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一毕业我就出来工作了，在一家股票经纪行担任报价板记录员。我对数字反应灵敏，读书的时候，一年就学会了三年的数学课程。我尤其擅长心算。作为报价板记录员，我负责在客户室的大报价板上誊写数字。通常，会有一位客户坐在报价机旁边，喊出价格。我从不嫌他们报得太快，因为我总能轻松记住数字，一点困难都没有。

那间经纪行还有许多其他员工。当然，我在同事中间颇有些人缘，但在市场较为活跃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会非常繁忙，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基本顾不上说话。不过，那是上班时间，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但不管市场怎么繁忙也不能阻止我对工作的思考。对我来说，这些报价并不代表股票的价格，多少美元一股什么的。它们只是数字。当然，它们也有自己的意义。

它们总是在变化。这就是我必须注意的一切——变化。为什么它们会变化？我不知道，不在乎，也不会去想。我只看到它们变了。这就是我每个工作日都要想五小时，周六还要再想两小时的事情：它们总是在变化。

这就是我对价格行为感兴趣的开始。我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我记得价格在上个交易日上涨或下跌之前是如何运动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我的心算爱好使我游刃有余。

我注意到，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股价总会显示出某些特定的模式。过去，类似的情况出现过无数次。这些先例就是我的指南针。当时我只有14岁，但在脑海里做了成百上千次观察后，我开始检验它们的准确性，将今天的股价变化和过去相比较。没过多久，我就开始预测价格变化了。我得说，我的唯一指南就是它们过去的表现。我自有“秘籍”（Dope Sheet）在脑海中。我搜寻按一定走势运动的股票，为它们“掐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比如，你可以辨别出买进比卖出稍好一些的时机。股市如战场。报价带就是你的望远镜。依靠它，你就有了七成的把握。

另一个我很早就得到的教训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不可能有，因为投机就像山丘一样古老。今天股市里所发生的一切在过去都已经发生过，将来还会再度发生。我时刻铭记着这一点。我想我确实设法记住了何时发生过什么、是如何发生的。我用这种方法所记住的事实就是我赚钱的经验之谈。

我醉心于我的游戏，时刻都渴望着预测所有活跃股票的涨跌，于是我弄了个小本子来记录我所观察到的东西。许多人都在做记录，不过他们记录的多是假想交易，只是为了在出现几百万美元盈亏的时候不至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是流落到收容所。我的记录和他们的不一样，我所记录的是“猜中了”还是“猜错了”。在确定了可能走势之后，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换句话说，我是不是对的。

比如，在研究了某只活跃股当日的每一次波动后，我会认定，以往它有这种表现的时候，都意味着马上会产生8到10个点 的下跌行情。于是，我会记下这只股票及其在周一的价格，根据它过去的表现，写下它在周二和周三可能出现的走势。然后，我会将它与报价带上的数字进行对比。

我就是这样开始对报价带上的信息感兴趣的。在我看来，与价格波动有关的首要因素就是上升或下跌运动。当然，波动的产生必有其原因，但报价带本身并不关注“为什么”，不会给出解释。我14岁的时候就不再问报价带“为什么”，如今40岁了，依然如此。某只股票今天价格波动的原因可能要两三天、两三周甚至两三个月后才能知道，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报价带对你的意义是现在，而不是将来。原因可以等，但你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可能坐失良机。你记得某天市场大涨，但空管公司（Hollow Tube）却下跌了3个点，这是事实；下一周一，你发现董事们通过了分红方案，这是原因。他们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就算他们自己没有卖出股票，可至少也没有买入。没有内幕人士买入，就没有不破位下跌的道理。

我大概坚持用小本子做了6个月的记录。每天下班后，我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记下需要的数字，然后研究变化，时刻搜寻重复和类似的价格行为——其实这就是在学习分析报价带，只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有一天，一位比我年长的伙计在吃午饭时找到我，悄悄地问我有没有钱。

“你打听这个干嘛？”我说。

“呃，”他说，“我有伯灵顿（Burlington）公司的小道消息，一级棒。要是有人跟我合伙，我就会干上一票。”

