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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所作之博士论文。我回国以后，很想把它赶紧用中文写出发表，无奈总是没有得到工夫。所以一面把此书之英文本先行出版，一面趁机会先发表此文，以为全书之前驱。
再须声明者，即此书本应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因为普通多以哲学为大名，而以人生哲学为其一部。而此书以为哲学之目的在确定“理想人生”，故哲学即是“人生理想”。故不应于哲学之外，再立人生哲学之名。不过“人生理想”一词，在中文尚未甚通行，在一般人心中，不易引起何种感想，故此书名中仍用“人生哲学”一词。在中国现在流行诸名词中，此一词含义尚与“人生理想”相近。
近几年来，学问界中最流行的，大概即所谓文化问题了。自有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时常可在口头上听到，或在文字上看见“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等名词，及关于他们之讨论。我们生在这个欧亚交通的时代，有过许多前人所未有之经验，见过许多前人所未见之事物。这些事物，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原有者，一种是西洋新来者。他们是很不相同，而且往往更相矛盾、相冲突。因此，我们之要比较、批评、估量他们，乃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便是此种趋势之产物。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一是指事情之记述。换言之，所谓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史学家对于此活动之记述。历史哲学所说之历史，即依其第一义。一民族之历史，是常变的，而各民族之历史，又极不相同。有一派历史哲学，“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陈独秀先生又说：“唯物史观的哲学，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唯只承认它们都是经济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近几年来，马克思的经济史观，随着他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我以为一时代的经济情形，对于其时代之文化等，甚有影响。此诚无人否认。然吾人试想，于天空地阔之天然界内，以何因缘，忽有所谓经济情形？沙漠与森林，同为天然界之物，何以其一无经济的价值，而其他则有？假使宇宙之内本无人类，则恐只有天然情形，而无所谓经济情形，而所谓经济的价值，更无由成立。一切事物，必依其对于人之物质的需要及欲望之关系，始可归之于经济范围之内。故凡言经济，则已承认有“心的现象”——欲望等之先行存在。人皆求生活，而又求好的生活——幸福，以及最好的生活——最大的幸福。凡人所做之事物，如所谓经济、宗教、思想、教育等，皆所以使人得生活或好的生活者。陈独秀先生以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皆经济的儿子。
以我之见，则经济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皆人之欲之儿子。人因有欲，所以活动，此活动即是历史，而经济知识等，则历史各部分之内容。实际上之历史如是，所以史学家写出之历史，亦有通史，有专史。通史之对象，即是上述之历史；专史之对象，即上述历史各部分之内容。
至于地理气候等，于历史自有相当影响，但此等环境，皆所以使历史可能，而非所以使历史实现。它们如戏台，虽为唱戏所必需之情形，然非唱戏之原因。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内，关于此点，大有争论。不过梁先生于彼有“大意欲”之假定，我此书则但以人之欲为历史之实现者。“大意欲”是个宇宙的原理，其存在是一部分哲学家之假定；人之欲是心理的现象，其存在是人人所公认的事实。
最好的生活，即所谓理想人生（ideal life）。最大的幸福，即所谓唯一的好（the good）。关于好之意义，在《一种人生观》一文中已详。今但说：若使此世诸好，人皆能得到，而不相冲突，则人生即无问题发生。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果为可能之事，则理想人生，当下即是，而亦即无人再问何为理想人生。无奈此诸种之好，多不相容。于是人乃于诸好之中，求唯一的好，于实际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以为批评实际人生，及吾人行为之标准。哲学即所谓“人生理想”（life ideal）。
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即在科学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近人对于科学与哲学所以不同之处，有种种说法。有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所研究之对象不同，例如哲学之所研究，乃系宇宙之全体，而科学之所研究，乃系宇宙之一部。然宇宙之全体，即其各部所集而成。科学既将宇宙各部皆已研究，故哲学即所以综合各科学所得不相联之结论，而成为有系统的报告。然如此则所谓哲学者，不过一有系统之“科学概论”、“科学大纲”而已。“科学大纲”名曰哲学，虽无不可；然此所谓哲学，实与希腊罗马以来所谓哲学意义大别。又有所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是理智的；哲学的方法，是直觉的，是反理智的。