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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和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的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相传地推动着人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我想，上述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可以对编这套《未名讲坛》有一点重要启示，这就是人类必须不断回顾自己的历史，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人类的历史是由人自身创造的，这中间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思想大师无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能用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写出这些大师启迪人的思想，应该能实现这套书《未名讲坛》所希望的“让大师走进大众，让大众了解大师”的宗旨。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生活在今天，有志向实现自古以来人类的理想，重温自古以来的人们走过的历史历程，以此作为我们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世移事迁，现在和过去不一定都一样，但总可以从古来的大师们的智慧中得到教诲。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大师”的应该是：既能以他的深邃的思想引导人，又能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社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也许最为使人们担心的是，由于物欲的驱动，让许多人失去了理想，丢掉了做人的道理，这样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套《未名讲坛》对我们将能起着以“大师”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人类社会的福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汤一介
2005年8月8日
中国人对波普尔并不感到生疏，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被介绍进来的第一个西方现代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中，这位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哲学家，一时成为关注的亮点。然而，这股“波普尔热”现在已经为“海德格尔热”、“后现代热”、“尼采热”等后起的时髦话题所替代。在政治哲学领域，人们现在热衷于罗尔斯、哈耶克、列奥·斯特劳斯，却很少提及波普尔，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奇怪的事；至少在谈哈耶克时不谈他的这个同乡和同道是很奇怪的。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重提波普尔是否合乎时宜呢？
我想，对于在各种西方文化热中产生了茫然失措感的中国人说来，下面的问题似乎更有意义：我们在这些热门话题里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学习西方文化固然少不了赶时髦心态的推波助澜，但如果由此而产生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学风，那就不足取了。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很多人像观赏香榭丽大街的时装橱窗一样看待西方哲学的新思潮，我却宁可把西方哲学的世界看作是布满尸骸的战场，它向我们展示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们的较量”。
我的这一看法和波普尔哲学的使命与命运甚为契合。波普尔高扬理性批判主义的旗帜，对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中的流行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然而，在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思潮中，波普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被扬弃，被后来的流行理论所代替。因此，介绍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对待理性批判主义，既要全面地介绍波普尔对其他哲学的批判，也要让波普尔哲学接受批判和反批判。
必须承认，我并不信服波普尔哲学，但这应该并不影响对波普尔思想作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本书的重点是谈我对波普尔的看法。我的谈法分两部分，前四讲的内容主要是谈我对波普尔思想的理解，第五讲谈我对它的评论和批评。我在谈波普尔时力求做到公允地对待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即使在最后的批评部分，我也要尽量避免个人误解和偏见，尽量利用其他哲学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为立论依据，说明波普尔哲学的地位、作用和缺陷、弱点。总之，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别人相信波普尔哲学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如果读者能从西方人对待自己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的态度中看出一些门道，则笔者幸甚。
赵敦华
2005年10月修改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