“你什么意思，干上一票？”我问。对我来说，只有客户——不差钱的老江湖——才会（或者能够）根据小道消息行事。为什么？因为干一票需要几百甚至几千美元，买得起私人马车、雇得起戴高脚帽车夫的人才能玩得起这个。

“就是这意思，干一票！”他说，“你有多少？”

“你需要多少？”

“呃，只要押上5美元，我就能交易5股。”

“你打算怎么干？”

“我去投机商号，用这笔钱当保证金，能买多少伯灵顿就买多少。”他说，“它肯定涨，就像是捡钱一样，瞬间就能翻番。”

“等等！”我一边对他说，一边拿出了我的小本子。

我对让我的钱翻番没多少兴趣，倒是对他的伯灵顿必涨的说法感兴趣。果真如此的话，我的笔记本应该有所显示。我查了一下。没错，根据我的数字记录，伯灵顿正在如以往上涨之前那样运动着。当时，我还从来没有买入或卖出过什么，也从来不和其他人赌什么。我所看到的只是，这是一次检验我的研究和嗜好的绝佳机会。我马上意识到，如果我的秘籍不能在实践中奏效，那么就不会有人对它的理论感兴趣。因此我倾囊而出。他拿着我俩凑的份子钱跑到附近一家投机商号，买入了一些伯灵顿股票。两天后，我们平仓套现，我赚了3.12美元。

第一次交易后，我开始独自在投机商号投机。我在午饭时间进行买卖操作——买与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我根据自己构建的系统，而不是对股票品种的偏好和想法进行交易。我所知道的全部只是其中的算术方式。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在投机商号中进行操作的理想方法。在投机商号中，交易员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对报价带上的股价波动下注。

15岁时，我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美元，并把这笔现金拿给我妈看——这是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投机商号中赚到的，而且没有把我以前拿回家的钱计算在内。我妈大惊失色。她要求我把它们存进储蓄银行，免得受到诱惑。她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15岁的小屁孩能白手起家赚这么多钱。她不太相信这是真金白银，总是为此烦躁不安。但我自己对这笔钱并没有什么感觉，除了觉得我可以继续证明自己的数字记录是对的。所有的乐趣都在这里——自己动脑，收获真理。如果我用10股检验了我的观点的正确性，那么交易100股就能让我的正确性放大十倍。这就是保证金增多对我的全部意义——我可以正确得更彻底。这意味着更多的胆量？不，才没有区别呢！如果我只有10美元并全部押上了它，那么我就比拥有200万美元但押100万、存100万更勇敢。

不管怎么说，15岁时，我已经通过股市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一开始，我在小型投机商号里交易。在那些地方，一次交易20股的家伙就会被怀疑是微服私访的约翰·W.盖茨（John W. Gates）或J. P. 摩根（Morgan）了。那时候，投机商号一般不会为难客户，因为不需要这样做。它们套取客户的钱财自有妙招，即使客户赌对了也免不了要脱层皮。开投机商号是个利润可观的行当。而如果投机商号遵纪守法——我的意思是如同投机商号自称的那样直来直去做生意——光是市场波动就能干掉小笔资金。一次小回撤就足以吞噬只够支撑3/4点波动的保证金。而且赖账者会被永久驱逐出场，再也不给他做交易的机会。

我没有追随者，自己做自己的买卖。不管怎么说，这本就是单枪匹马的营生。我所能仰仗的就是我的头脑，不是吗？价格要么按照我所设定的路线走——不需要任何朋友或搭档支持，要么按别的路线走——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让它停下。我想不出有什么必要把我的交易告诉其他人。当然，我交了一些朋友，但我的交易是单枪匹马的营生，永远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独自行事的原因。

不久，投机商号就发觉大事不妙——我总是打败它们。我走进投机商号，拿出保证金，但他们只是看着，而不把这笔钱收下。他们告诉我这儿什么交易都做不了。从那时开始，我得到了一个“少年赌客”（Boy Plunger）的诨名。我得时刻更换经纪商，从一家投机商号换到另一家，到后来不得不使用假名才能交易。一开始我出手很轻，只交易15或20股。如此反复多次后，会引起他们的警觉，此时我就会故意先输一点，然后再给他们沉重一击。当然了，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做我的生意代价太高，于是就会让我走人，到别处去交易，不要挡了他们老板的财路。