不过关于所谓直觉，现在方多争论。我个人以为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等经验，虽有其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求知识之方法之内。无论哲学科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其实凡著书立说之人，无不如此。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因明论理与唯识心理，仍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reality）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换言之，直觉能使吾人得到一种经验，而不能使吾人得到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近人不明此故，于科学方法，大有争论；其实所谓科学方法，实即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之较认真较精确者，非有何奇妙也。唯其如是，故反对逻辑及科学方法者，其言论“仍旧不曾跳出赛先生和逻辑先生的手心里”
。以此之故，我虽承认直觉等经验之价值，而不承认其为哲学方法。
我个人所认为哲学之功用及目的，既如上述，则其与科学之不相同，显然易见。如此说法，并不缩小哲学之范围。哲学之目的，既在确定一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其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有甚深研究。故凡一哲学，必能兼包一切；而一真正哲学系统，必如一枝叶扶疏之树，于其中宇宙观、人生观等，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本书中所述十余家之哲学，莫不如是。若一细看，便可了然。
近人皆以真、好、美（truth, good, beauty）
并称，而实不然。吾人若以真美为好，必吾人先持一种哲学，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包有真、美二者。如吾人从宋儒之说，以研究外物为玩物丧志，则吾人当然即无有科学以求真，亦不注重美术以求美。今人动以真与美之为好为不成问题，盖吾人生存于时代空气之内，已持一种哲学而不自觉耳。
梁漱溟先生说胡适之先生主张“零碎观”
。胡先生于《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
以下他列举诸种问题，如饥饿的问题、御寒的问题、家庭的组织等等，好像是各有各的解决，决不相谋。我以为人对于各种问题之解决方法，皆因其所持之哲学不同而异。如有人以生活之充分的发展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又如有人以“无生”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又有一种解决方法。故如饥饿的问题，有如杨朱派之大吃狂饮解决之者，有如和尚之以仅食植物解决之者，有如印度“外道”之以自饿不食，龁草食粪解决之者。其解决不同，正因其所持哲学有异。
人皆以求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为目的。人之行为，本所以实现其理想。无论何人，莫不如是，特因其所认为之唯一的好有异，故其行为亦不相同。个人如是，民族亦然。故中世纪之欧洲人，皆以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之“天城”（City of God）
为唯一的好。及近世纪，则皆以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之“人国”（Kingdom of Man）
为唯一的好。因之，他们即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我作此书之动机，虽为研究文化问题，而书中只谈及哲学，其故在此。
梁漱溟先生以为各民族，因其所走的路径之不同，其文化各有特征；而胡适之先生则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对于问题所采用之“解决的样式”不同，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的文化表现某一特征。
关于此点，胡先生之见为长。其实梁先生及现在一般人所说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希腊罗马之思想，实与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处。智、勇、“有节”及“和”
为柏拉图所说四大德（见所著《理想国》）；“中”及“无所为而为”，为亚里士多德所提倡人生之大道（见所著《伦理学》）。罗马时代最流行的斯多噶派（Stoicism）之思想，与横渠《西铭》所说，竟大致相合。所谓奋斗向前的态度，即我书中所谓进步主义，实西方近代之产物，未可即以秃头的西方文化名之。我承认人类之生理的构造及心理，根本上大致相同，所以各种所能想得到的理想人生，大概各民族都有人想到，所差异只在其发挥或透彻或不透彻，在其民族的行为——历史——上或能或不能有大影响而已。我书中特意将所谓东西之界限打破，但将十样理想人生，各以一哲学系统为代表，平等地写出，而比较研究之。至于一时因某种哲学得势而有某种之历史，某种之文化，则为“孽镜台”之历史
自然照出，不必空言争论。
