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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史的各种功能，有一种深思熟虑的论述：
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认同的科学史的功能大致分四类：
其一，是在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本身和认识应如何应用科学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科学史可以带来对于科学本身以及与其内外相关因素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其二，是对于作为其他相关人文学科之基础的功能，也即作为诸如像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基础，或者说认识平台；
其三，是科学史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其在一般普及性教育方面的功能，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对两种文化（江按：指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之分裂的弥合，而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的功能，相对来说还一直存在有较多的争议；
其四，就是作为科学决策之基础的功能，在这方面，国外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科技政策史的研究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2)
在上述分类中，功能一、三其实可以合并，功能四当然很重要。但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功能二。
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J.B.Conant）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那时，萨顿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萨顿所呼唤的桥梁不仅没有建成通车，两岸的距离倒变得更加遥远。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与我们国内的情况相比，西方学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当然不是那个去延安的记者）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再谈两种文化》 (3) ，深刻讨论了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日益疏远的状况及其带来的困境，在当时能够激起国际性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在国内，如果说萨顿所呼唤的桥梁也已经建造了一小部分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却完全被看做是自然科学那一岸上的附属建筑物，大多数旁的人几乎不理解，许多造桥人自己也没有萨顿沟通两岸的一片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