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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见图1.1）。但是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快速崛起，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则一落千丈。脆弱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不断遭到挫败，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二十多个国家出让了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关税收入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并且向英国、日本和俄罗斯割让了领土。
图1.1 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
资源来源：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2008.
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但是成果不彰，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缩减到了只剩5%，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此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堪称奇迹：在其后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达到16.3%。1979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上海则自2005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货吨计算）。如果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银行，2011）。
2010年上海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为何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等。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中国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9%，比7.2%高出2.7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0.5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9.2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3%，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4个百分点。到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29727亿美元，在32年间完成了144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 [1] 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世界银行，1986）。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世界银行，1986），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2%。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2008年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2010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688万人口相比，减少了两个多亿。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54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2203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1950盾兑换1美元（汤姆逊财经数据库）。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
香港经济能在危机后迅速恢复与内地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同样，2008年9月，在紧随雷曼兄弟的破产而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当中，中国依靠其巨大的财政空间和充足的外汇储备，迅速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68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即开始恢复增长，GDP增长率在2009年达到了9.2%，在2010年达到10.4%，而全球GDP在同期分别萎缩了2.3%和增长了4.1%。中国在危机中的强劲增长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2000—2007年，非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在21世纪初，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由此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全球GDP增长有最大贡献的五个国家之中，除中国外均为工业化七国集团（G7）的成员（图1.2）。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这两个十年中，中国的贡献分别是美国的13.4%和26.7%，而到了2000—2009年，中国已成为最大贡献国，超过美国4个百分点。
图1.2 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大贡献国，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计算。
尽管有过去32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只有4428美元，约为美国的9%。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在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得非常缓慢——年增长率只有0.05%。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加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有一两个国家会一马当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最早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而从19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带动他国经济的领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进入21世纪，英、美、日、德等高度发达国家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面临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添设了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明显担负起了这些国家过去曾扮演的角色，驾起世界经济这列火车。至于这趟“中国号”列车究竟能开多远，无疑取决于“火车头”的燃料是否足够，而这些“燃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最迟到2030年能赶上美国；另一种预测是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 [3] 要正确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必须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 生产要素 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产量也一定会增加。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这个数字在有些国家只有10%到15%，在某些非洲国家甚至接近于0，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之大。因此，从投入要素来看，资本的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产业结构 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那么产值就高，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 技术 技术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出，带来经济增长。
● 制度 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但能否最大程度地贴近这条边界，在既定条件下取得最优结果，就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得最大产值。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又相对缓慢，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关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做出精辟的论述。舒尔茨获诺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 [4] 一书。在这本书之前，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般不进行储蓄和积累；而现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则是理性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投资，例如美国一位农场主花费在农业机器设备上的投资经常会超过100万美元。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传统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而现代农民是理性的，因此贫穷程度会相对较低。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不进行储蓄和积累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的储蓄已经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农民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增加积累，可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当期的储蓄则要以省吃俭用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增长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收益。以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中国农民一般种植水稻和小麦，收获时需要用镰刀。传统农业社会里每个农民都有一把镰刀，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增加投资，每个农民将一把镰刀换为两把镰刀，在割稻子的时候同时使用，效率反而会下降。因此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在一把镰刀用坏之后才进行储蓄，投资购买新的镰刀用以替换，但没有积极性去追加积累。所以，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不储蓄是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不断给农民提供一些更新更好的技术，从而使得资本积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调动起农民进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制度完善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甚至技术进步这些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变化有所不同，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本身无所谓优劣，马克思最早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上文我们讲到技术变迁会在不同方面改变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会对制度的完善有所要求，因此制度完善仍要以技术变迁作为前提。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讲中作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研究长期经济发展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5] 中的研究发现：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说要经过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8、19世纪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70年。