一定比例的财产。用新善洗去旧恶，回馈社会成为消除原罪最佳的选择。这样可以让携带有原罪基因的富豪们，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的财富合法化的通道，他们就不再惧怕秋后算账，也就不会将妻儿和财产向国外转移，而是留在这个宽容的国度，成为新善的能源。
在19世纪的美国，因为西部大开发，也遇到过很严重的原罪问题，比如说非法占用土地问题。政府实行优先购买权，让土地事实占有者以适当价格优先购买，既让非法占用合法化，也给政府和社会一个台阶下，同时得到了一大笔收入。
当然，为了防止原罪日新月异、延绵不绝，最主要的还是应该弥补制度缺陷。在众多知名企业家落马之后，要考虑对不合理的管制、监管制度进行变革。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约束自己的权力使用，必要的监管也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至于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当想更多办法限制行政部门权力的违规使用。把官僚支配经济资源的特权取消，用法律来保障公平的自由竞争。
另外，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要维持基本的和睦，还应该有一系列的措施制约社会成员向深渊堕落。
黄光裕所处的社会环境，缺少拯救他的机制。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商业伦理道德氛围，那么，黄光裕们则会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积累他的财富。当他赌第一笔时，他的朋友和家人将制止他；当黄光裕欠下千万元以上的赌债时，他的经济顾问、会计师和律师应该提出严重的警告，董事会应该迅速取消他的提款权；银监会在他账户出现第一笔资金异动时就冻结他的账户；证监会在他股票波动时就锁住他的仓位……
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蜕变的中国富豪，有毒的商业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家形象被掺上‘三聚氰胺’，肯定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失误，而是市场运行机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洞察到这一点，并予以及时救助，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异变为与权力结合的干劲。
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黄光裕如果不倒下，那么，他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在毒化市场的环境；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只是一些国有企业。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三岔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营造一个和谐社会，富人们的自律也极为重要。欧洲的贵族之所以是贵族，而不仅仅是富人，就在于他们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懂得让步。中国的富人们也应有这样的贵族气质，而不是暴发户心态。尤其在当下中国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的富人们更要学会让步。最不能做的，就是变本加厉、激化矛盾，使利益阶层之间分化速度加快，从而让自己也没有了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