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的人越多，我越爱我的狗；去过的城市越多，我越爱我的床；睡过的女人越多，我越爱我的手。

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都市混子的故事。

说起这个混子不是别人，是我老岳父的儿子、我老婆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子，姓陆，大号叫做永福。我之所以称他为混子，确切地说他除了混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会做的事，实际上更为严格一点地说，他是今天我们社会中为数不少的混子代表之一。而“混子”这个词，似乎也已经成为社会领域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专用符号，于是，见面打招呼都少不了要提到一个“混”字。比如，就说这位永福小哥吧，应该说是近年来“混子界”里涌现出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精英人物”了，不仅能混、善混和会混，而且还混出了一定“段位”，是一个混出亚洲混向世界，与国际“混界”接了轨的超级混子。但凡是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你根本无法判断究竟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要想鉴别他说话的真伪，就必须要动用甩干机挤干所有的水分之后最多再信他一半，否则能让他给忽悠到太空遨游、去月球拜见嫦娥！

有朋友也许会说：刘子明，你这人也忒不厚道，永福好歹还是你小舅子，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词来公开地恶心他？我不妨给您说句实话吧，如果您有一天在马路上能遇到他的话，一旦看到他那种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劲头，就会觉得我所说的句句是真，因为我已经让我这位妻弟给搞得晕三迷道的彻底找不着北了。

用时下一条比较经典的短信来形容他的“光辉”历程，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没钱的时候，养猪；

有钱的时候，养狗。

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吃野菜；

有钱的时候，在酒店吃野菜。

没钱的时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

有钱的时候，在客厅里骑自行车。

没钱的时候想结婚，

有钱的时候想离婚。

没钱的时候老婆兼秘书，

有钱的时候秘书兼老婆。

没钱的时候假装有钱，

有钱的时候假装没钱。

我和永福——严格地说我和他的姐姐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婆是从小一起在航校大院里长大的。小时候的永福应该说是我们航校大院里出了名的好孩子，平时少言寡语，学习非常用功，考试成绩很突出，几乎每年都能站在学校的领奖台上去领他的三好学生奖状。如果谁能听说永福在外面滋事生非，那简直就和太阳从西边出来一个样，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时候，我是我们大院里一般大小孩子中的头儿。十四五岁，正是连天都敢戳个窟窿的年龄。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玩的玩意儿，我们这帮精力过剩的小家伙们，除了上学那点儿事之外，闲得实在没什么事可做，就凑在一起轮流出坏主意。只要谁能想出一个富有创意的馊点子，乌泱泱一大片半大小子像蝗虫一般“嗷嗷”地从大院扫过，上房揭瓦，下河捉鳖无所不为，尽干些让人恨到牙缝里的事。昨天实行“灯火管制”将大院里的路灯用弹弓悉数敲碎——谁打不碎不准回家；今天又“战略转移”把炊事班十几口大肥猪全赶进了学员教室，“哄”地一声四散而去；再不然就翻墙头到地方职工宿舍，像当年的“鬼子进村”一样，把人家摆放在门外的“尿罐”给一一敲碎。总之，在我的带领下，一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到处惹祸，天天惹祸。几乎每一天，保卫部的干事们都会被校领导叫去被骂得狗血喷头颜面尽失。一旦他们走出领导办公室根本不用考虑便会挨家挨户敲开了门，直接把我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用不着审讯逼供只说请家长来领人，我们便会狗咬狗地乱咬一通，结果一定是你半斤我八两每人屁股后面都有屎。

当我们这帮人毫无尊严地被保卫部的干事们挨着个儿收拾的时候，永福肯定呆在自己的家里，不是抱着一本无线电书在琢磨着装一台矿石收音机，就是在与他父亲——航校的最高首长陆老虎假模假式地下象棋，表现得绝对老实。家长们揪着自己孩子的耳朵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经过陆老虎的门前，陆永福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你怎么不学学人家永福？看看人家陆校长的孩子，从来不掺合你们这些坏事！”实际上那些话一半是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另一半则是用最小的成本贿赂航校大院的最高领导。我想永福听了这些表扬后，心里肯定乐开了花。当然这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最清楚，这所有的坏点子都是出自陆永福，是他偷看了父亲的几本教材后突发奇想，再故意地说给我听，最终导致了孩子们一次次的“英雄行动”。

