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奥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维也纳充满着饥馑、骚乱和通货膨胀。但是，维也纳同时也是各种创造性思想的摇篮。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政治学理论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波普尔其时年方16岁，中学里讲授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于是在毕业前离开中学，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旁听生。维也纳大学的学生风华正茂，思想活跃。这段时期的生活给波普尔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

波普尔称1919年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决定他终生思想的两件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一是与爱因斯坦结下不解之缘。

波普尔通过他的幼年朋友昂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昂特是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者。昂特认为马克思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向当时才十岁的波普尔讲解马克思的理论，还带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是，昂特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责布尔什维克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政治舞台上，左派阵营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反对右派势力。波普尔参加了左派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且一度信服了共产主义。然而，1919年的一天，他目睹一群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血腥镇压。波普尔的结论是：这件事验证了昂特对共产党人的评价，即，共产党的策略是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用激起统治者镇压的手段来诱发阶级革命。波普尔对任何可能引起流血和恐怖的手段感到厌恶，这导致他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来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他在自传中写道：“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给了我许多永远忘不了的教训。它教给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它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有着特殊含义，它特指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1919年记载着相对论的辉煌胜利。1915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根据这一理论，爱因斯坦推断说，由于引力造成的空间弯曲，光在引力场中沿曲线传播。他还计算出光线在太阳附近偏斜的曲率。在正常情况下，太阳附近的光线是无法观察的。1919年5月29日发生日全食，英国爱丁顿爵士率领考察队在全球的两个不同地点，观察到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的轨迹，观察结果和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合。这一发现震撼了科学界，波普尔也为之倾倒。他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讲演会，并从一个学数学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相对论的要点。其中最使他着迷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在自己的预言尚未被验证之前，爱因斯坦便坦率地说，即使以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是，如果观察与自己的预言不符合，那将确定地证明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观察到的事实不能证实，但却能证伪与此事实相关的理论。波普尔说：“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然不同”，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寻求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够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

1919年左右，波普尔还接触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他还在阿德勒本人开设的儿童心理诊疗所做过一些无报酬的义务工作。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爱因斯坦理论相比较后说，前者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解释一切现象，并且，这些解释是不可证伪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下水去，弗洛伊德会作出这般解释：损人者的行为是他的性意识受压抑所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溺水者救了上来，弗洛伊德也可作出另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救人者的行为是他那被压抑的性意识“升华”的结果。同样，阿德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说，用自卑感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现象：损人者试图证明自己敢于犯罪，救人者则证明自己乐于施惠；两种行为是对下意识的“自卑感”的克服。波普尔对这些故步自封的学说有切身体会。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说，一个病例不能用自卑感理论加以分析。阿德勒却武断地回答：这一病例不会与他的理论相矛盾，“因为我有上千次的经验”。波普尔不禁反唇相讥：“由于这个新病例，你现在有了1001次经验。”

波普尔说，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三者的区别在于，精神分析学说不作任何预言，但却宣称能够解释一切有关意识的现象，它与形而上学、巫术、乃至点金术一样，属于“前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针对某一特定现象作出精确的预言，并且承认，符合预言的事实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但不符合预言的事实却能证伪这一理论，这是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介于两者之间，马克思作过预言，比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预言，这些预言是可以被事实证伪的，因而是科学的。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种种辅助性的特设，把马克思的结论修订为不可证伪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一修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伪科学。

波普尔说，1919年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性的一年，他在这一年里萌发的对爱因斯坦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酷爱和对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的再认识，分别成为他后来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两大基础。一个年方17岁的少年其时已经找到了供他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之源，这既令人羡慕，也使人担心。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既可以解释他的哲学的优点，也可以解释它的弱点：其优点是刻意创新，明晰尖锐；其弱点是偏执一端，不求深刻。两者都是一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似的少年的思维特点。 H1NckYPX3afsIZEpDc7vi0DOlFccv4sUsDPiA3lyr/T6u7+fJLRd3ddWzrMvn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