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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下了场雾，阳光稀薄。我裹着围巾出了门，迎面一阵凉意。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省高院刑一庭的老陈。
老陈是一个资深审判长，资深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原因很简单，他太过正直，不够圆滑。他是个好法官，更是个好人。由于很多业务上的联系，我跟他关系不错，算是忘年交。
接起电话，老陈的声音很低：“高玉虎越狱了。昨天晚上的事。”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脑子里空白了几秒钟。
老陈顿了顿，说：“你得小心点，那小子估计还惦记着你。”
我想起高玉虎看我最后一眼时阴冷的眼神，怔了一下，然后尽量平静地说：“放心吧老陈，我会注意的。……谢谢啊。”挂了电话。
路上雾气很重，可见度很低，车辆都亮起黄色的雾灯，小心翼翼地前行。我的摩托车驶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头盔的护目镜上结起了一层薄薄的水汽，眼前的景物好像都罩上了一层毛玻璃。这个城市似乎被这场大雾净化了，所有的秽物都被浓浓的雾气过滤掉。身边的一切是如此朦胧和纯洁，我仿佛置身童话。
我是个审判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官。
进入法院已经六年，一个长到足够改变一个人的时间。从最初的阳光热情到现在的成熟老练，我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激情与梦想一天天褪去，剩下的就是日复一日平凡而琐碎的重复劳动：阅卷、开庭、讨论、汇报、判决。从小案子到大案子，如今我已经是涂城中院年轻刑事法官中的佼佼者了。
而高玉虎案无疑是我的案子里影响最大的一个。
那是2006年，在省公安厅与市公安局联合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称霸涂城多年的以高玉龙、高玉虎兄弟为首的黑社会团伙被彻底摧垮。在行动中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两名警察殉职。高玉龙当场被击毙，高玉虎及其情妇落网。查封两兄弟名下的洗浴城、夜总会、酒店十余处，冻结款项六千余万元。随之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涂城市检察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窝藏枪支、弹药罪、组织卖淫罪、洗钱罪等十余条罪名向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是我办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我十分慎重，看侦查卷宗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两百多本，堆在我的办公室墙角，一米多高堆起了三摞。
案子开了三次庭，每次都在电视上全程直播。旁听席爆满，群众在法庭门口排起长队。
最终经过审委会讨论，高玉虎数罪并罚，判处死缓；其情妇高敏将开枪打死警察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那天我带着书记员小潘去看守所。在会见室里，隔着铁丝网，高玉虎穿着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被剃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半寸来长的发楂。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警。
在小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里，高玉虎一直低着头，安静地坐在那里。面前的这个男子，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多岁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如果不是那两百多本卷宗和无数如山的铁证，真没法让人相信他曾经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
高玉虎一直听到判决书的最后一句。然后他抬起头，似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刑罚并不关心，他问：“高敏怎么样？”
我如实告诉他，高敏抗拒抓捕，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高玉虎一下子焦躁起来，额头上的青筋突出，两眼通红。他嘶哑着嗓子说：“我哥哥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放过我的女朋友吗？”
我感到于心不忍。高玉虎情绪激动，浑身颤抖。对恋人的关切，魔鬼与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穿着制服，戴着法徽，我没有同情的权利，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他，他女朋友犯了重罪，必须枪毙。
高玉虎哭了，铁笼里的他哭的像个大孩子。
在场的人都不做声了。等他哭完，狱警让他在送达回证上按了手印，拉起他，押着往门外走。
