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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康威莫里斯
1998年12月于剑桥大学
（舒德干译）
早在1882年去世之前，达尔文便被公认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位科学家。在他二世纪华诞（2009年）临近的今天，人们不仅更加认识到他的伟大，而且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他在生命科学上的研究方法及其成就的深远意义仍远未为人们所全面认识。起初，他十分担心，他那个由一系列学术思想构成的理论体系是否能赢得大众广泛的认同。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理论是符合真理的，正如爱因斯坦坚信自己的广义相对论一样。而且，他还坚信，即使对这些原理的论证还不够完善，但自然选择的进化原理终将成为生命科学中不朽的基本思想。
现在，他这本《物种起源》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了。实际上，他早年关于进化原理的这些论述，现在已被人们视为显而易见的真理。这本巨著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使得有关他的那些故事，譬如那漫长的贝格尔号环球旅行，后来又从喧嚣的伦敦隐居到乡村的党豪斯（自1842年至达尔文1882年逝世，他全家在这里居住了整整40年——译者注），以及他缠绵不断的疾病困扰，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所传颂。已故的约翰·波尔比对此深有研究：达尔文很糟糕的身体状况及其摇摆不定的宗教信仰，使他曾担心他这些学术思想尚未完成便会有人捷足先登，对他自己是否能够成功而安全地架起逾越宗教信仰和科学真理间的鸿沟的桥梁也不无忧虑。的确，即使今天我们能够“事后诸葛亮”，也很难完全说清有关达尔文的传奇故事。一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物种起源》中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很有必要去认识那些曾给达尔文带来成功和鸿运的外部条件。假如没有这些幸运的客观条件，他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医生，或者一个平庸的牧师，或者只是在优雅的乡村环境里养病休闲；要不，就像他哥哥拉斯那样，在都市里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回顾他独特的人生道路，对我们大家也许会有所教益。过去，我们在评价达尔文成功道路时，有一点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就是当他登上贝格尔号时，他把自己首先看做是一名地质学家。当他经历了五年漫长的环球旅行安全回到英格兰时，仍视自己为一名地质学家。无疑，在他完成这次环球旅行，还未来得及开启他第一本航行日记，导致他二十三年后《物种起源》问世的那些思想萌芽便已在脑子里开始形成了。达尔文是伟大地质学家莱伊尔的热烈崇拜者，即使后来两人在关于进化理论及人类在进化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上分歧很大，以致关系有些紧张，但他们仍是诚挚的朋友。正是莱伊尔向达尔文建议，在读完他多卷本巨著《地质学原理》之后，应思考一下地质时期是否比过去想象的要漫长得多。于是，在这种漫长的时间框架下，自然作用过程如果不是周期性发生的话，便可以渐变的形式逐步发生。同时，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地球上的岩石和地貌景观，便可以搞清它的发展历史了。无疑，同样的原理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有机界的演化。达尔文时代的地质学跟现代的地质学一样，常常只基于一些零碎、甚至一些不十分可靠的证据便可以大胆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我们从达尔文的早期经历，尤其是他的地质学思想可以看出，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及思维方式对于他探索物种的起源显然具有独特的价值。
剑桥大学有两个人在早年对激发达尔文的科学兴趣曾起过特殊的作用，一个是约翰·亨斯洛，另一个是亚当·塞奇威克。前者是一位植物学家，对达尔文影响很大，曾给他许多有益的指导和鞭策。在起初达尔文尚无明确的研究方向时，他便敏锐地觉察出这位年轻人的内在潜力。塞奇威克是一位地质学家。正是他带领达尔文进行了跨越威尔士北部的野外地质旅行（1831年）。从这个复杂的地质结构体中，达尔文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在通常外行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地质体中理出头绪和规律。塞奇威克直到晚年也没有接受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而在达尔文其他一些朋友中，无论是植物学家约·胡克，还是莱伊尔，在很大程度上都对他的革命性的进化论持有保留态度。然而，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却对他都十分敬重。而且，达尔文还有许多热烈而忠诚的崇拜者，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要算是争强好胜的托马斯·赫胥黎。除了这些挚友之外，他还拥有一大批笔友，其中包括科学家、动物配种家，外国专家和植物学家，他们常常为达尔文大量的咨询难题提供详尽的答案。在众多有可能成为达尔文学术论敌的人中，华莱士也曾独立地发现了物种起源的基本理论。然而，他并不将自己视为达尔文学术上的竞争者，而认为两人都同时发现了这一伟大的生命奥秘，而且他欣然承认，在其他方面，达尔文比他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戴、尊重达尔文。他也有一些像理·欧文和乔·米伐特这样的夙敌。然而，达尔文从未因为遭到各种学术上的非议而悲哀，更未屈服于任何人身攻击和嘲笑。
诚然，达尔文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尽管有些方面还令人费解。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走过珊瑚礁时，便能正确地解释它的形成机理；也是他能花费艰巨细致的劳动去揭示藤壶极其复杂的内部构造；他曾为兰花精美的构造拍案叫绝；他也曾着迷于家鸽形形色色变种的配育；他还对蚯蚓缓慢而持续不断的活动效应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整体上去探寻生命的真谛和演进。然而，所有这些工作，其起点都可以追溯到《物种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