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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富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 〔1〕 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
隋朝大运河 隋朝建立大运河，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其主要目的就是沟通南北，实现南北经济的交流、融合。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 〔2〕 的百姓解决问题。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
秦汉到隋唐之间，常有强人政治出现，甚至于强人篡位，创立新的朝代。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个朝代都是强人建立的，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中央执政者的改变，一般老百姓一睁眼，忽然发现有了新皇帝。这种改变构成的朝代，国祚不会长，老百姓受到的惊扰倒也不算多。可是这样的改朝换代，往往只在中央换一些新人，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需求，有些人却只是因为人在权力中心，顺手牵羊，窃取了政权，并没有改变僵化的中央政权的意愿。宋代以后，篡窃现象几乎不再出现，无论权力核心如何腐败和无效，却没有强人取而代之。这种现象出现，有一部分是因为宋代以后，君臣伦理的思想变成儒家的正宗，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天换日。只有老百姓实在穷而无告，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
慈禧太后（1835—1908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至西安，令李鸿章等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谈判。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 〔3〕 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 〔4〕 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 〔5〕 ，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