后来，这些事永福也在我们的逼迫下偶然参加，可是他从来都是战战兢兢地站在外围替我们站岗放哨，直接参与“作案”的核心成员中从来没有他。和我们相比，他确实是一个好孩子，当我们在家里挨着家长左一顿右一顿“扁豆脚”臭揍的时候，永福正喜滋滋地领受着大家对他的褒奖。

应该说永福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在他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听说沧口少年宫要举办围棋比赛，无师自通的永福就整天抱着一本不知道从哪里翻腾出来的棋谱一个人瞎琢磨，结果在全区上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有幸和一位叫陈什么德的全国围棋冠军对弈，并得到了冠军的认同和调教，令人刮目相看，只是后来没有耐心给放弃了；读初二的时候，他用自己积攒下的零钱从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独自一人按照书里的讲解，从大庙山的闲置物资交流会上买来了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东西，竟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简易的矿石收音机，接上天线地线，能收好几个台的广播。

航校是在海军里影响很大的一个单位，最早建立在抗美援朝的五十年代。伟大领袖在视察海军时，当场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题词之后，中央军委开始着手建立航校，从著名的“上甘岭”部队中调来一部分干部战士，组成航校的最早建制。永福他爹我的老岳父陆国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航校。

说起永福他爹我的老泰山陆国鸣老爷子，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志愿军内出了名的“陆老虎”，外号叫作“打不死”，这个外号后来还是被他的老首长秦基伟给叫出去的。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他毫不为过，最惊心动魄的两次舔鬼鼻子都是在朝鲜。一次就是在上甘岭某高地，老爷子这个团奉军部命令已经坚守了七天七夜。七天七夜的时间美军动用了飞机和各式炮火轮番向我阵地轰炸，已经把这个高地的海拔消低了两公尺。战场上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黄的是联合国军，绿的是志愿军，焦尸的恶臭弥漫了整个阵地。志愿军的后勤预备队都已经死伤过半了，战斗的惨烈程度可以想像。但是，即便如此，该团的团司令部依然存在。

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这句话真的应验在了老爷子身上。早一分钟不去晚一分钟也不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爷子走出坑道撒了一泡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了团司令部。里面所有的人全部罹难，唯有老爷子夹着半泡没有撒完的尿，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成了一片废墟的团部。老爷子第二回舔鬼鼻子是在上甘岭战役结束之后，十五军司令秦基伟将军前往岳父所在团视察战斗情况。这个时候朝鲜的天气已经很冷，志愿军战士全部都换上了冬装。老爷子后来说秦司令看上去就很有一股子杀气，冷峻的脸上戴了一副墨镜，在参谋长和军司令部几名参谋的陪同下，在阵地前沿进行了短暂的阅兵仪式。按照部队的规矩，所有部下都应该跟随在检阅首长的身后，而老爷子做为该团团长陪同军首长检阅部队，其位置应该距秦司令右侧身后大约一米左右。

或许这就叫做阴错阳差，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竟然和秦司令站在了一条平行线上，恰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穿透了他头上的棉帽。当时他甚至没有听到枪声，只感觉头皮一阵热乎乎麻酥酥的痛感，本能地向左侧看了一眼秦司令，却见跟随在秦司令身后的一名军部参谋往前踉跄了几步便倒在地上——那颗狙击步枪子弹因为打中了老爷子的棉帽后改变了方向击中了秦司令身后的人。事后经司令部有关人员测量弹道，确定为敌人狙击手的枪口就是对准了秦司令。

航校坐落在青岛的北边，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横穿南北。远远地就能看到在一片茂密树林遮掩下的红色砖墙，那就是航校。而永福的父亲——我的老泰山那时还在航校做校长。航校是一个正军职的单位，能做上航校的校长，也就意味着他的父亲至少应该是少将以上的军衔。在七十年代的备战备荒的岁月里，航校与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尽管仅仅是一道并不是很高的围墙，但是墙内和墙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大墙的外面，依次是国棉六厂、国棉九厂的职工宿舍，全部都说一口浓重的青岛当地话，但是在墙内的孩子，却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跟随父母在这里集合。

永福也是其中的一个。

永福的故事应该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说起他的故事，很像一部电视剧，平平淡淡地开始，接下来便是演绎一段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波折，让你不得不跟着剧情的发展看他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如何表演人生的悲喜剧。

