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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幼时即熟悉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潮”，这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海宁潮”，所以，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
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不论叫海宁州还是海宁县，都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才归嘉兴。这个以海潮出名的滨海小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盛，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海宁人（蒋、徐还是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
1923年，查良镛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
，“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
赫山房离观潮胜地盐官镇相去不过十数里地，幼时他几乎每年都要跟母亲去看海潮，上小学时做童子军，还在石塘边露营过，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良镛的“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海宁查氏族谱》称，先祖查瑜以下六世，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自第七世起规定了字辈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到查良镛这一代正好是“良”字辈，再往下是“传”字辈，“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祖父给查良镛取了个小名宜孙，因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人都叫他宜官。“宜”“二”在海宁方言中同音。
在他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上半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之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
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人查瑜为避兵祸，携妻带子，从婺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先在嘉兴落脚，不久发现海宁龙山（即袁花）一带土地肥沃，依山面海，民风淳朴和婺源相似，而且海宁与查家祖籍休宁的旧名相似，遂决定在龙山之东定居下来，时在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从此，他恪守祖训，以儒为业，耕读传家。到查良镛出生时，查家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
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中进士6人，中举人17人，查继佐是1633年（明崇祯六年）杭州乡试的亚魁（第二名），负有盛名的画家、学者。到了清代，查氏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查慎行本名嗣琏，和二弟嗣瑮、三弟嗣庭都是翰林；此外，堂兄嗣韩、侄儿查昇也是翰林；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当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查昇以人品、书法深得康熙器重，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康熙亲书“嘉瑞堂”匾额赐予袁花的查氏宗祠，还有“澹远堂”“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昇、查慎行。海宁查家被誉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家三兄弟的藏书闻名遐迩，查慎行藏书处在袁花镇西南三里，名“得树楼”，藏书两三万卷。查嗣瑮藏书处在袁花镇横涨桥边，名“查浦书屋”，有书五千卷。查嗣庭的藏书室在袁花西南，名为“双遂堂”。
1662年（清康熙元年）发生一起文字狱——湖州庄家《明史》案，查继佐受牵连，入狱五个多月。“江西科场试题案”是查家第二次遭遇文字狱。1726年（清雍正四年），查嗣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乡试正主考。后世野史、笔记小说盛传他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指控“维止”两字即是“雍正”两字去了头，意在影射。雍正初登大位，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写了一部《维止录》，被一个太监举报。
其实，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廷旨举出《书经·舜典》“敷奏以言”四字，硬说尧舜之世尚以言陈奏，怎么能说“不以言举人”，当时正行保举，这试题就是对此不满、暗中讥讪。第二题是《孟子》：“君犹腹心，臣犹股肱。”廷旨指控，为什么称“腹心”，不称元首，分明不知有君上之尊。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题出得较为偏僻，挑不出什么毛病，廷旨说“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还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点出这二题中“正”与“止”大有文章，查嗣庭先用“正”，后用“止”，显然是诽谤“雍正”年号。后世传查嗣庭以“维民所止”惹祸大概由此推衍而来。
查嗣庭全家被捕，全部书籍送到刑部，他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查慎行和查嗣瑮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1726年（清雍正四年）严冬，全家百口老少奉旨自故乡赴京投狱。1727年（清雍正五年）春，查嗣瑮全家被流放到陕西蓝田，本人客死他乡。当时不少名士受到牵连，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考试。
查慎行投狱途中写诗给一位同科进士的难友，留下了“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的诗句。狱中半年，侥幸活着回到故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敬业堂诗集》有诗4427首，《续集》六卷收入731首。《鹿鼎记》有五十回的回目都出自《敬业堂诗集》。
“江西科场试题案”是雍正初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查嗣庭获罪，只是雍正登基以后铲除异己的举措。
海宁查家经此一劫，元气大伤，由盛转衰，直到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才有人中进士。废科举以后，查家还出过学者查猛济、实业家查济民、教育家查良钊、法学家查良鉴等，查良镛为故乡与家世感到骄傲。
查良镛祖父查文清本是“美”字辈，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为“沧珊先生”，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在江苏丹阳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4月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从丹阳开始，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教堂相继被焚毁，上司要查文清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民众，通知那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结果被甄别参革。
查家和袁花的乡亲却引以为荣。