有一次，在一家我做了几个月交易的投机商号赶我走之后，我决定好好敲他们一笔。这家投机商号在全市酒店大堂和近郊小镇开有多家分号。我走进一家酒店大堂中的分号，问了经理几个问题，然后开始交易。但当我开始用独门秘法交易一只活跃股，他就收到了从总部发来的询问谁在操作的信息。经理向我转述了他被问及的问题后，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来自剑桥。他用电话向大老板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另一端还希望知道我的模样。当经理问我的时候，我对他说：“告诉他，我又矮又胖，黑头发，大胡子！”但他还是如实地描述了我。接着，他听着电话，脸变得通红，挂掉电话就让我走。

“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我礼貌地问道。

“他们说，‘你这个该死的蠢货，难道我们没有告诉你不要和拉里·利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做生意吗？你故意让他讹了我们700美元！’”其他的话他就没有告诉我了。

我一家分号一家分号地杀过去，但他们都认识我了，我的钱对他们来说成了洪水猛兽。只要我一走进投机商号，就有员工来阻止我，我甚至连看一眼报价板的机会都没有。我试图让他们允许我做长线，在不同的分号做不同的交易，但这也被他们拒绝了。

最终，只剩下一家投机商号还愿意接我的生意，就是最大最富的那家——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大都会公司是A1级经纪商，业务量巨大，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每个制造业小镇都有分号。他们很好地接待了我的交易。几个月来，我一直在那里买卖股票，有赚有亏，但最终，在这家经纪行也上演了熟悉的一幕。他们并不像小商号那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这绝非出于道德原因，而是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报纸将会曝光这一新闻——大都会公司不再做某人的生意，仅仅因为那个人碰巧赢了点小钱。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离断然拒绝也差不了多少——他们最多只接受我3个点的保证金，而且在一开始就强制收我1/2个点的溢价。后来，1/2个点的溢价变为1个点，最后变为11/2个点。真是重重设障。如何操作？简单！假设钢铁公司股票卖出价为90美元，而你买了它。你的单子上通常会这么写：买入10股钢铁，价格为901/8美元。如果你有一个点的保证金，那么只要价格跌破891/4美元你就被自动震荡出局了。在投机商号，客户不会被强制追加保证金，也不必痛苦地告诉经纪人不惜一切卖掉头寸。

但强制要求买卖时加码的做法就非常下流了。这意味着，如果我在价格为90美元的时候买入，我的单子上写的不是“买入钢铁，901/8”，而是“买入钢铁，911/8”。这意味着，如果这只股票在我买入后上涨了11/4个点，我卖掉出场，仍然是亏钱的。此外大都会公司还要求我在一开始提供3个点的保证金，这样相当于将我的交易能力削减了2/3。但大都会是唯一一家做我生意的投机商号，我只能选择接受他们的条件或者离开。

我的交易有赚也有亏，但总的来说是赚钱的。但大都会公司觉得给我施加的严格限制还不能让他们满意——而这样的限制足以让任何人亏钱。他们试图出我的千，但没有成功，我的直觉让我逃过了一劫。

如上文所述，大都会是我最后的战场了。这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有钱的投机商号，他们的规矩是从不对交易设限。他们拥有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和我所见过的最大最完善的报价板。这块报价板占据了一间大房子的整个墙面，所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报价在上面都能找到。我指的是，在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所有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买卖的东西。

