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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黄光裕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符合事实。
正所谓的无风不起浪。如果媒体所指责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捏造的，恐怕黄光裕也不会深陷其中。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光裕的确在“自杀”——数年前，当黄光裕选择了政商勾结并悍然进入中关村股票时，就意味着他同时选择了“慢性自杀”。这迟早会断送他的一切。
但黄光裕案所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却似乎超乎了他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黄光裕不仅自吞苦果，而且被挟持其间难以自控。
一些企业家犯下原罪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过于制度的缺陷。在社会福音派神学中，认为原罪不仅通过生物学上的繁衍，而且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传统和社会制度中，通过文化、组织等形式一代代相传。社会的不义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胜于个人的罪性。因为社会性罪恶一经产生便迅速渗透到社会肌体的每个细胞中，而且它还擅长借政治势力和文化传统来自我掩饰。充满罪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乃是孳生和孕育个人罪性的温床。个人罪性贪婪和残忍在一种不正义的社会中则会演化成对穷人和弱者的残酷压榨。
中国现有经济体制是从计划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门仍然掌握甚至垄断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的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被少数官员利用来进行“权力寻租”。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自然是某些权力部门的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还有形形色色的与其勾结的“红顶商人”，而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则相对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而产生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过程。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但笔者认为，“权”与“贵”相提并重，并非那么贴近问题的本质。学者吴思提出的“官家主义”也许更贴切。
中国社会的政商领域，现在存在着一种现象，即“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儿辈的经商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那无疑是缺乏公平与公正的。另外，有些富豪常常“认官做父”，大肆进行“权力寻租”，依靠“官父”权力的庇护横行无忌。
“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每当巨大的政治风雷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敝屣。
王小东在其《中国精英的衰败与重生》一文中认为，在这30年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是所有精英阶层中表现最好的，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他们和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创造的。但作者随即指出，他们一旦超出了经营企业的范围，其表现就显得十分粗陋了。> “在阶级关系中，他们还远远没有学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精英的那种成熟，表现出对于其他阶层利益的冷漠甚至无视，甚至毫无必要地激化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媒体为了获利而对他们的追捧，使得他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过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领域伸出手来，声称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应该接受他们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将招致对自己的损害。”
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