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同学们大概已经意识到，这篇《兔和猫》，看似简单，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但我们却从中触摸到鲁迅思想、情感与文学的某些重要方面。

如前所说，“生命”正是鲁迅的一个基本概念；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哲学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对生命的关爱，确实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亮点，一个底色。

这是一个博大的感情世界。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鲁迅的“生命”是一个“大生命”的概念。它不仅超越了自我生命的狭窄范围，甚至超越了国家、民族、人类的范围，升华到了自我心灵与宇宙万物（生物、非生物）的契合——这在我们刚读过的《兔和猫》、《鸭的喜剧》里有最鲜明的描述。另一方面，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生命之爱”是一种“推己而及人（和万物），推人（和万物）而及己”的博爱。鲁迅说，“博大的诗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 ，所有的（人世间的、宇宙万物的）生命，他们的欢乐与痛苦，都与自己息息相关；鲁迅还引述爱罗先珂的话，强调“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 。他为自己对同是生命的苍蝇的挣扎声，竟然听而不闻，“无所容心于其间”，而痛苦地自责，就是因为从自己对其他生命存在及其死亡的麻木中，感到了自身基本感应力与同情心的丧失，从而产生了自我生命的危机感——我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么？

鲁迅对小兔子以及小狗、苍蝇这些小动物即所谓幼雏的格外关爱，对他们无辜的死亡，感到格外的痛心，还因为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生命之爱”，是一种无私的“以幼者为本位”的爱。“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以后还会详加讨论），把这种爱的无私的牺牲称之为“生物学的真理”。他说：“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而特别有意思的是，鲁迅认为这样一种出于生命“天性”的牺牲之爱，在人类中，是存在于那些“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即普通的农民、下层人民中的；他举例说：“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在鲁迅看来，“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鲁迅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说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自己的孩子”即年轻的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因此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中间物”，终其一生，都是“肩住黑暗的闸门”，为后来者开路的。今天我们想到鲁迅，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念念不忘存在于普通农人中的这种出于“天性的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写文章赞扬同情、爱护“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母亲；他说：“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普通民众的亲和感和深切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在下一讲，我们将对这一点做更深入的讨论；这里想强调的是，鲁迅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弱者本位”的观念，这与前面所说的“幼者本位”是相辅相成的。鲁迅曾经高度评价一位德国的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说她是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其实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定位——这构成了鲁迅形象十分重要的另一个侧面。

我们在前面已经发现，当鲁迅呼唤“生命之爱”时，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感：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无爱的国家，一个无爱的时代。当他发出那一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的叹息时，他心中想着的正是自己的祖国：中国人太多，生命也太无价值，以致谁也不把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滥杀无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真正是“无所容心于其间”了。早在20世纪初，年轻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和他的朋友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是什么”，结论是：一是“诚”，二是“爱”。关于“诚”的问题，容我们以后再做讨论；而这种全民性的“无爱”状态正是鲁迅深感痛心，并且要竭力反抗的。他大声疾呼：“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一切滥杀无辜的罪行，一切对生命，特别是年轻生命的残害，在鲁迅那里，都会引起最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一生留下的那些喷发着愤怒之火的文字，至今仍烧灼着每一颗良知未失的心——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现在我们对于《兔和猫》结尾的“复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些大自然与人世间的“黑猫”们，这些任意践踏、毁灭生命，渴饮年轻人的鲜血的杀人者，绝不是鲁迅的私仇，而是民族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人类的公敌，大自然的公敌。

我们更应该记住鲁迅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并且反躬自问：你有这样的勇气吗？

由此而形成了鲁迅作品的基本母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以及“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鲁迅尤其不能容忍将残害生命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与说教——在中国，这样地鼓吹“杀人有理”，制造“流言”诬蔑死者，为杀人者开脱、辩解的“帮凶”，“从血泊里寻出闲适” ，将屠夫的残杀化作哈哈一笑的“帮忙”与“帮闲”，是绵绵不绝的。鲁迅的愤怒同样是指向这些“伪士”们的，并且不遗余力地与之战斗了一生。

鲁迅特别感到诧异与警惕的，还有将流血、牺牲神圣化的“革命高论”。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舌敝唇焦地向年轻的改革者进行“人的生命价值”的启蒙教育。“三一八”惨案之后，当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时，鲁迅反复讲这样一个“常识”：“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真正的改革者绝“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 。鲁迅的话说得十分沉重：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如果将流过的血在记忆中淡忘，“不再觉得沉重”，先烈的牺牲将会白费。 ——不难注意到，鲁迅并没有绝对地否认包括流血在内的牺牲，他强调人的“生存”并不是“苟活”，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有时是免不了要做出某种牺牲，甚至献出生命的；因此，鲁迅说：“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阻止人做牺牲。” 这里有两条界限，一是不轻谈牺牲，“不肯虚掷生命”，二是即使是不可免的牺牲，也必须是个体生命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而做出的自觉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而绝不能轻信那些自己不牺牲却专门“劝诱”别人牺牲的“革命工头”的谎言，做盲目的无谓牺牲。鲁迅说得好：“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 对这样的专要别人去死的假革命、伪君子，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这话说得真好：朴实无华里大有深意，耐人寻味。“教人活”，这三个字里是蕴涵着一切真正的“革命”（改革）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的。革命必须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也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基本命题；在以后的各讲中，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展开与讨论。

本讲阅读篇目

《兔和猫》（收《呐喊》）

《鸭的喜剧》（收《呐喊》）

《猫·狗·鼠》（收《朝花夕拾》）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坟》）

《无花的蔷薇之二》（收《华盖集续编》）

《死地》（收《华盖集续编》）

《记念刘和珍君》（收《华盖集续编》）

《空谈》（收《华盖集续编》）

《为了忘却的记念》（收《南腔北调集》）

《写于深夜里》（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上海文艺之一瞥》（收《二心集》）

《病后杂谈》（收《且介亭杂文》）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收《且介亭杂文》）

《诗歌之敌》（收《集外集拾遗》） wx7/5MVz2QVRAlW5jeDwfLSrwS/cmtNHz2m+NZrw3XQp5QSI42cxO/vHb+EJl8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