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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陈是广西蒙山人，生于1924年3月22日，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有深厚的旧学根基，诗词对联无不精通。他们在《大公报》就是同事。1949年夏天，陈文统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投考香港《大公报》翻译，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做主考。他觉得陈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们最初同在编译组，翻译英文电讯稿。几个月后陈转到副刊版，查仍在国际版（其间，他曾一度辞职北上）。1952年，他们两人先后调到《新晚报》编副刊，陈文统编的是“天方夜谭”版，在干诺道123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这段时间他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经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都认为，文笔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谈到书中的异派人物时，他们还会加上自己的不少想象，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人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他俩，通常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陈文统会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
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作家聂绀弩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最大的兴趣却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他们两个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聂绀弩干脆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
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只爱围棋。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他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作出决定，由《新晚报》作为试点先去办。当时《新晚报》的罗孚和《文汇报》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金庸与梁羽生对弈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人渣》，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梁羽生一炮走红，《新晚报》销量看涨。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
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和金庸谈论《书剑恩仇录》或写信给他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
《书剑恩仇录》受到的欢迎出乎金庸的意料，动笔之前，他从未想过将来要做一个武侠小说家。世事难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1955年的一天，《书剑恩仇录》还在《新晚报》连载，刘芳和李晨风等电影界朋友在茶楼上谈起，如果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应该怎样拍，忽然想不起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口进来告诉他们。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1日，标榜中立，最初以纯经济新闻为主，销路狭窄，每天只有几千份。第二年改为综合性报纸，以娱乐性的副刊和本港新闻为主，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他想起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他当年所见的也许不是玫瑰，只是满山五颜六色的山花。
《碧血剑》的历史感很强，政治性极浓厚，崇祯皇帝、李自成、皇太极都出现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点单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画都不够，文学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对此很不满意，随后作过两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到1956年12月31日，《碧血剑》连载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对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最终选择到南洋一个海岛开始新生活，有人说，这是对千千万万人逃入香港的隐喻。袁是从护送大炮进京的葡萄牙士兵那里得知有这个岛，他们给了他南洋岛屿的地图，“你们与其在这里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岛上去”。袁承志心想，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们中国地有多大，亿万之众，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这个情节出现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当时许多香港人与袁承志有着相似的命运，小说中欧洲人帮助这些流亡者找到这个岛，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处境。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不足60万人口，1949年前后，政局剧变之际，大批移民进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涨到230万。《碧血剑》的很多读者就是在这期间来香港的。
1956年9月5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结束，当天预告：“我们已约得武侠小说名家百剑堂主为撰《风虎云龙传》，日内开始连载。”
“百剑堂主”是陈凡的笔名，他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为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单行本赋词时则署名“中宵看剑楼主”。金庸也在当天的“天方夜谭”致各位读者，说“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陈凡生于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长，早在1941年春天，他们还在高中求学时代，陈凡就已进入《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决心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1947年5月31日，他在广州采访中山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的新闻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说他是《大公报》当年的名记者，走南闯北，写下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通讯。他早年热衷新诗，中年以后改写旧诗词，“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歌可泣”，钱钟书罕见地为他的《壮岁集》作序。
陈凡诗词、书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风虎云龙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没引起什么反响，从此不见他再写武侠，却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
10月22日，《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登一则预告：
陈凡为《书剑恩仇录》题写的词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三剑楼随笔”专栏诞生。10月24日，喜欢电影的金庸为“三剑楼随笔”开篇写的是《<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金庸谈电影、书画、音乐、舞蹈，也谈围棋、象棋、民谣、谜语，谈文学、历史、宗教，也谈京戏、摄影，甚至圆周率，信笔所至，范围很广，显示了广泛的兴趣。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香港当时上映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根据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同名小说（一译《白鲸》）改编，原作曾被英国作家毛姆推为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观众看了电影却觉得并无出色之处，表示失望与困惑。12月1日、5日，金庸接连发表《<无比敌>有什么意义？》《<无比敌>有什么好处？》，分析电影只是有小说的情节，却失去了小说的精神，关键是没有深入小说主角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而要深入他的灵魂深处，首先得走进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
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八分之一的篇目。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了。董桥赞许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话题是三人都谈，嗜联的梁羽生写了一篇《闲话怪联》，百剑堂主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金庸接着写了一篇《也谈对联》，从许多熟悉的对联谈起，还谈到百剑堂主的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欢这联，百剑堂主用宣纸写好，金庸请荷里活道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不觉雅气骤增。
梁羽生发表《数学与逻辑》，几天后，金庸发表《圆周率的推算》。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写了84个题目，大约14万字。如果不计百剑堂主写的“结语”，三人各写了28篇，每篇之后，都有作者的手写体签名。
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当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剑楼随笔》单行本，和报纸上首发时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百剑堂主删去了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一些读者来信作为附录收入，标题偶有改动，每篇篇末原来的手书签名则改为（百）、（羽）、（庸）字样。单行本前面有百剑堂主执笔的《“正传”之前的“闲话”》：
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栏目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
1997年9月30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
1947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气氛和金庸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
当年冬天，“大跃进”波澜初起，在《大公报》版面上就有体现。12月3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12月18日报道，根据近年增产速度，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同时报道，“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金庸觉得《大公报》老讲假话，亩产多少万斤都是假的，他到广东看过。
10月5日，《新晚报》七周年报庆时，金庸发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就引用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对那套流行话语并不陌生。他说：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我们只能从他简单的话中体会他当年的心境，“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
金庸感到很难再留在《大公报》。董千里与他相识、相交多年，对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
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他记得离职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并不是高级职员。
在金庸决定离开之前，在迷惑与苦闷中，同事周榆瑞对他也不无影响。周榆瑞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做过英文老师，在英国、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做过翻译，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采写过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闻，受到周恩来赏识。1949年他南下香港，继续在《大公报》做记者，并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因揭露蒋介石而受到读者关注。在左派眼中，周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卜”。1952年1月10日，港英当局将司马文森、马国亮等八人押解出境，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的政治身份在内地也是不公开的，连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广东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周提供的情报线索，报经公安部决定清除隐患，由上海大公报社发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员轮流回上海学习。”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审，以“英国间谍”罪名两度关押，出狱后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门监管，到1957年才获准回到香港《大公报》。
他俩过去就相处得很好，这次周榆瑞回来，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周的遭遇对金庸选择离开不无影响。他提出辞职后，《大公报》负责人数次挽留，但他去意已决。
当时，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正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他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职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