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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吉
遗闻逸事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部分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是听同学、朋友说的，但都是真实的。
自20世纪30年代起，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继之云南大学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1889—1958）先生的大名，敬佩其学识，也流传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但这些年来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位国学大师了。
今天清理旧书刊，发现文化大革命被查抄，幸未毁灭、失而复得的残本刘文典著《庄子补正》，书面题词为“受业陶光谨署”。这是1939年在昆明用土纸石印的版本，作教材用的。我曾在1938年选过刘文典先生讲授的“庄子”和“文选”两门课。《庄子补正》即当年讲授“庄子”的讲义。从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不足400字的序言中，便可看出此著的学术价值。研究《庄子》的专家是求之难得的。
刘文典先生有他光辉的经历，在学术方面有不朽著作，本文不谈他的生平传略，也不谈其学术造诣，只谈几件能代表其性格的故事。
1929年刘文典40岁，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该校学生闹学潮。当时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制造侵华事端，而蒋介石以“先安内后攘外”，不抗日专剿共，并将爱国学生的反蒋运动名之谓“闹学潮”，诬蔑为赤化分子抗乱，要严惩不贷。刘文典对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
刘文典在出发到南京前曾发牢骚：“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学校长坐牢案，因而激起安徽大学师生公愤，游行示威，社会贤达舆论支持，蔡元培出面说情，逼迫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刘文典。刘文典爱护学生，敢于当面顶撞“暴君”是正义行为。这件事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请愿团，在南京中央大学（各地学生请愿团集中处）听安徽学生诉说的，那是第一次听到刘文典的大名并敬佩其高贵品德。还听说他曾参加讨袁世凯运动，逃亡日本，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些故事。
刘文典先生闲谈时多次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事情发生在抗战前，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高僧某某与刘先生也相识。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蘸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竹、苇或高粱荃皮）翻阅，违者受罚。老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室内并无僧人看守，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睡着了，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刘文典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多丢人现眼呀！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其实老和尚还是留情面的。“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以下是陶光告诉我的故事：他因为备新课久未看望文典先生了。这次特别抽暇去看他。不料见面就没头没脑的，被以“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话骂了起来。“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也把行将爆炸的怒火，压了下去，变成同情、怜悯老师了！“对于老师视我为他‘吹牛的本钱’一语，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即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一杯茶，承认太粗心，也说明备新课任务重，致久未来问候等。他也许自知批评学生太过火，留我吃晚饭。”陶光说：“知我者，叔雅师也。”
文典先生在盛怒之下，看学生已被激怒，面有愠色，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他随机应变，话锋一转，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蓄意已久的真心话，使陶光转怒为喜。一场山雨欲来的风暴，变成风和日暖，师生友谊更加深了。
实话实说，刘文典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他师从名人，学有专攻，其《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馀札记》以及《读〈文选〉杂记》都是不朽著作。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五四”运动前后，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证明他不但是中国古典文学、哲学（指《庄子》）大师，而且对于英文、德文、西洋哲学，也有较深厚的根底。他的经历已证明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不需要借助学生的成就作为自己“吹牛的本钱”了。他反对华而不实的骗子，剽窃别人的著作做吹牛的本钱。他是用幽默的艺术语言，缓解对陶光的过火批评，用“吹牛的本钱”说学生已超过教师。对学生寄予厚望，能使后学更加勤奋。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即期望效应。此外《庄子补正》一书，刘文典请陈寅恪作序，嘱陶光用毛笔题封面，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是权威教授的鼓励。陶光每谈及此，都喜形于色，感谢老师的厚爱，研究学问更加勤奋。
刘文典先生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据我的回忆，的确有此事，没想到20年后成了被揭发反对鲁迅的证据。
解放初期，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听说是一位年轻人，可以断定不是西南联大听过刘文典讲课的学生，也许是学生的学生，道听途说者。）揭发者说：“20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文典先生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幺，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位揭发者无词置辩。实际刘文典比鲁迅还年轻两岁。刘文典先生已去世40多年了。1938年伸出的小拇指是褒是贬只能作为疑案了。作为趣谈尚可，作为罪状则不可。无限上纲，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我发现为名人、为长辈、老师写的传记或评传一类的文章，都是树碑立传体。只谈优点，加以颂扬，失掉了真实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白璧微瑕，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刘文典是我尊敬的老师之一。前面是谈老师优点，下面也要谈谈他的缺点。表彰前贤优点，可以树榜样；品评其缺点，也可以戒后人。
我认为刘文典先生的最大缺点是固执偏见。他反对用标点符号。如他的名著《庄子补正》，功底扎实，一字不苟，连陈寅恪大师读后都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证明刘先生治学谨严，无可厚非。但他反对标点，又坚持用文言古句，无古文根底者，阅读困难，有人劝他即使不用现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这就有违著书立说为推广文化、教育大众的意义，显然是偏见。
我有幸还保存着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与刘先生的《庄子补正》，都属于对古籍的校勘，用古今多种版本或有关著作比较研究，校勘正误，弥补缺漏，但闻一多著《楚辞校补》是以通俗简练的语言，也用了通行的标点符号，易读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反之，刘文典著《庄子补正》以佶屈聱牙的古文，也不标标点，难读难解，只有学此专业的学者、学生，知为好书，但不爱读。作者不关心读者是错误的。
在生活习惯方面，他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为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传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原，他是有资格回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但他因为留恋“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但劝同学不要吸鸦片，他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可见刘文典先生，虽然有此不良习惯，但未忘记师德教育。
昆明解放时间较迟，从已解放的省市传来许多于刘文典不利的消息。如满脑袋封建主义的老头子要整，鸦片要彻底消灭，鸦片鬼要整。与刘文典有师生友谊的或其知心朋友为刘文典担忧，被刘文典嘲讽过的人幸灾乐祸，要看这爱骂人的老头儿怎样过关，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关怎能过得去。几十年的老烟瘾，可能也过不了戒烟的鬼门关。
昆明解放了，在刘文典身上出现了奇迹。思想改造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承认缺点很多，并无罪行；鸦片也彻底戒掉，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多次宣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他多次说：“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有时说“新生”了。
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的确，解放后是刘文典先生一生中最积极乐观的一段时间，但他不幸于1958年去世了，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