哲学家亦非能凭空定一理想人生。其理想之内容，必取材于实际上吾人之所经验。吾人所经验之事物，不外天然及人为两类：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吾人所经验之世界上，既有此两种事物，亦即有两种境界。现在世界，有好有不好。哲学家中有以天然境界为好，以人为境界为不好之源者，亦有以人为境界为好，而以天然境界为不好之源者。如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主张返于“小国寡民”的乌托邦。而近代西洋哲学家，则有主张利器物，善工具，战胜自然，使役于人。其实两境界皆有好的方面及不好的方面。依老子所说，小国寡民，抱素守朴，固有清静之好，然亦有孟子所谓“洪水横流，草木畅茂，禽兽逼人”之不好。主战胜自然者所理想之生活富裕、用器精良，固有其好；但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老子之言，亦不为无理。此皆以不甚合吾人理想之境界为理想境界。此等程序，谓之理想化。
二派所定之目标不同，故达之之道亦异。理想化天然境界者，谓不好起于人为，欲好须先去掉人为，其目的在损。理想化人为境界者，谓天然界本来不好，欲好须先征服天然，其目的在益。我书名所标“天”、“人”、“损”、“益”，其意如此。
又有我所谓“天人之调和与中道”者，以天然人为，本来不相冲突。人为乃所以辅助天然，而非反对或破坏天然。现在之境界，即是最好。现在活动，即是快乐。此三派，皆所以为吾人定一理想人生，于其中吾人可得最高的满足。其目的同，特其所认为好者不同，故一切皆异耳。
不过属于所谓天之理想化与损道诸哲学，虽皆主损，而其损亦自有程度之差异。上说中国道家老庄之流，即以为纯粹天然境界之自身，即为最好，于现在境界，减去人为，即为至善。柏拉图则以为于现在感觉世界之上，又有理想世界，可思而不可见。佛家所说最高境界，则不唯不可见，亦且不可思。又如属于所谓人之理想化与益道诸哲学，虽皆主益，而其益亦有程度之不同。如杨朱之流，仅主求目前快乐。墨子则牺牲目前快乐，以求富庶。至培根、笛卡尔之流，则主张战胜天然，以拓“人国”。故佛教为天之理想化一派之极端，而西洋近代进步主义，则为人之理想化一派之极端。孔子说天及性，与道家所说道德颇同，不过以仁义礼乐，亦为人性自然之流露。亚里士多德立意联合柏拉图所说之感觉世界及理想世界。宋元明诸子，求静定于日用酬酢之间。西洋近代，注重“自我”，于是我与非我，界限太深。黑格尔之哲学，乃说明我与非我，是一非异。绝对的精神，虽创造而实一无所得。合此十派别，而世界哲学史上所已有之人生理想乃备。此但略说。至其详尽，书中自明。
近来一般人，对于近代科学之起源，皆有解释。梁漱溟先生以为科学之起，源于欧洲近代之人生态度。至于此等人生态度，他以为即是欧洲人所批评的重提出之希腊态度。我以为希腊罗马哲学家所提倡之人生态度，与孔子所提倡者，颇有相同，与培根、笛卡尔、费希特等所提倡者，则大不相类。我所谓之进步主义，在已往历史中，实为特出无伦。我以为此种态度，乃从欧洲中世纪蜕化而来。
在欧洲中世纪，耶稣教最有势力。耶教和其他宗教及带宗教色彩的哲学比较起来，有种种特点。其他宗教及带宗教色彩的哲学，说人与本体原是一类或一个，而耶教则以为上帝是造世界者，人及世界是被造者，其中没有内部相连带的关系。其他宗教及带宗教色彩的哲学，说本体是一种道理，而耶教则主有人格的上帝。其他宗教及带宗教色彩的哲学，虽然也说人们原来有一良好的境界，现在人都应该回到那个境界，但他们所说的境界，都不是具体的。而耶教所说的天国，却是具体的。他所说那个天国，真与现在世界一样，但人在其中，可以不劳力而即能享受。还有一层，其他宗教及带宗教色彩的哲学，说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回到原始的好境界，如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耶教则谓人没有自由的意志，若要回到天国，非上帝施恩不可。凡此皆耶稣教之特点。耶教所说上帝，有人格而全智全能。因此暗示，西洋近代进步主义遂有一根本观念，以为人可以知道及管理可知的（intelligible）及可治的（manageable）天然界。他们以为在将来可以有个完善的境界，在其中，人可以不劳而获。这也是耶教所说天国暗示。他们本来受耶教之影响很深，不过他们见上帝专制太厉害，人既没有自由可以回到天国，所以只可自己出力，建立人国。但人如欲开拓人国，对于天然，须有智识及权力。唯其如此，所以需要科学。盖科学一方面为对于天然之知识（knowledge of nature），一方面为对于天然之权力（power of nature）
。培根、笛卡尔为近代科学之先锋，其注重科学之动机，实可证明以上所说之假定。详在书中，今不具说。
哲学于诸好之中，求唯一的好。故凡哲学所说之唯一的好，皆至少为一种的好——诸好之一。故一哲学所说之好，若仅认其为一种的好，则即无人能否认其为好。谁能说道家所提倡之小孩式的天真烂漫不是一种好？谁能说西洋近代进步主义所提倡之英雄式的发扬蹈厉不是一种好？不过一哲学常理想化自己所提倡之一种的好，而使之为唯一的好。种种争论，皆由此起。
所以哲学家多有所蔽。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得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又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篇》）哲学家之所以有所蔽，正因其有所见。梁漱溟有段话说：“翻过来说，我们（梁先生与陈独秀、胡适之）是不同的，我们的确是根本不同的。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然而凡成为一派思想，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这是由他倾全力于一点，抱着一点意思去发挥，而后才能行的。当他倾全力于一点的时候，左边、右边、东面、西面，当然顾不到，然他的价值正出于此。要他面面圆到，顾得周全，结果一无所就，不会再成有价值的东西。却是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
本书所述诸哲学所说之好，皆至少为一种的好，所以相对的皆不为误谬。至于我所认为之最后的成功，唯一的好是一大和，各种好皆包在内。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