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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群忠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也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大师，长期任前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为世家子弟，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苗裔，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鸥北）的六世孙，他13岁时父母相继过世。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被录取的72人中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55。他与胡适同船赴美，同进康奈尔大学，1914年同期毕业。1919年赵元任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返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1921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找他做翻译。同年，他在北京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杨步伟女士。杨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杨步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森仁医院。1921年6月1日，赵杨结成伉俪。婚后，赵重返哈佛进修语言学理论。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赵全家返京。1938年，赵赴夏威夷任教，一家又赴美，后转往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他在加州大学一直任教到退休。
1973年4月，赵元任曾偕夫人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81年6月，90岁高龄的他重访大陆，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证书。1982年2月24日他在美国病逝，享年91岁。
赵元任学的是数学，但于哲学、物理学、音乐、语言学等均有极深造诣。他精通乐理，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即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由他作曲的作品达100多首。但他一生成就是在语言学上，是罕见的语言学天才，能说33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出版语言学专著18部、发表论文90篇，是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前驱者。
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赵元任为“汉语言学之父”，本文不准备叙述赵元任是如何攀登语言科学高峰的，而是撷取他多彩人生中的几件逸事趣闻，以飨读者。
赵元任会说各地汉语方言，一方面是他有会话方面的天赋，一学就会，过耳不忘；另一方面是他从小就跟做官的祖父赵执治生活。祖父常换差事，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没多长时间又去了磁州。4岁的他已慢慢记事，他记得：4岁住磁州，5岁住祁州，6岁到保定，7岁到冀州，8岁又回保定，9岁迁回冀州，10岁才回常州（祖辈是从常州出来的）。所以小时候他说的是北方话，腔调还是京腔，一半是南边音，一半也是跟着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学来的。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学各地方的口音，对各种口音向来留心，什么口音一学就会。回常州后，很快又学会了常熟话、常州话和苏州吴语。此外，赵元任结婚生女之后，一家多次往返于欧、美、亚三大洲之间，成为洲际旅行的常客，又熟悉了多国语言。
赵元任曾表演过精彩绝伦的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南、贵州，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北三省，最后从东北入山海关返北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
1921年英国学者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能用当地话来翻译了。每当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了。
“二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了德国柏林，又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老人还以为他是地道的柏林人呢。
赵元任自认为他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这位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不光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国语言。研究者认为，赵元任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外语的规律。掌握了其规律，那就运用自如、如鱼得水了。
1906年，赵元任回到家乡常州，进入溪山学校学习。从这年开始写日记，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辍，在学校中，他还开始学踢足球。1907年至1910年到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1910年，赵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在大学初期，他的兴趣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早在少年时代，他对中国各地方言就有了兴趣，在学校期间，他又在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在“世界语运动”初期，还加入了“世界语俱乐部”，成为活跃分子。他同时选修了音韵学，学习国际音韵字母，大开了眼界和耳界。他对哲学的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大学第一年，兴趣就从数学转到哲学。在校内外，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架二手钢琴练习弹琴，还经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1914年5月，他还将中国的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在风琴演奏会上第一次公开表演。此外，他对戏剧也有了兴趣，加入中国学生活动，演出话剧《失掉的帽子》，还试写了独幕剧《挂号信》，反映中国学生在美国讲英文的苦恼。该剧是赵元任在舞台上演的第一个剧本。后来，他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上投稿，写文章又成了他的一项重要事业。他用文言撰文，在上海出版。赵元任除出版月刊外，他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这个社团后来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社，并迁回上海，继续发扬光大。赵元任除了编《科学》月刊及听音乐、看电影外，在体育运动方面也颇为活跃，1913年、1915年他曾两次获得学校一英里竞走冠军；他还积极参加游泳、溜冰和长途旅游。
1915年至1918年，赵元任进入哈佛研究院深造，研读哲学，获得学位。在此期间，他继续钻研语言学、中国方言；还经常使用两英寸望远镜观察天体，探究星球；继续涉猎音乐，选修高级和声学课程，撰写曲谱。
1919年，赵元任第二次回到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走上讲坛，讲的是电磁现象，未带讲稿。后来，不带讲稿讲课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在康奈尔这一年，赵元任除讲课和做物理实验外，还在音乐方面十分活跃，他既作曲又为中国民歌合声，并领导中国学生合唱团。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这当然是谦逊的说法，淡淡一句“好玩”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执著的追求。
