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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虽然科学史研究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通常认为，真正具有现代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到20世纪初方才出现。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中国具有专业形态的科学史研究，基本上还只是学者个人的业余活动，因为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还必须靠其他职业谋生。
科学史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制化进程之第一步，是195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设立——这意味着国家已经为科学史研究设立了若干职位，或者说，可以有人靠从事科学史研究而谋生了。“文革”结束后，该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被视为国内科学史研究的大本营。但在该所之外，全国只有少数小型的科学史研究机构（如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以及一些专科史的研究室、组等），绝大部分研究者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中，他们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往往不被所在单位重视。
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建制化进程的第二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是1999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全称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隆重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史系，它的建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第二个类似的系（全称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稍后内蒙古师范大学成立了第三个类似的系（全称为“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最近，国内几所著名大学中都有学者在积极谋求建立科学史系。据悉不久即将有另一所著名大学成立科学史系。这些现象绝不是偶然的。社会生活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的价值，领略到科学史的迷人魅力。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中国内地已经培养了数百名科学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今天中国正在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总人数。这就是说，大部分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虽然他们还会以业余或半业余的方式进行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但毕竟并未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或者也可以称为“改行”。事实上他们活跃于科研、教育、行政、管理、出版等广泛的领域中。
这就表明：受过科学史训练的人可以适应广泛的领域，在很多不同领域成为比较杰出的人才。因为科学史是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最好的桥梁。科学史的训练和熏陶，对于培养文理兼通的综合素质、对于优化人才的知识结构，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事实表明，现代社会确实不需要很多人去直接从事科学史研究，但是却需要许许多多受过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训练的人才去各界服务。
思考题
1. 科学史中“内史”和“外史”有何异同？哪一个更让你感兴趣？
2. 为什么说“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类似的“双非”结构，你还能找出几个？
3. 你认为科学史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有的话，有什么用？
阅读书目
1.〔美〕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吴国盛：《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4.〔美〕乔治·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陈恒六、仲维光编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
5.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2004年。
6. 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江晓原、钮卫星：《人之上升·科学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注释】
(1) Isis本是古埃及神话中的丰饶女神、水与风之女神、航海女神，又是女性与忠贞的象征，并被视为法老之母，艳丽异常，魔法无边。Osiris则是其兄兼丈夫，是自然界生产力之神，亦为丰饶之神，又是冥王，乃阴间审判者。萨顿取此二神作为刊物之名，当然有多重寓意。
(2) 刘兵：《科学史的功能与生存策略》，见《驻守边缘》，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48—49页。
(3) 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4) 以上内容主要依据刘兵的论文《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与科学史》，收入其论文集《触摸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当然这种亲近也要付出令人尴尬的代价：前沿的科学家们通常都看不起那些热衷于和自己攀亲戚的科学史研究者，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无力进行前沿工作的人才不得不去从事科学史研究。而他们到老年时创造力衰退，却往往宣称自己对本学科的历史“很感兴趣”，愿意作为票友来玩玩。
(6)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页。
(7) 顾颉刚：《谜史》序，见钱南扬《谜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8页。
(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643—646页。
(9) 在《至大论》中，托勒密没有陈述任何水晶球的观念。他在全书一开头就表明，他以下的研究将用几何表示（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s）之法进行。在开始讨论行星运动时他说得更明白：“我们的问题是表示五大行星和日、月的所有视差数——用规则的圆周运动所生成。”他把本轮、偏心圆等视为几何表示，或称为“圆周假说的方式”。显然，他心目中并无任何实体天球，而只是一些假想的空中轨迹。见Ptolemy，Almagest，IX2，Great-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80，16，p.270。
(10) 详细的论证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1) 当容：《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李珩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12) 参见米歇尔·霍金斯《剑桥插图天文学史》，江晓原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01—202页。
(13) 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A. Berry，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New York，1961，p.128。
(14) 第谷的地心宇宙体系让日、月围绕地球旋转，而五大行星则围绕着太阳旋转。
(15) 托马斯·库恩（T. Kuhn）：《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16) 开普勒在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中，鼓动伽利略加入公开支持哥白尼学说的阵营：“在断定地球转动不再被视为新鲜的东西后，齐心合力将转动的马车拉到目的地不是更好吗？”见《文艺复兴书信集》，李瑜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35—137页。我们已经知道，伽利略出于害怕，并未响应开普勒这封信中的号召——即使如此他最终仍然未能躲过罗马教廷的惩罚。
(17) 刘华杰：《再说“反科学”》，《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年第2期。
(18) 江晓原：《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大自然探索》5卷4期（1986）。
(19) 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张丽萍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20)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21)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9年。
(22)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1992、1995年，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1995年。
(23) 参见江晓原《〈古新星新表〉问世始末及其意义》，《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第15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24) 由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在时间上长期持续，在门类上非常完备，而且数量极大，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在这一分支上进行工作。不过有人已经指出，利用古代资料研究现代天文课题，严格地说并不是一种天文学史工作，而是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区分视为概念游戏而不加以认真对待。
(25)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1995年（繁体字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新版）。
(26) 《科学史通讯》（台湾）第十一期（1992）。
(27) 钮卫星：《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 参见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