在出门前，高玉虎回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异常恶毒阴冷。
他说：“桂法官，我会记得你的。”
那是八月份，看着他的眼神，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感觉浑身冰冷。
半年后，最高院下达了核准死刑裁定书，高敏被枪决。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去了刑场，因为行刑前需要我给死囚核对身份。那不是我第一次目睹犯人被枪毙，但是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光彩地结束短暂的生命，心里还是十分别扭的。
高敏跪在沙地上，头发凌乱，面容清秀，两只手臂被反绑在身后。我站在她的正面十米远处，风扬起了沙尘，我看不清她的目光看向何处。她的家人没有得到许可，此刻也许正在刑场的铁门外哭泣。
在行刑前，高敏请求武警能够尽量保留她的容貌。以往的枪决为了减少犯人痛苦，力求一枪毙命，通常都会瞄准犯人的后脑勺，经常将脑袋打爆，面容全非。家属收尸的时候看到这副死无全尸的惨状往往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行刑的武警轻轻点了点头，端枪站在高敏身后。他说：“低头，张嘴。”
高敏乖乖地低下脑袋，张开嘴巴。
武警继续说：“再张大些……好，你准备好，我数到三。”
高敏没有动。武警数道：“一、二……”
“二”刚出口，一声闷响，子弹从高敏的后脑勺贯穿，从张开的嘴巴里钻出，钉入松软的沙地里。
血迹很少。高敏的身体向前方倾倒，姣好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皱纹。
我到单位的时候雾已经散去了大半，远远看见门口拥堵了二三十个上访户。这出戏是每天早上都会上演的。随着涉诉信访案件越来越多，法院如今更像是信访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在这里汇集。老百姓希望法院为他们解决问题，政府希望法院替他们摆平问题，结果法院不但搞不定这些问题，还弄出了很多新问题。
我穿过这些上访户的时候，有几个扯住我的衣袖，情绪激动地向我诉说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门口的法警过来将他们拉开，他们立刻和法警产生了冲突，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原先围观的群众又多了几层，场面混乱。我赶紧逃进了大院。
我将摩托车停在地下车库里，然后坐电梯到十一楼，电梯里几个民庭的同事都在讨论高玉虎越狱的消息。我走出电梯，刷门卡打开办公室的门，小潘还没有来。我泡了杯铁观音，打开电脑上网，新闻头条都是关于越狱的，我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高玉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得非常老实，按时起床，按时劳动，五讲四美，简直是个模范青年。估计暗中也给了监管民警不少好处，所以看守所上下对他都比较放心。昨天将他从看守所换押到监狱的途中，他说想回家看自己的老母亲一眼。这些民警拿人的手短，平时又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拒绝，就押着他回家了。结果高玉虎乘人不备，戴着手铐从自家四楼阳台跳下，摔在对面二楼平台上。一群人急赤白脸地赶下楼来，高玉虎早跑了。
新闻上说几个监管民警已被革职查问，搜捕工作仍在进行。
小潘进门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打水拖地忙开了。我看着他忙碌心想这小伙子挺不错的，嘴甜腿勤，看着他就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小潘拖完地，走到窗户边上，把窗户拉开透气。忽然楼下一个尖锐的女声叫道：“打人啦！”
我从窗边看下去，大门口依然是闹哄哄的一团。叫嚷的是一个身材壮硕的妇女，在争执中被法警推搡了一把，坐在地上撒泼：“都来评评理啊！法院的打人啦！”许多路人围上来指指点点。
小潘也在旁边皱着眉头看，表情严肃。
“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我将窗户关上，“想看每天都有。”
小潘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我说：“因为会闹。”
小潘又问：“闹什么？”
我回答：“要求解决问题呗。……各种各样的问题。”
小潘不依不饶：“那就给他们解决啊！”
我很无奈地告诉他：“很多问题，法院是解决不了的。”
小潘没再问下去，但看得出他很疑惑。这个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孩子，二十出头，和所有法律出身的学子一样，胸怀正义，心系苍生。进了法院恨不得终日手执天平口念法条，以为自己可以主持公道裁决是非普度众生超度冤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些活是神仙干的，法官干不了，无疑会对他的世界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很多事情没法言传身教，需要自己一件一件地去经历和体会。
比如在对待上访户的问题上。人们都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上访啊！整天长途奔波，风吹雨淋，老实点的求完爷爷告奶奶，放弃尊严，好话说尽，好脸赔尽；暴躁点的咒完爷爷骂奶奶，撕破脸皮，脏话用尽，体力耗尽。大家都不容易，往法院门口一站，拉条横幅喊个口号的也特能招人同情。
