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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书香门第到寄人篱下，这种生活境遇的急转之下，早早地塑造了吕碧城的性格，她细腻、敏感、尖锐、脆弱、固执、叛逆，如万花筒般绚丽，只是自己的心，造就被折射得忘乎自己了。
这是一种不幸，不幸在于对吕碧城自己，一个女子的心竟然承受如此种种，最终使她悲苦一生，孤寂相随。试想，如果没有早年的如此经历，或许她便如平常女子，独坐绣楼，等待那个提亲者，然后相夫教子，终老一生。就算吕碧城天生聪慧，也只能昙花一现，终究逃不过世俗的羁套。
这也是一种幸运，幸运在于那个时代，一个女子正因为承受了如此种种，才能通彻现实，感同身受，加上她天资聪颖，必然不甘就此一生，于是便有了民国办女学、兴女权；便有了婉约与豪放的结合，成就了“最后一位女词人”。
福祸总是相依相生，这已然被中国古典哲学证明得圆润无比，吕碧城寄人篱下实属一种“祸”，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在吕碧城心中，这已然是一个不小的“祸”了。祸已来过，接下来便是福了，遗憾的是吕碧城年幼对此等生活经验全然没有接触，不然对福的期待是不是也能冲淡她心中的“祸”影了。
吕碧城逃离北上，遇见了英敛之，这不可谓不是她一生的福了。
英敛之对于吕碧城，是朋友、是文友、是长者、更是贵人，可以说吕碧城人生的转折都英敛之有莫大的关系，如果她没能遇上英敛之，她的命运会如何，很难预料。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个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也不能忘怀的人，因为他已经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了你过往人生中的一些注脚。人的一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缘，每一个奇缘都可能将自己推向一个高峰，诸葛亮与刘备，关羽与曹操，萧何与刘邦……已然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不过这种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的是，吕碧城就碰上了她生命中的大贵人——英敛之。
吕碧城，一个从封闭、老旧的乡村走出来的才女，走进了以前专属于男人才能涉足的社交领域，并开始在那里发音，刚一开口，竟然如雏凤清鸣，音振千里，怎能不引人注目。
“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如此一个才华卓绝的女子，缺的只是一个命运的契机，而英敛之恰好给了她这个契机。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标准贵族，不过他的生命源起却是从一个贫苦家庭开始的，他的父母一直靠苦力谋生。英敛之本名郭英华，虽然出生寒苦，但他从小便知勤学，常常一人到颐和园边的茶馆捡人丢弃的茶叶包装纸，拿来练字，那时候，要做一个读书人，字迹是门面。
自古以来，穷苦之人，便将读书考功名当做改变人生境遇的捷径了，其实对他们而言这何其是捷径，简直就是唯一的途径。由此，读书在穷苦之人心中的分量便不需赘述了。
一次，郭英华被一个云游道士看中，感觉他聪明伶俐，颇有志气，便收他为徒，带回京城。后来，他又有机会做了一位处馆塾师的书童，耳闻目染不少知识。英华常随塾师到一没落的宗室觉罗家授课，有意思的是，英华竟然与那女学生日久生情，上演了一出“牧童爱上公主”的爱情童话，且修成正果，最后这个女子成了英华的妻子。
爱情故事有时候就是这么产生的，虽然“公主”家庭没落了，但相较于英华而言，自然是要高出很多级，不过对孩子而言，哪有那样一份算计，有的是一份听从内心的声音。一个人，能在少年时期遇上纯美的爱情，并修成正果，这是一种难得的奇缘，需要前世多少年的修行呢！
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郭英华固然是想要在文上有所成就，不过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在尚未接触到《四书》时便弃文习武，做了一名士兵。
几年之后，他认清习武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即使他当时“石能提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英华又一次对调整了事业的航线，弃武从文，不过他因求知欲极强，两个月时间遍通览《四库提要》，各种知识，无一不涉猎。
英华愤世嫉俗，痛恨贪官污吏，在研读了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典籍之后，中毒颇深，皈依到了天主教门下。
弃文习武，因为生活所迫；弃武从文，缘于内心招引，生活不就是一个现实跟内心博弈的过程吗？又有哪一个人能心与现实完全契合呢？不是内心暂时屈臣于现实，就是现实成了内心的仆人，恰好在此过程，出现了人世的悲欢离合，世间的阴晴圆缺。