从阴历算起来，永福小我两岁，一九六三年一月生人，是老虎尾巴，78年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读书。对于永福这样一个算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来说，初中毕业没有再继续读书，确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为此我专门问过永福：你为什么不再继续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呢？他表情很淡漠地回答：“没意思！”永福说：“与其在学校里再耽误两年，还不如早早地上班赚钱。”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没意思”就此中断了他的学业。照说，初中毕业的陆永福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时代至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参照当时的地方政策，他可以以长子的身份留城参加工作，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姐姐，也就是后来我的老婆陆宝红已经当兵去了部队，所以永福留城就业完全符合标准；第二条路就是也去部队去当兵，就他老子陆国鸣的身份地位而言，永福到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去锻炼不过是小菜一碟。事实上，他老子当时也是这个意思，曾经专门找永福谈过有关于他前途的问题，说永福是男人就应该到部队去。永福在他老子面前永远是唯唯诺诺的样子，甚至不敢正面和他老子对视，只是嗫嚅地回答说，我考虑考虑。出了家门后永福找到我说：“子明，我不能去当兵！”

我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却说，“当兵太苦了，你没见咱院里那些当兵的啊？再说南边现在正在打仗，万一我被发配到了前线，子弹那玩意儿可是不长眼睛的。我这个四大帅哥之五的人可不想去当烈士。”说这话时他夸张地摇了摇头，摇得他腮帮子上的肉直哆嗦。“我妈死的时候告诉我，让我长大以后好好活着。”他说。

我说：永福你这人真他妈没劲！

“子明哥，不瞒你说，我是因为穿够了军装才不想去当兵的。你想想咱们从小就穿这玩意，不是灰的就是蓝的。我现在就想做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有一天我能穿上蓝色的工作服往人前一站，一定很神气。”说这话时，永福的脸上流露出渴望和憧憬的神情。

是啊，大院里的孩子几乎都是穿着父辈们的军装长大的，在那个灰一片蓝一片的年代，又有几个人对这始终不改的颜色不反感呢？

就这样永福选择了留城就业。

永福是七八年年底来到汽轮机厂当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工人。他的具体工种是在锅炉房做锅炉工。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还专门跑去他们单位看他。在锅炉房的职工休息室里，永福穿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工作服，神情不无得意地对我说：“你看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吧？走，今天中午食堂吃包子，我请你！”说着就拉起我去了食堂。我看到永福腋下夹着个玉鸟牌铝制饭盒，走路都带着一股工人阶级的优越精神，嘴里还哼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那时候，由于文革刚刚结束，无数好学青年如梦方醒，知道了自己知识的浅薄，为了弥补已经流失的读书岁月，纷纷到夜校去补习功课。永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夜校学习，每周一、四他都是雷打不动地坚持去夜校补习功课。而与此同时，我刚刚考上大学，和他姐姐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地保持着。为了讨好这位准小舅子，我用在学校里省吃俭用的钱替他订阅了几本杂志供他业余学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北京有一个叫做“潘晓”的小姑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刚刚苏醒的年轻人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大讨论。”永福也参加了讨论，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杂志上的时候，兴奋至极的永福大概感觉到此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当天晚上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夸张地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他的这篇文章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客观上说，虽然这篇写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文章思想有点幼稚文笔也缺少锤炼，但是通篇读下来，无论选题还是论点论据都相对严谨无可挑剔，当时连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一篇文章竟然能够出自永福之手。

做为共青团员的永福，不仅仅自己参加大讨论，还在车间里用黑板报等方式，以“身在岗位多贡献，实现四化我为先”为主题，大力宣传这次“人生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并以此为动力，在全厂青工技术大比武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引起了厂领导的重视。党委书记和厂长多次在大会上对青年工人陆永福同志的“小老虎精神”提出表扬。很多年以后，我在永福的影集中看到过他当年那张胸前戴着大红花的照片，还显稚嫩的脸上笑容灿烂，再看看他后来一副玩世不恭的德行，说老实话，我真的为他感到由衷的遗憾！

在那段风光的日子里，永福的生活充满了活力，真的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业余时间还坚持文学创作。如果那时候永福能够按照这条路笔耕不辍的话，在今天的文坛上有一位叫做永福的作家或评论家也不敢说。但是永福没有走下去，原因是，号称“四大帅哥之五”的陆永福开始谈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