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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放
“十力”者，佛家之术语，出自佛典《大智度论》“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用来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
后来，世间出了一个叫做熊继智的人，居然径直把这两个字取来做了自己的名字，甚至还动辄自称“熊十力菩萨”，委实牛气冲天。
当然，熊十力也有牛的资本：学贯古今、会通中西，融摄道释、要归于儒，自成一家，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学说影响深远，后来以新儒家名世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皆为熊门高足；熊十力本人，也被尊为一代开宗大师、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在上海去世。一代大师已远去，世间再无熊十力。
熊十力的牛气似乎与生俱来。坊间传言，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熊十力的夫人傅既光曾回忆说，她和熊十力婚后度蜜月时，熊十力利用蜜月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她见熊十力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只讲头儿，让他讲出其事。结果，熊十力不但能讲述其事，而且还能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熊十力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穷苦的乡村教师之家，由于家境潦倒，幼年时他只能给邻居做牧童，偶尔有时间就到父亲任职的乡塾旁听。父母相继离世后，13岁的熊十力曾到父亲生前好友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因不愿受管束，入学半年之后就径自离开了。这就是熊十力所受的全部学校教育，但就是这样一个从未接受过旧式或新式的系统正规化教育的人，后来竟可以凭借自学和因缘际会独创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一代大师，其天赋之异禀和“上天以斯文属余”的狂者情愫，可以想见。
早年的熊十力，跟当时很多名人志士一样，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他14岁从军，曾投身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在辛亥革命中还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心灰意冷。这一“心灰意冷”直接促成了熊十力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
另一个关于熊十力弃政从学的版本则更富戏剧色彩，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十力听了“毛发倒竖”，所以就一头扎到了故纸堆里，成就了后来的盛名。
35岁才弃政从学的熊十力，师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法，穷得叮当响。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曾描述说：“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尽管一穷二白，但熊十力的狂狷却不减少年。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熊十力发表了他在学术上的扛鼎之作——《新唯识论》，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书的署名非常狂——“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此书一出，即刻引起了佛学界特别是同门师友们的激烈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熊十力号子真）为尤”，措辞严厉。作为反击，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然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熊十力与师门的这场论战，一直都没有平息。1942年，欧阳大师病重，熊十力前去探望时，同门仍不肯让他进门。
与佛学界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学术界人士却对熊十力的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但熊十力对学术界人士却并不客气，甚至声称“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同为一代著名学者的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类似这样的“逸事”还有很多。小说家废名与熊十力是同乡，两人常在一起谈佛，常因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讨论佛学，一言不合，又大声争吵，辩论到紧张时刻，外人听见里面突然陷入寂静，赶紧跑进去看，原来两人已扭打在一起，并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这场斗殴后来被演绎成好几个版本，有说两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人说，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但是打归打，第二天，废名又跑到熊家，与熊十力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讨论问题了。
熊十力的学识，后来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徐复观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去看望熊十力，并给他带去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没想到熊十力大声吼着对徐复观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蒋介石不死心，后来又两次赠巨款，资助他筹办研究所，熊十力都辞而不受。他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但熊十力的很多著作，由于仍然批判唯物论之缺失，渐渐开始被当做“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痛批。“文革”开始后，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的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常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沓白纸，手中握支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
后来，由于迭遭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一代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文化大革命”浊流之中。
对于自己一生的意兴豪放，熊十力曾自辩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这两句话，或许也是对熊十力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