我曾经非常同情他们。六年前，我第一次接待上访户，是陪一个三十多岁的前辈老白，接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纠缠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老头子颤巍巍地走了，老白看着他的背影大骂：“妈的，这个刁民！”
当时我听了非常不爽，跟他据理争论了半天。我情绪激动地阐述了一些义正词严的论点，语无伦次地向他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老白从头到尾都很慈祥地看着我，听我絮絮叨叨地说完，然后温柔地跟我说：“孩子，你还是太幼稚啊！”
之后我自己见识了很多当事人，领教了很多上访户，每每被搞到焦头烂额之后，我往往情不自禁，发自肺腑地大喊一声:“妈的！这个刁民！”
是我变了吗？或许是的。怎么说呢？其实对这些闹上门来的上访户们，我是既同情又厌恶的。我对他们的感情是如此的纠结，正如同他们上访的动机是如此的复杂。只要同他们交谈三分钟，你就已经可以了解他们究竟是为了争一个理还是为了挣一笔钱。在这个上访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的新兴产业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由此发家致富的时代里，实在让人很难对这些上访户们提起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同情心。看到他们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烦很头疼，尽管他们其中的某些人真的是很冤很可怜。
事实上，真正有道理的、受了冤屈的老实人们，往往早已放弃了申诉，吃下苦头认了命。而这些闹得最凶，喊得最响的人，往往都是没什么道理的。这些人全职上访，毅力坚定，形式新颖，花样层出不穷。
下午带着小潘去接待了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这个女人在一九九六年被人骗了三十万，一年后法院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她本金、利息和预期利益共六十万。从此她就不做生意了，全职上访。她认为，在那一年内她可以用三十万鸡生蛋蛋生鸡地赚个三百来万的，法院只判六十万太少了。而且由于法院不改判，她一年一年地上访，每年都耽误她赚三百万。所以她现在已经要求法院赔偿她四千多万了。她的案子是我去年办的，裁定驳回了。之后她每周都要光顾一到两次，每次都要点我出台接待。谈话过程中她从头至尾都用白眼球招呼我，仿佛是我欠了她四千多万似的。这个老主顾不停地对我重复两句话：“我不管你们哪来钱，反正要给我钱”和“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去天安门自焚”。
这样具有独特逻辑思维模式的偏执狂在职业上访户中并不少见，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还能耐心听他们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当他们发现我满足不了他们的时候冲我嚷嚷，我也还能礼貌地保持虚伪的微笑。但时间长了，换成谁也受不了这个。我毕竟不是来坐台的，客人点了我我就要陪着几个小时，服务周到，尽量让他或她满足。客人咬牙切齿指手画脚，我们卖笑卖乖弄傻装疯，直到伺候舒服为止。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心态不好，但现在我更同情我自己。做千篇一律的事情总是让人厌烦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诸如电信和银行这种窗口单位总看不到好脸色的原因。
这个女人喷了我们一脸口水后离开了。看着她袅娜的背影远去，我情不自禁地说道：“妈的！这个刁民！”
小潘擦干女人留在他眼镜上的口水，一脸真诚地对我的言行进行了谴责。
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六年前的自己。我迅速在内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反省。为什么短短六年的时间，我的心态变化这么大，我的同情心都被狗吃了吗？难道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曾经鄙视的那种人了吗？我已经如此冷漠，如此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吗？
但我很快谅解了自己，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身处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和立场肯定会有变化。毕竟和六年前相比，现在的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盲目地相信和同情，这也是群众们总是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原因。尽管利用群众的人各有立场，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动或分裂分子，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力或利益集团，但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群众们不明真相的状态和被利用的命运。
我慈祥地引用老白的那句“孩子，你还是太幼稚啊！”来评价他。听了我的评价，小潘一脸书呆子气的迷惘，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