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知道鲁迅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关心、谈论什么吗？日本作家鹿地亘夫人池田幸子有这样的回忆——

1936年10月17日（也即鲁迅逝世前两天）午后，鲁迅突然来到鹿地亘夫妇在上海的寓所。一见面，就送上一本刚出版的《中流》杂志，并且说：“这一次写了《女吊》……”

池田幸子注意到鲁迅说这话时，“把脸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这灿烂的笑以后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记忆。

接着，又有了这样的谈话——

我说道：“先生，你前个月写了《死》，这一次写了吊死鬼，下一次还写什么呢？……”

……

鲁迅笑而不答，突然问道：

“日本也有无头的鬼吗？”

鹿地亘回答道：“无头鬼没有听到过——脚倒是没有的。”

“中国的鬼也没有脚；似乎无论到那一国的鬼都是没有脚的……”

以后在鲁迅和鹿地亘之间，古今东西的文学中所记的鬼成了话题。《聊斋志异》，《红楼梦》，《雨月物语》，还有别的不听惯的书中的事情，我忘记了。H和我因为没有听见过鬼这种东西被人这样有趣可笑地谈论过，时时发出奇声而笑个不停。

“我回国后在本乡（绍兴）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鲁迅以细细的手指沿桌角画了一条半圆的弧线，又说道：

“学校和家各在一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某天晚上，在学校弄得时间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见从正对面有白东西毫不做声地走近来了。他渐渐变为矮小向我这边近来，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也觉得害怕，这里——”他按着干薄的胸部说：

“……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去呢，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白东西不动……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以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戏里有的，是叫什么呀？是的，那叫做牡丹灯笼……还有御岩。我在仙台时常花费八分钱去立着看戏。……

中国的鬼，更有奇特之点。……女子常出来。常有与鬼亲昵的男人的故事。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因为是鬼，只在夜里出来；在不必要时就隐灭了，别人不会知道；而且无须给养。我以前想：若有那样的鬼倒是好的。”

他这样说过，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们热心谈天的时候，风大起来了。鲁迅时时轻声咳嗽着，似乎有痰塞上来。我想用空烟盒以代痰罐，但避免使鲁迅心烦，好多次中止了。

“鬼的时节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时候演戏。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鬼要渐渐隐退了罢。……”鹿地亘这样说。

鬼魂是隐退了，却由自杀接替它而成为话题。……

“现在谈吊死罢。这也是女人常做的。在中国，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据传说，因为死了的鬼魂来把活人哄去，所以有这种自杀。古时王灵官这个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只剩有很少的了；而女的却没有被打死，所以常常出来带活人去。因此说起吊死鬼，照例是指女子而说的。”

“女人自杀，近来往往吞咽金子等东西。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而是炎症而来的死，很费时间，所以有的人弄得不愿意死了。医生用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来的方法来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了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我们又大笑了。……

听着这样的谈话，你有什么感觉？

或许会引起你温馨的回忆：你小时候也经常听到大人们在闲谈中就是这么讲鬼、说女人的，说不定你自己就是这样海阔天空地神聊的好手。而这样的聊天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常有而不可或缺的，只是各地方叫法不同，如东北地区叫“唠嗑”，四川称“摆龙门阵”，等等。鲁迅作品中对这类“谈闲天”也有过传神的描写——

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

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

当然，也会谈鬼，谈女人，如同鲁迅与日本朋友的神聊一样。在这种场合，鲁迅就像乡下、里弄里谈兴最高、话最多，也最受欢迎的老人，这样的常常成为闲话中心的人物，在中国是处处可见的，你生活的周围就有，普通得很。

但1936年10月17日的这一次闲谈，又似乎有些特别。

谈话是围绕着“死”展开的——我们已经说过，这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之一；从作者并非无意写到的鲁迅的咳嗽、痰塞，可以感到死神的逼近。我们甚至联想起鲁迅描写过的德国著名女画家珂勒惠支的那幅《妇人为死亡所捕获》的版画：“‘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 这么说，鲁迅是在被“死神”缠住、反剪的情况下，大谈“古今东西”民间传说中的鬼，并且沉湎于年轻时候在故乡“遇鬼”的回忆中的。这自然是一种豁达，也未尝不是一种反抗。大病中写出《女吊》，竟然引发了他如此灿烂的笑，就是因为这是一次“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吊》这样的作品是凝结了我们在第一讲中谈到的鲁迅的三大母题的。而鲁迅式的“生命”对“死亡”的“反抗”，竟然与鲁迅对于鬼的民间记忆和家乡童年的记忆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而且我们知道，《女吊》之外，鲁迅还写过一篇关于他家乡民间鬼的传说的散文，这就是写于1926年6月，收入《朝花夕拾》的《无常》，正是在鲁迅一场大病之后——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鲁迅肺病复发（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也发过一次病），长达4月余；1936年鲁迅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1923、1925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正是当年种下的。 这就是说，鲁迅也是因为面对死亡而沉浸于鬼的民间记忆里，写出《无常》的。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正是1925－1926年间与1935－1936年间，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两个高峰：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故事新编》、《夜记》（未编成集）都写于这两个时期。而《无常》、《女吊》正是鲁迅散文的两大极品。这些事实大概很能说明鲁迅的“死亡体验”、“民间记忆”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而“鬼”的描述正是这三者的连结点，《无常》与《女吊》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吧。 fHA7CeblEuPj3DYtbqBPKGFgbAikw2SPehfY1GwY46eSDAkfXR8ohc+rETSKZQ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