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波普尔并不感到生疏,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被介绍进来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中,这位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哲学家,一时成为关注的亮点。然而,这股“波普尔热”现在已经为“海德格尔热”、“后现代热”、“尼采热”等后起的时髦话题所替代。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现在热衷于罗尔斯、哈耶克、列奥·斯特劳斯,却很少提及波普尔,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奇怪的事;至少在谈哈耶克时不谈他的这个同乡和同道是很奇怪的。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重提波普尔是否合乎时宜呢?
我想,对于在各种西方文化热中产生了茫然失措感的中国人说来,下面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我们在这些热门话题里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学习西方文化固然少不了赶时髦心态的推波助澜,但如果由此而产生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那就不足取了。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像观赏香榭丽大街的时装橱窗一样看待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我却宁可把西方哲学的世界看作是布满尸骸的战场,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们的较量”。
我的这一看法和波普尔哲学的使命与命运甚为契合。波普尔高扬理性批判主义的旗帜,对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中的流行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然而,在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思潮中,波普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被扬弃,被后来的流行理论所代替。因此,介绍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批判主义,既要全面地介绍波普尔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也要让波普尔哲学接受批判和反批判。
必须承认,我并不信服波普尔哲学,但这应该并不影响对波普尔思想作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谈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我的谈法分两部分,前四讲的内容主要是谈我对波普尔思想的理解,第五讲谈我对它的评论和批评。我在谈波普尔时力求做到公允地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在最后的批评部分,我也要尽量避免个人误解和偏见,尽量利用其他哲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为立论依据,说明波普尔哲学的地位、作用和缺陷、弱点。总之,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别人相信波普尔哲学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如果读者能从西方人对待自己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的态度中看出一些门道,则笔者幸甚。
赵敦华
2005年10月修改于北京大学
197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期间,一批左翼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入侵”。他们所谓的“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大概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说波普尔哲学带有右翼的自由主义色彩,其二是说它属于和欧洲大陆哲学相对立的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传统。这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虽然波普尔的大部分著作是用英语写成,但他的思想却是在一个德语国家——奥地利的文化沃壤中萌芽的。1976年,波普尔出版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早在1919年左右,当他还是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学生时,波普尔便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波普尔始终没有离开他青年时代就业已成熟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哲学园地中的一株幼苗是如何长成为参天大树的。
卡尔·莱芒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于1902年6月28日出生于奥地利。他的家庭有犹太血统,但皈依了基督教。他的父亲西蒙·西格蒙德·波普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个拥有自己事务所的律师。同时,老波普尔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当时还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济会成员,他热心从事管理孤儿院和收容所的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欧洲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对立的格局之中,老波普尔是代表了激进自由主义主张的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他又是一个涉猎广泛、多才多艺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在历史学研究中颇有造诣,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波普尔家中有一个收藏甚丰的图书馆,里面既有从柏拉图到马赫的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也有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波普尔的母亲燕妮出生于音乐世家,擅长钢琴。儿童时代的波普尔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满屋书香和音乐的气氛之中。据他在自传中所说,他8岁时就开始想到有关空间无限性的问题。从12岁开始,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的哲学书籍。先后读了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著作。虽然小波普尔对这些著作似懂非懂,但他已经接触到了哲学的真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波普尔才是12岁的孩子。在举国上下的好战的狂热气氛中,他也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进行正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通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奥地利理应在战争中失败。他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倾听了他陈述的理由,和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表示同意儿子的立场。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他15岁时。当时他按照父亲的建议,读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伯格的自传。这本书始终强调词的意义的重要性。波普尔觉得这种过分的强调近乎蒙昧主义。但是,当他向父亲解释自己立场时,他却不得不澄清自己所用的词句的意义。结果双方都为语言纠缠不清,讨论毫无结果。波普尔把这场争论称为“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他由此领悟出一条终生都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决不要纠缠于词和意义的问题。这条原则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格格不入。因此,波普尔即使在成名之后,在英美哲学界都有落落寡合之感。
197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期间,一批左翼学生举行了示威,抗议“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入侵”。他们所谓的“波普尔的帝国主义”,大概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说波普尔哲学带有右翼的自由主义色彩,其二是说它属于和欧洲大陆哲学相对立的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传统。这些学生可能不知道,虽然波普尔的大部分著作是用英语写成,但他的思想却是在一个德语国家——奥地利的文化沃壤中萌芽的。1976年,波普尔出版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思想的早熟性。早在1919年左右,当他还是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学生时,波普尔便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波普尔始终没有离开他青年时代就业已成熟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哲学园地中的一株幼苗是如何长成为参天大树的。
卡尔·莱芒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于1902年6月28日出生于奥地利。他的家庭有犹太血统,但皈依了基督教。他的父亲西蒙·西格蒙德·波普尔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一个拥有自己事务所的律师。同时,老波普尔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当时还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济会成员,他热心从事管理孤儿院和收容所的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欧洲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对立的格局之中,老波普尔是代表了激进自由主义主张的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穆勒的信徒。他又是一个涉猎广泛、多才多艺的学者:精通希腊文,在历史学研究中颇有造诣,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波普尔家中有一个收藏甚丰的图书馆,里面既有从柏拉图到马赫的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也有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波普尔的母亲燕妮出生于音乐世家,擅长钢琴。儿童时代的波普尔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满屋书香和音乐的气氛之中。据他在自传中所说,他8岁时就开始想到有关空间无限性的问题。从12岁开始,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的哲学书籍。先后读了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著作。虽然小波普尔对这些著作似懂非懂,但他已经接触到了哲学的真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波普尔才是12岁的孩子。在举国上下的好战的狂热气氛中,他也曾经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进行正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通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奥地利理应在战争中失败。他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倾听了他陈述的理由,和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最后表示同意儿子的立场。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他15岁时。当时他按照父亲的建议,读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伯格的自传。这本书始终强调词的意义的重要性。波普尔觉得这种过分的强调近乎蒙昧主义。但是,当他向父亲解释自己立场时,他却不得不澄清自己所用的词句的意义。结果双方都为语言纠缠不清,讨论毫无结果。波普尔把这场争论称为“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他由此领悟出一条终生都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决不要纠缠于词和意义的问题。这条原则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对词义的偏爱格格不入。因此,波普尔即使在成名之后,在英美哲学界都有落落寡合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