倘若一个人懂得了如此的人生哲学，他便能在现实与内心之间自由转换，并体味人生特有的情怀。可惜多数人不能参透此悟，结果只能是愁苦多于欢乐了。
1895 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发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公车上书”，继而发动变法维新。郭英华虽不能直接加入到维新团体中，但他对变法的态度，是无疑支持的。
读书人都有一腔热血，他们被经史子集中那种恢恢乎爱国情操所感染，对未来他们意气风发，对当下他们嫉恶如仇。不过反观历史，便知多处读书人是空有一腔热血罢了，因为他们不问世事，不谙俗情，一旦他们天真地将书卷之中的文辞搬到现实来时，接踵而至的便是不解、嘲讽、甚至头破血流。唯一可泣只能是他们前仆后继，永不退缩的队形罢了。
1898 年，郭英华轮作《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痛斥社会弊病，主张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恐维新言论被株连，郭英华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等地。巧的是，他在船上竟然遇见了康有为，两人交换意见，交谈甚欢，不过直到分别他们皆不知道对方是谁。
只要心中所属的片天地一样，又何其在乎对方姓甚名谁呢。真正的交流，是心与心的碰撞，是论点与论点的交姌，如果总被外物所牵连，每人撑起一把扇，彼此的天地就必然相异了。当下，一些人热衷于跟名人合影，索要名人签名，其实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与自己的偶像神交过呢？不得而知。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京，郭英华8 月返回天津，准备共赴国难。不过当他在此回归故里，目之所及一片狼藉、国破家亡，郭英华痛心疾首，然而无力回天，只好再次南下上海，寻求片刻安宁。
一直以来，我都会历史中的那些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以为他们能力挽狂澜，创造一个新世界，其实个人在历史中又有怎样的作为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有心无力。
人说文章憎命达，此命不仅包括个人的经历，也应当包含国家时运吧，时运不济往往能刺激人更多感慨，成就绝美诗词。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逃至西安躲避，已然如丧家之犬，全然没有了封建帝制的那般气焰，对洋人唯唯诺诺，顺带也将戊戌变法中的一些通缉犯给赦免了，郭英华赫然在列，不过他的名字却被人误写为英华，此后他就改为“英”姓，是为英敛之。最为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也跟着他改为“英”姓，这实属少见。
这便是读书人的悲哀，曾几何时是那样意气风发，赤胆忠心，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那种摧枯拉朽的势头，已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不过这一切在那个如丧家之犬的慈禧的一个错误中就被现出了原形：“郭”姓改成了“英”姓，并且父随子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这固然不能全怪罪于郭英华，需要怪罪的是那个时代，君臣父子夫妻将那时的社会统管得井井有条，虽偶尔有人试图跳出这个秩序，不过一旦被“君、父、夫”召唤，他们便又欣然回归。我们“旁观者”固然看得清清楚楚，但那是的“当局者”却不知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轮回，我们何尝又不是一个“当局者”呢？等到后世的“旁观者”看我们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今天的迷茫深感奇怪，不过这恰巧就是历史罢。
1901 年，英敛之回到天津，受西方文化影响，他一直关心国是，关注时局。他深知当时中国缺乏现代政治，国民愚昧，便产生了办报的想法，为的是改良社会，变革政治。
此时恰逢柴敷霖跟人合议筹资办报，英敛之受他们的邀请，身兼经理、编辑等数职。起初，他们想要将报纸办在北京，然毕竟在天子脚下，言论不甚自由，最后只得将其移到了天津租界。出于实际情况，报纸本来邀请法国主教樊国梁出资，且要将其设在教堂内，不过遭到了英敛之的全盘否决，因为他想要保持报纸的独立性。耗费几多精力，《大公报》终于在1902 年6 月17日得以面世。
