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人对波普尔并不感到生疏，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被介绍进来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中，这位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哲学家，一时成为关注的亮点。然而，这股“波普尔热”现在已经为“海德格尔热”、“后现代热”、“尼采热”等后起的时髦话题所替代。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现在热衷于罗尔斯、哈耶克、列奥·斯特劳斯，却很少提及波普尔，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奇怪的事；至少在谈哈耶克时不谈他的这个同乡和同道是很奇怪的。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重提波普尔是否合乎时宜呢？

我想，对于在各种西方文化热中产生了茫然失措感的中国人说来，下面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我们在这些热门话题里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学习西方文化固然少不了赶时髦心态的推波助澜，但如果由此而产生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那就不足取了。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像观赏香榭丽大街的时装橱窗一样看待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我却宁可把西方哲学的世界看作是布满尸骸的战场，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们的较量”。

我的这一看法和波普尔哲学的使命与命运甚为契合。波普尔高扬理性批判主义的旗帜，对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中的流行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然而，在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思潮中，波普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被扬弃，被后来的流行理论所代替。因此，介绍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批判主义，既要全面地介绍波普尔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也要让波普尔哲学接受批判和反批判。

必须承认，我并不信服波普尔哲学，但这应该并不影响对波普尔思想作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谈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我的谈法分两部分，前四讲的内容主要是谈我对波普尔思想的理解，第五讲谈我对它的评论和批评。我在谈波普尔时力求做到公允地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在最后的批评部分，我也要尽量避免个人误解和偏见，尽量利用其他哲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为立论依据，说明波普尔哲学的地位、作用和缺陷、弱点。总之，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别人相信波普尔哲学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如果读者能从西方人对待自己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的态度中看出一些门道，则笔者幸甚。

赵敦华
2005年10月修改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