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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反思。20世纪20年代初，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对于摧毁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对于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网罗，从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推进作用。
“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顾颉刚的见解一发表，随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年后，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顾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说法：“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一提出，确实在学界掀起了一场风暴。钱玄同认为这是“精当绝伦”的意见，“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
胡适后来也表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然而，学界也多有反对的意见。顾颉刚在回答批评者的种种诘难时，又继续充实提炼自己的理论。他在1923年7月1日又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当有四项标准。第一条标准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第二条标准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第三条标准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第四条标准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表示：“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甚不误。”
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使学界逐渐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于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经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用这一词的广义）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徐旭生还说，“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时代的史料在性质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外，“并且当时的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历史开始的时候全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
这样的认识，应当是符合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史前史的知识的。
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事迹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结构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统中的五帝传说和三皇传说，虽然“古史辨”派的史学家们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饰的痕迹，因而断定其为伪古史。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些传说中也许隐含着真实的历史的若干遗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传说时代的历史时曾经说，“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其实都“无关紧要”，“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考察文明起源与“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关系，就可以排除若干疑虑，深入探索传说背后所体现的历史真实。
一些学者认为，结合考古学的新成就，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学者认为，从伏羲、神农到黄帝的古史传说，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发生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李学勤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黄帝设官置监，迎日推策，播殖百谷，驯化鸟兽的事迹，已经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李学勤还说道：“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中原的传统，一个是南方的传统。这种地区的观念对我们研究古史传说颇有意义。”
我们读《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司马迁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的。但是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