查文清从此闲居故乡，读书作诗自娱，也做了一些公益事业，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他就去世了。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查良镛幼时听伯父、父亲说，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他们家。查良镛小时候对此信之不疑，长大了觉得这应该不是事实。不过后来他想，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他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祖父是他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少年时影响最深的人。他说祖父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祖父去世后，留下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堆了满满两间屋子，成为查良镛童年时期和堂兄弟们嬉戏追逐的常去之处，在雕版堆里玩耍的日子久了，居然对雕版上的诗词也能朗朗上口。
到查良镛父亲查枢卿时，祖上仍留下田地三千六百余亩，佃户百户之多，雇有不少男女仆佣，并在袁花镇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查枢卿有两个哥哥，大哥是秀才，二哥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本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似乎读书没有什么成绩，后来在乡下办理钱庄、茧厂、丝厂，也不大成功。查良镛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为业务而烦恼。那时他小小年纪，已察觉到父亲办理企业太不精明，对人过分客气而随便，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他说自己十三四岁时，就觉得父亲没用。父亲借钱给人，有时去讨钱，会带他一起去。人家请他父亲喝酒、讲好话，钱却不还，需要还别人钱的时候，只好卖田地垫了还给人家。他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每当春天的清明节，秋天的重阳节，父亲必定带他们兄弟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那时查良镛见到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也向他们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不由得心里暗暗好笑。
他母亲徐禄出生在海宁硖石镇徐家，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深得家人宠爱。徐家是海宁的名门望族，世代经营酱园、绸庄、钱庄，徐申如先后创办缫丝、纺织、发电、电话等新兴工业，被誉为“浙江的张謇”。徐禄毕业于杭州的女子学校，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字，还会绘画绣花，她做的绣花小鞋尤其远近闻名。
大约1914年腊月，19岁的徐禄嫁进查家
，先后生下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绣、良璇二女。
“按照当地习惯，家人叫良铿为大阿哥，良镛为小阿哥”，叫良浩、良钰为大毛弟、小毛弟。
查良镛幼时聪明顽皮，深得母亲的关怀厚爱。他记得曾被抱到街头去看傀儡戏，猪八戒高老庄招亲，被新娘子大打耳光的情形，过了多少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故乡一带有一种黑色的有花纹的大蝴蝶，总是成双成对地飞，一刻也不分离，蝴蝶就被叫作“梁山伯、祝英台”。如果小孩子捉住了其中一只，另一只就会在手边绕来绕去，飞也飞不走。他六七岁的时候，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一对对蝴蝶，家里人给他讲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母亲爱读《红楼梦》，大概12岁时，查良镛就跟着母亲一起看，不大懂。母亲常和堂嫂、堂姐她们谈论贾宝玉、林黛玉等，她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会背诵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
她们常常比赛背诵《红楼梦》回目和书中的诗词，一个人背上一句，另外的人接着背下一句，赢了的可拿一粒糖。幼小的查良镛在旁听着，觉得婆婆妈妈毫无兴趣，但可以从母亲手中接过一粒粒糖果，还是兴趣盎然。
徐禄只比徐志摩大一岁，却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查家和徐家早就结成了姻亲。徐志摩日记和家书中多次提到的“蒋姑母”，即是查良镛同宗的远房姑姑查品珍，她嫁给了海宁硖石的蒋百里。1900年，徐志摩在家启蒙读书，第二个塾师即是查家“澹远堂”的查桐轸，其子查猛济后来也当过徐志摩独子徐积锴的塾师。徐禄嫁入赫山房查家，与“敬业堂”的查枢卿结婚，查、徐两家再度结亲。
1925年，徐志摩接手主编著名的《晨报副镌》，出版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在新诗坛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可惜天不假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诗成谶。1931年11月19日，一场空难夺去了诗人年轻的生命。1932年春天，一代诗人的灵柩在故乡海宁硖石安葬时，少年查良镛代表全家前往吊唁。他回忆：
我妈妈是他的姑母，他父亲比我妈妈年纪大得多，是我的老舅舅。徐志摩在山东坠机之后，在家里开丧。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但他家里有钱有势，如果去吊丧，不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那时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他家里当我贵客那样隆重接待，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徐志摩父亲）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我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过样子就告辞。舅舅送出大门，吩咐用自己家里的大船（在我们江南，就像这里各人家里有自用汽车般，各有自家的船）连同船夫、男仆送我回家（我家离他家二十七里路，叫作“三九”），再向我爸爸、妈妈呈上礼物道谢。
……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徐志摩的儿子积锴1918年出生，是张幼仪所生。张幼仪是张公权、张君劢的妹妹，既能干又有学识，徐志摩与她离婚，徐申如就很不赞成，“因此在亲戚之间，徐志摩不得人心，不获好评，大家也不与他后来的夫人陆小曼来往”
。查家送去的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用唐代诗人杜牧（司勋员外郎）、徐州守将（检校右仆射）张建封与歌伎关盼盼的典故，明显对徐志摩的婚变不满。
1937年日寇入侵，良镛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抗战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1898年生在海宁硖石的蒋复璁是查良镛的表叔、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亲侄儿，算起来也是他的表哥，蒋复璁与查良镛的二伯父查钊忠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后留学德国，专攻图书馆学，曾担任“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来蒋跟查良镛说过一些他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都是他本来不知道的。
查良镛没有上过私塾，一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镇上的龙山小学堂。
龙山小学堂始建于1902年，是海宁最早的四所高等小学堂之一，又名海宁第三高等小学堂。
从家出发，有一段泥路，路边有池塘柳树，经过一座石桥，再有一段石板路，就到了天仙河畔的龙山小学堂。在查良镛的记忆里，学堂生活带着温情——
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20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
在一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突然情绪激动，掩面痛哭。查良镛和同学们也都跟着哭泣。