投机商号是怎样操作的，你已经耳熟能详了。你把钱交给工作人员，告诉他你想买入或是卖出。他会看看报价带或报价板，从那儿记下价格——当然了，是最后一笔报价。他还会在交易单上写上时间，这样一来，交易单看上去就和正规的经纪行报告没什么差别了——他们在某日某时某刻为你买入或卖出多少股某只股票，并向你收了多少钱。如果你想平仓出场，那么你就再次找工作人员——可以是帮助你开仓的那位，也可以是另一位，视商号规矩而定——告诉他你打算如何操作。他会查阅最后一笔价格（如果你的股票交易不够活跃的话，他会等待下一个报价的出现），将价格和时间记录在你的交易单上，确认批准执行交易，然后将它交还给你。最后，你可以到结算处领取你所能获得的款项。当然，如果市场走势和你预计的相反，且价格波动超出了你的保证金所能支持的范围，你的交易就会自动了结，你的交易单也就成了一张废纸。

在级别较低的投机商号里，你能交易的数量很少，可能只有5股，而你的交易单只是一张小纸条，在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买入和卖出。有的时候，比如牛市正盛时，所有的客户都在做多而且都碰巧赌对了，这时投机商号就会遭到重创。每当如此，投机商号就会在买入和卖出时扣取佣金。如果你在股价为20美元时买入一只股票，那么报价单上会写“买入价201/4”。这样一来，你的保证金就只能支撑3/4个点的跌幅了。

但大都会公司是新英格兰最牛的投机商号。这里有数千客户，而我是唯一一个让他们感到害怕的。真的！他们规定我必须付出高额溢价，而且只给我3个点保证金，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我大量交易。我始终以他们可接受的最大交易量买卖股票，有时一出手就是5000股。

下面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那天，我卖空了3500股糖业公司的股票。我手上握着7张粉色交易单，每张500股。大都会的交易单很大，留有大量空白以便让他们记录追加的保证金。当然，投机商号从来不会让你追加保证金。你的保证金越少，他们越高兴，因为你出局就意味着他们赚钱。在较小的投机商号中，如果你打算追加保证金，他们会重开一张交易单，这样就可以再收你一笔买入佣金。而你所追加的那一点保证金只能承受3/4点的波动，因为你的平仓交易也被视为新交易，也要收取佣金。

哦，我记得那天我交出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美元。

我攒足人生中的第一个1万美元时不过20岁。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我的母亲了。你一定觉得，只有老洛克菲勒 才会带着1万美元到处乱跑。我母亲谆谆教导我要知足，该找一件正经的营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她解释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通过对数字的判断赚钱。但在她眼里，1万美元是一笔巨款；而在我眼里，这无非是更多的保证金。

我那3500股糖业公司的卖空价格是1051/4美元。当时房间里还有一个叫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的人，他也卖空了2500股。我习惯于坐在报价机旁边，向行情记录员喊报价。价格运动果然不出我所料，迅速地下跌了好几个点，并在略作停顿整理后又开始了新一波的下跌。当时整体市场也相当疲软，一切尽在我掌握中。然而，突然间我对糖业犹豫不决的走势陡生厌烦之心，我开始感到浑身不自在。我知道，我得出场了。此时糖业股价格为103美元（正是当日低点）。但我并没有因此满怀信心，反而有惴惴不安之感。我知道，一定有东西不对头，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事要发生，而我对此又一无所知，那么我就是想防范也不知如何下手。既然如此，还是出场观望吧。

你知道的，我从不盲目行动。我不喜欢盲目行动，从来都不。孩提时代，对于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罢休。但这一次，我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我就是觉得不安，无法忍受的不安。我喊来一位我认识的工作人员戴夫·魏曼（Dave Wyman），对他说：“戴夫，你替我在这里看一会儿。帮我个忙，在你喊出糖业的下一个价格时悠着点，行吗？”

他答应了我，于是我起身将报价机旁边的位子让给他，以便让他向报价记录员喊价。我从外套中取出那7张糖业交易单，走向负责处理平仓交易单的柜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得出场不可，因此我只是站在那儿，斜靠在柜台上，将交易单攥在手里不让工作人员看见。不一会儿，我听见电报机开始滴答作响，还看见工作人员汤姆·本厄姆（Tom Burnham）迅速地扭头倾听。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在捣鼓什么阴谋，因此我决定不等了。就当报价机前的戴夫·魏曼喊出“糖——”时，说时迟，那时快，我将交易单往柜台上一拍，抢在戴夫报完价格之前喊道：“平仓糖业！”这样一来，大都会就必须以上一个价格为我平仓糖业。而戴夫喊出的价格依然是103美元。