赵元任在北京结识杨步伟（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后，经常到森仁医院找这位杨大夫聊天。一天晚上，赵元任郑重其事地对杨说：“韵卿，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样事，将来你也许失望的，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杨步伟说：“我虽很年轻就负重任，可是我对做官也不喜欢。因为第一，我祖父不喜欢做官，常常批评做官人的弊病；第二，我自己也看见很多人只做了一下官，就养成十足的官派来，我看着就生气。”此后，赵元任果真有好几次当校长的机会，他都坚辞不干，“逃校长”的事即有四次：
第一次是1924年至1925年，赵元任赴欧洲访问回到上海后，杨杏佛和胡刚复两人要他当东南大学校长。因为当时风潮中两方相持不让，赵元任与两方面都是好友，而又是他们所佩服的人，他出来当校长可以平息争端。赵元任被吓得连夜北上，因他当时已经被清华聘为研究院教授。当日无船，就坐了招商局新丰号统舱北上。后来电报打到天津，由丁在君来接船。可是丁上船到头等舱、二等舱去接赵元任都找不到，最后看见赵从统舱钻出来了。丁很诧异，骂他为何如此省钱！到了旅馆后，赵元任说是为了逃任校长，丁在君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第二次是北伐后，大学院办委任赵元任为清华校长，他又不干，还是荐贤自代。后来大学院办中央研究所的蔡元培和杨杏佛要赵元任当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赵又推荐傅孟真来做，自己只做了语言组主任。
第三次是因校长风潮，赵元任已离开了清华，教授会6人来找赵元任想办法，他找了吴稚晖老先生，可是风潮虽平息了下去，校长问题又落到他头上了。他又出了一个主意，托翁文灏暂代，并推荐让时任清华留美监督梅月涵回国当校长。翁文灏代了两个月还未见梅月涵回来，焦急了，又去找赵元任，问如何办。赵说我去替他就可以把他请回来。于是他亲自赴美，在华盛顿当了一次监督。很多不知内幕的人都笑赵元任不当堂堂清华大学校长，而去做一任不伦不类的清华留美学生的送葬监督（因当时学生已少，决定以后就不需要监督处了）。其实，那时是赵元任对清华的救急之故，他又推掉了校长之责。
第四次是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连发5次电报催赵元任从美国回国任中央大学校长，最后还发电报给杨步伟，让夫人劝赵就职。杨步伟回电说：“我从不要元任做行政事。”并对丈夫说，只有暂不回国，等风波过去再回。没料到这一待下来就快20年了，直到1973年才回大陆访问。
1904年，赵元任的双亲先后辞世。1906年5月20日，他的伯叔给15岁的赵元任与名叫陈仪庄的女孩正式订婚。陈仪庄是他的远亲，算是亲上加亲。伯叔们可怜无父母、无兄弟姐妹的赵元任，想让他早点成家，好有人照顾。但此终身大事未经他同意。他去美国留学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赵元任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写信给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舅舅回信用语含糊不定。1917年5月，他又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叔祖具有自由思想，对他颇为同情，且亦公正。3年后的1920年他回国后，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但须由赵付2000元的“教育费”才算了结。
就在1920年9月，赵元任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一天，他在表姐冯织文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正在北京森仁医院工作的李贯中和杨步伟。这两位女医生都是冯织文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杨步伟也有个家庭安排包办的“未婚夫”，是在她未出世前已经订婚的。后来追求自由的杨步伟坚决退婚，她的祖父和过继父亲早年在英国生活，深知外国婚姻自由的权利，所以都支持她退了婚。
赵元任与李贯中、杨步伟相识后，本来是杨步伟撮合赵元任与李贯中相好的，但赵与李没有共同的语言，而赵看中的是思想解放、作风泼辣的杨步伟。此后，赵常去医院与杨见面，两人感情日深，决定于1921年6月1日结婚，并商定不要任何仪式，也不告诉别人。其时，杨步伟的父母都在北京，女儿守着秘密一点不露风声。所有亲戚朋友问何时结婚，他俩总回答说还没有日子呢。赵元任喜欢照相，每天早上两人七八点钟以前总到中央公园去散步和照相。走到格言亭，两人就照了一张作为结婚通知书的相片。他们本来打算连婚书都不要的，但那个时代的法律规定，若没有婚书，没有两人签字和4毛钱的印花贴在上面，不能作为正式结婚，不能以同居就算结婚的。为此，赵元任就自己写了个白话文的证书。5月31日，赵、杨两人把各自的行李都搬到租赁来的小雅宝胡同49号，再打电话给好友胡适和朱征，请他们31日晚到所定的住址来吃便饭。
下午6时，胡适和朱征来了，4人坐在精致小巧的住宅里一起吃了一顿很简单的晚饭，四样可口的小菜都是杨步伟自己烧的。饭后，赵元任拿出自己写的证书请他们两位做证婚人签字。赵元任写的证书如下：
下签名人赵元任和杨步伟同意申明他们相对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质和程度已经可以使得这感情和信用无条件的永久存在。
所以他们就在本日，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成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个人签名作证。
本人签名 杨步伟 赵元任
证人签名 朱 征 胡 适
在他俩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说，接到这个消息时，他们已于1921年6月1日下午3时结了婚，并称贺礼绝对不收。
第二天，北京《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刊登喜讯。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
他们当年这个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在当时轰动一时，就是在后来，很多人还说要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像了的。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言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这篇妙文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得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原文如下：“石室诗十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试释是事。”全文只有89个字，字字同为“shi”音，所以念不清，但所述能看得懂，是赵元任编撰的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其大意是：石室有诗十施这么一个人，喜欢吃狮肉，此人经常在大街上探寻有无狮子。某日10时，恰好碰上10头狮子在大街上，就用箭射杀了这10头狮子，并把狮子的尸体全抬回到石室。石室很潮湿，他便让仆人将石室擦拭干，然后开始试着吃狮尸，吃的时候才发现这些狮尸实际上都是石狮子。读此妙文，令人捧腹，更不得不佩服这位“汉语言学之父”组配语言文字的功夫。
“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赵元任十分热心推广国语（普通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机片，在1923年和1935年分别出版了《国语留声片》（16片）和《新国语留声片》（16片）。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到了香港，上街购物时赵元任偏用国语发问。当时香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普通话）的不多。他俩碰上的这个店员国语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只好摇摇头。谁知临出门时，这位店员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反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那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啦。”赵夫人指着丈夫笑答：“他就是赵元任。”那香港店员不但不信，还愤愤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无独有偶，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一篇回忆赵元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何故？原来，少年时代的陈原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的译作，后来却成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陈原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片》当老师。再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