这一堂泪水横流的历史课永远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小学五年级时，查良镛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他的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查良镛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查良镛”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本在劫难逃，化为灰烬。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他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是他父亲和哥哥购买的，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他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他的童年时代深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之惠。课外阅读大大拓展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天仙河畔，赫山房里，他终日与书为伴，主要是读小说。
查良镛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的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他祖父是大儿子，住在大宅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经历了那场悲惨的文字狱，御笔亲书的牌匾依然威严地挂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这座大宅子共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他先祖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代表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
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堂兄、堂姐都比查良镛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父亲常在“敬业堂”书房里款待文人雅士，与他们品茗畅谈。因为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清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还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哥哥良铿在上海上大学，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带回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费不少钱买书，良铿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过父亲的严厉责备。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互相流通，大家借来借去。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查良镛从小耳濡目染，喜欢读小说。在小学期间，他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
父母亲见查良镛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查良镛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对武侠小说日渐入迷。
《红杂志》是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一个消闲性周刊，从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镛出生不久，该杂志改名为《红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查良镛读的是父兄们读过的旧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并没吸引他，武侠小说却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先在《红杂志》《红玫瑰》上读到《江湖奇侠传》，又在严独鹤等编的旧杂志《侦探世界》半月刊上读到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从儿童时代起，查良镛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袁花到硖石（那是海宁最繁盛的市镇）外婆家，或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他必定请人带他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纪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为对旧小说有同好，他从她那里借了很多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他们常谈的话题。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岁，她四十多岁，他们可以一起谈这些小说。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收获：很多糖果、糯饼、冰激凌。
小时候查良镛还到书摊租书看。
《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白羽等的武侠小说，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奇世界。
《三国演义》文言成分较多，查良镛在小学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使他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但看到诸葛亮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他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他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他才悻悻然服输，为此生气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龙山小学堂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查良镛，译者郑晓沧是海宁出名的文人，美国留学生，故乡人引以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当地相当流行。他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伍光建译成中文时，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讲述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和荒岛历险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译，但查良镛那时的国文程度已读得懂。另有一部科学幻想小说《陆沉》则将少年时代的他带入了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
六年级时，查良镛读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发上享受读书之乐，哥哥看见了，就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那时他哥哥在大学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说的。同时又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与人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高家的人却不大做这些。当时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觉慧和鸣凤。
家里也有不少丫头，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不及学校里的女同学美丽，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的，但她们性格温善，都待他很好。“读小说常常引入自己的经验，这是天下小说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的小说读来不够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