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南京下起鹅毛大雪,这一天我决定辞职,开始一段没有结束日期的长期旅行。
这件事情差不多一年前就有了计划,当时“亚洲航空”做大规模机票促销,我和身在上海的工程师朋友Jared前前后后耗了几乎48个小时才抢到时间合适的廉价机票,于是我们安排好一个大致的东南亚行程,打算2011年2月底从杭州起飞出发。
“到时候真能去吗?”订完机票后,Jared突然在QQ上问我,毕竟当时还是2010年5月,没人能预料到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请年假,我都工作三年了,还从没休过年假。”我告诉Jared。
“如果请不下来呢?”Jared知道我工作的地方几乎没人敢请年假。
“那我就辞职。”我回答得很干脆,尽管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话,但辞职这事突然就像一根刺扎到了心里,痒痒的。
终于这根刺在2011年2月14日被我彻底拔掉了。我干净利落地办完辞职手续,头也不回地离开办公大楼,一向优柔寡断的我这次做得无比坚决,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星星之火”是在我研究生毕业那年开始点燃的,我心血来潮地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上海、北京、大连,对我这个从小安分守己的乖孩子来说,长到24岁,除了遥远的小学记忆(跟父母去过三峡和三亚),几乎就再没有走出过家乡湖北省了。
其实那次毕业旅行算不上“一个人”的旅行——在上海由老同学负责接待,去北京是和表妹一起前往并住在姨妈的朋友家,而最后我在大连找了多年未见的伯父和堂兄,甚至从大连返回武汉的机票都是伯父提前帮我买好的,但那次旅行竟如同一把小刀不经意划开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表面,将我不安于室的内心和灵魂慢慢暴露出来。
在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一有假期我就往外跑,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西,能够在仅有的几天法定假期里成行的目的地我几乎都去了一趟。慢慢地,这已经无法满足我越来越大的“胃口”,我总期待着更远的目的地。
然而,当我在2009年鼓足勇气准备在“十一黄金周”去越南旅行,并做好了各项充分的准备——买好机票,安排好行程,把Lonely Planet关于越南的部分看得滚瓜烂熟,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最后却毁在了一件至今仍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上——我被越南拒签了。
被逼无奈,我只好将越南游临时变成了广西游。那次将近十天的广西背包之旅,是我第一次“无依无靠”地去那么远的地方,见到了完全不同的山水风景,遇见了各种有趣而疯狂的人,我尝到了背包“自助游”的甜头,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就这样,“炸药包”里的火药越填越多,网上那些大大小小驴友们的游记和照片无时无刻不在挑逗我的神经,直到“间隔年”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我的视野,我想我需要彻底“疯狂”一把,改变我日渐麻痹的心灵。
很多同事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辞掉已经做了三年的稳定工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站在20岁到30岁这个人生十年的尾巴上,除了工作工作再工作,永无止境地压抑地工作,我希望能够做一点老了之后都不会后悔的张狂的事情。
反正2012年快来了,即使我一无所有了,我依然可以从头来过,到时候我才28岁,这便是年轻的资本,而这个资本眼看就会越来越少了。
“我已经踩在了青春的尾巴上,再不痛下决心就真没有机会了。”要好的同事们为我饯行,在餐桌上我这样跟他们说道。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触动了大家的某一条敏感神经,反正他们纷纷举起酒杯向我表示祝贺。
“辞职快乐!”他们说。
从小饭馆走出来,南京还在下雪,我与同事们道别,独自回家。走在漫天飞雪的街道上,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一种隐隐的痛快和莫名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我知道我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而我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距离出发的时间所剩无几,我在南京迅速地打理好各项琐事——退掉租屋,注销银行卡,托运行李,变卖家当,就像玩游戏打通关似的,一点一点剥离我在南京作为一个上班族的全部特征,接下来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应该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两天后,我抵达上海,将自己所有的行李都堆在Jared家,而Jared也在我的怂恿下辞了职。实际上他早就想辞职,只是没找到充分说服自己的理由。现在我打了头阵,他也心安理得地恢复了“自由身”。
我们的飞机是2011年2月26日从杭州起飞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然后第二天转机飞到柬埔寨的暹粒,再从柬埔寨陆路过境到泰国,最后从泰国曼谷飞到吉隆坡,再从吉隆坡飞回杭州。最初的行程计划是九天时间,既然我和Jared都已经变成无业游民,所以干脆决定浪费回程机票,一路从东南亚陆路回国,直到上海。
就在我和Jared收拾打包,即将出发的前一天,又发生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快递公司居然将我从南京寄到上海的一个包裹弄丢了。那个包裹非常重要,里面有我买的旅游攻略,还有登山包,以及出国备用的药品。
气急败坏之下,我打电话把快递公司痛骂了一顿,可也无济于事,飞机不等人,我只能想办法找人借了个登山包,装好自己的行李,又补买了一些药品。还没出门就这么倒霉,未来的路会不会更加坎坷?
因为越南的前车之鉴,这次我不敢掉以轻心,先办好泰国签证,然后在网上申请了柬埔寨的电子签证,一切妥当之后才准备后续的工作。虽然Jared反复强调只要我有机票,就可以直接在马来西亚办过境签,老挝也可以直接办落地签,但我总没有安全感。
2月26日,我和Jared起个大早,背起登山包就往上海南站赶。
“怎么样?就要出国了,激动吗?”Jared在地铁上问我。
“还好,没感觉。”其实出发的这一幕我已经幻想了快一年,等真正实现的时候,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壮烈。
这一年时间,我省吃俭用,攒下一笔钱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到来,虽说是穷游,但我并不打算苦行。只准备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出去玩,对于我这个金牛座来说,实在没什么安全感。我的原则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量节省,但不至于到“自虐”的地步。
火车上,我接到快递公司的电话,说要为我遗失的包裹进行赔偿,因为包裹没有保价,最高赔偿额才200块钱。我拒绝了,要求他们一定把包裹找到,里面装着我大部分的旅行工具,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杭州,去理了个发,怕出了国就不知道去哪里理发了。飞机是夜里11点多起飞,我们就在西湖边晃啊晃啊,一直晃到天黑,在火车站外随便吃了顿晚饭就往飞机场赶。
这是我第一次到机场的国际出发厅,只剩下最后一趟航班,人不是很多。除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准备回家的马来西亚人之外,其他看起来大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背包客。
候机厅里有的人躺在椅子上睡觉,有的人手里抓了一把数码产品在拼命充电。坐亚航出行的人大多是“穷游一族”,所以亚航的登机口外看起来像是火车站,什么怪人都有,横七竖八的。
当然,在出发之前,我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打电话给刚到上海来工作的朋友水母姐姐(有这个奇怪的外号是因为她曾经梦到自己的上辈子是水母),委托她在上海帮我跟快递公司死磕到底。作为一个曾经也跟快递公司产生过激烈纠纷的刚烈女子,水母姐姐感同身受,光荣地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你就放心地走吧!”“无敌金刚剩斗士”水母姐姐在电话里把这句话说得字字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