根据我的秘籍，现在糖业应该已经跌破103美元了。一定有地方出了问题。我感觉到我的周围布满了陷阱。电报机像疯了一样，而汤姆·本厄姆并没有在我交给他的交易单上下笔，仍然在听电报机的滴答声，好像在等待什么。因此我向他吼道：“喂，汤姆，你到底在等什么？赶快在交易单上记下价格！103！快快快！”

房间里所有人都听到了我的话，目光齐刷刷地朝我们投来，似乎在询问出了什么事——你知道的，大都会从来没有赖过账，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挤兑投机商号就像挤兑银行那样，只要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能点燃。只要有一位客户对投机商号产生怀疑，其他人就会跟着怀疑。因此尽管汤姆非常不乐意，但仍然走过来，签了我的7张交易单：“以103美元平仓”，然后扔给我。不消说，他的脸色难看极了。

从汤姆那里走到结算处不过八英尺。但还没等我拿到钱，报价机旁的戴夫·魏曼就激动地喊道：“天哪，糖业108美元！”但这太迟了。我笑着对汤姆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对吧，老兄？”

这其实是一桩把戏。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一共卖空了6000股糖业。大都会拿到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房间中的其他人可能也卖空了不少糖业，加起来可能会有8千到1万股空单。假设他们总共拿到了2万美元的糖业保证金，这笔钱已经足够在纽约证交所掀起点波澜，从而把我们都震出局了。放在以前，如果投机商号发现做多某只股票的人太多，就会找家经纪行洗盘，把那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将做多它的客户全部洗出局。这已经成为投机商号的惯用伎俩了。通常，投机商号这样干的成本无非是在几百股股票上损失几个点，而收益则是成千上万美元。

大都会对我、亨利·威廉姆斯和其他糖业卖空者所使的就是这一伎俩。他们在纽约的经纪商将糖业价格抬升到了108美元。当然，价格后来又跌了回去，但亨利和其他很多卖空者被洗出了局。那时候，只要市场上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暴跌，随后又立刻反弹，报纸就会说是投机商号在炒作。

最有意思的是，大都会讹我未果不出10天，一位纽约作手从他们那里卷走了7万美元。此人风头最劲的时候能够左右市场，而且他是纽约证交所会员。在1896年的“布莱恩恐慌”（Bryan panic）中，他因做空名声大噪。他一直致力于钻纽交所规则的空子，因为这些规则阻碍了他通过侵害其他会员获利的计划。后来他领悟到，如果他设法截获投机商号的不义之财，那么既不会引起纽交所会员的投诉，也不会招致警察的干涉。在我上面提到的这件事中，他派了35个人假扮客户。他们去了大都会总部和主要分部。在约定日的约定时间，所有参与者都大举买入某只股票，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在出现了一定利润后，他们又会收到指示一起出场。那位作手所做的就是在圈子里散布关于这只股票的利多消息，然后在纽交所交易池里抬升股价。场内交易员也会推波助澜，因为他们信得过他。只要精心选择标的股，将价格抬升3~4个点是很容易的。此时，他在投机商号中安插好的耳目就可以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获利了结了。

一位同道告诉我，这位作手赚得了7万美元的净利，这还不算其耳目赚到的费用和其他开销。他在美国各地如法炮制，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的投机商号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他最喜欢的股票之一是西联电报（Western Union），因为这只股票半热不冷，拉高或拍低几个点易如反掌。他的耳目在一定的价格买入，有了2个点的利润后就脱手，然后马上做空，再赚3个点。对了，前阵子我在报纸上得知他死了——一文不名、默默无闻地死了。如果他死在1896年的话，那么死讯还能登上纽约城所有报纸的头版，占据至少一栏的内容。而如今，他的讣告只能出现在第五版，长度不过两行。 s2M73TTcaxBEfr9yUpsf39bAJ7wdTYjzV9ICWUaqcXmvNf54uD2UqEfaYyCQfV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