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将《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定位为“开风气，民智，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如何将报纸的名称定位“大公报”呢？英敛之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他还要求办报人能“守正不阿，以身作则”，凡此种种，《大公报》一出刊便引起了世人关注，后来发展为中国办报史最长的中文报纸。
正是创刊人英敛之的这种坚忍自恃、人格独立，让《大公报》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力的报纸，也成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这跟英敛之当初的坚持不无关系。
英敛之的办报宗旨，他对报人的要求，至今看来，仍颇有见地。其实很多道理，多少年前已经有人提出，后人只不过对其翻新了而已，人类社会需要的道理其实就那么些，之所以一直被翻新，只是因为人有劣根性，需要一直不停地自我剖析与管理罢了。不然，《大公报》这样的报纸，只需几年就可停办了。
英敛之素以“敢言”著称，在《大公报》创刊五年之时，他刊发了社论《论归政之利》，呼吁慈禧规政于光绪皇帝，众人皆知，这完全是在提着自己的脑袋跳舞。对清末官场上的乌烟瘴气，魑魅魍魉，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对其进行了无情地鞭挞，讥讽其为“十派”“九如”，讽刺之深，入木三分。
是英敛之大无畏，不惧死亡吗？并不见得，或许是他找到了适合宣泄自己的舞台，而他又是那个渴望表演的舞者，于是他便在台上劲舞了起来，至于下面是掌声或者是鸡蛋，他却所谓了。
很简单的简单，如同有人找到属于自己一辈子的姑娘而神魂颠倒，有人见到一辈子梦中的景象而疯癫狂欢，有人看到自己中意的球队赢球兴奋过度，一命呜呼。所有人都有疯狂的一面，只是启动每个人疯狂情感的钥匙不一样而已。不管如何，能够找到这把钥匙，终究是幸福的，就算是以生命为代价，不是吗？
英敛之是个全然的新派人物，他把自己的辫子剪掉，要知道这在当时是砍头的罪；为了穿西装，他专门到租界找日本裁缝跟自己做了一套，穿上之后，他感觉并不舒服，其实他是把原来的衣服架子穿到了里面。他还让全家人都穿西装，特意叫摄影师将他夫人的西装照拍下来，挂在客厅，其实他让夫人穿的只是俄国女人的睡衣而已！
世间开放创新者多是异于常人时令的，或许对于创新内容本身，他们也是一知半解，不伦不类，可贵的是他们一直走在创新改革路上的心，那股劲头，那种有些小丑般的自娱自乐，能说不可贵？英敛之的种种做法，今天看来或许是笑话，不过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那种敢为人先的拓取，又有几人能及呢？
1905 年，美国通过法案，严禁华工去美国，这遭到了上海商务总会的抵制，爆发了持续八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罗斯福将舰队派到了广州，软弱的清朝下令平息抗议活动，特别是袁世凯，下令查禁反美报刊。
强权之下，多数人都低头了，唯有英敛之不屈服，依然拒绝刊登美国广告，公然与袁世凯为敌，并在报纸上发表《说官》社论，矛头直指袁世凯，不过因为《大公报》报馆设在法租界，袁世凯无可奈何。
其实袁世凯欣赏英敛之的才华，曾多次笼络他，希望与他交好，然英敛之却不为所动，一直与袁世凯相斗。英敛之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希望以改良的办法，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其实，十多年来，英敛之跟袁世凯为敌，并不是因为袁世凯为清廷效力，相反，是因为他断送了大清江山。
历史如此让人捉摸不透，基本而言，站在袁世凯对立面的都应该是历史的推动者，其实他们也并非完全是顺历史而动的人，英敛之就是如此，他一心想保住大清江山，只是希望通过改革驱除弊病而已。
为何如此？因为英敛之本身是一满清贵族，无论如何，他都不希望自己祖宗创立的基业就此断送。看来无论经过多少的开明知识的熏陶，一些先天的属性还是不自觉地战胜了社会属性，这不能不说是人的悲剧。
英敛之虽然只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但他一直公开反对清廷对革命党人的镇压，作为一个报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1903 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迫害致死，《大公报》就将其揭露于世；1907 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被清廷杀害，《大公报》连连发文进行谴责；1909 年，《大公报》发表《异哉，某项国》，支持开放党禁……
1912 年，袁世凯任大总统之后，英敛之痛感十足，心力交瘁，便移居北京香山，不再主持言论。之后英敛之认为教育乃救国之本，1913 年倡立“辅仁学社”，1925 年创立“辅仁大学”，以全身心致力于教育，1926 年，他终因劳累过度，在北京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