到了20世纪年均增长提高到2%，是工业革命前的4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只需要35年。也就是说，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人们的收入就会翻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就需要研究中国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技术变迁或创新 [6] 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技术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如何比较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优劣，不同行业、不同分工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科研人员作为技术研发的主体，往往更加关心研发的具体成果以及研发过程中的经验积累等研发内容本身，较少关注研发之后的技术推广以及科研机构或企业的R&D部门对研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因此研发对于这些人来说总是收益为正，比起使他们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的技术引进，这些人的意见多半会支持自主研发这一机制。如果是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咨询，相反的，答案就很可能是支持引进技术。因为企业家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首先，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非常大，例如IBM和Intel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其次，自主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因为前沿技术的研究风险非常大，99%以上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研发成功的产品，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得到市场的接受。当然，成功的产品在专利保护期内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率非常之高。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件成功产品的背后那99次失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及巨大风险。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那位将军的功成名就，却没有看到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
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总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世界银行，1991）。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上文还说到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20世纪以来为2%左右，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可高达8%。这些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二者被并称为“东亚奇迹”。
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起点基本相同，但是“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这一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但是依靠不断引进新技术，发展高附加价值的新兴部门，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服务业等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大大提高，资本迅速积累，整个经济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中国改革前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来看，也能说明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之前，提出过“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口号，60年代试爆成功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是经济总体发展并不快。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2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呢？我个人是对此持以肯定态度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 [7]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1%。这一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巨大。因而中国就能在弥补差距之前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
麦迪森的估计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中国台湾，以及1977年的韩国。日本在1951—1971年间的GDP增长率为9.2%，中国台湾在1975—1995年间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为7.6%。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日本在1971年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65.6%，韩国在1997年是50.2%，中国台湾在1995年是54.2%。那么距今2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会达到美国的50%。到203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也会达到与美国同等规模。
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一种用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数值为0表示绝对平等，数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2005年的0.42，接近于拉美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2010）。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自1994年以来，中国就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在2005年以前经常账户盈余还相对较小，但是在2007年达到了7.6%。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90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只有111亿美元，仅能支持两个半月的进口，而如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林毅夫，2010）。
与中国持续攀升的贸易盈余相伴而来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增加。这一失衡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到了广泛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曾在200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证词说：“全球失衡很可能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稳定唯一最大的威胁。”当危机爆发时，有言论声称这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是部分或者全部由中美之间的失衡引起的。有的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并且随之出现的中国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的行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催生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恢复平衡是保证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前提（戈德斯坦，2010）。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并加以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迟缓，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印尼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造成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民众一旦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在大的危机面前，社会就难有向心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上一节讲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技术引进还是技术的自主创新都需要人才去实现，人才的产生背后无疑是教育的支持。
以上谈到的只是中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几个侧面，还有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来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着的，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大的矛盾，甚至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作为保证，发掘经济潜力、维持高速增长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有强大的潜力将当前强劲的增长势头再维持20年甚至更久，并在2030年或更早些时候重登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为此，中国需要克服很多内在的问题。接下来的几讲将具体分析如何发掘中国的潜力并克服这些问题。
Bergsten，C.Fred，“Currency Misalignments and the U.S.Economy”，Statement before the U.S.Congress，May 9，2007.http：//www.sasft.org/Content/ContentGroups/PublicPolicy2/ChinaFocus/pp_china_bergsten_tstmny.pdf
Chang，Gordon H.，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Random House，2001.（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
Goldstein，Morris，“Confronting Asset Bubbles，Too Big to Fail，and Beggar-thy-Neighbor Exchange Rate Policies”，Paper based on remarks delivered on December 15，2009，at the workshop o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Looking to the Future，Lessons from the Past”spons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UK Economic and Research Council，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Angus Maddison”，Last modified September 3，2008.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Krugman，Paul，“World Out of Balan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2009.
Krugman，Paul，“Chinese New Y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010.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Lin，Justin Y.，“Global Imbalances，Reserve Currency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Prepared for the Closing Panel at the IPD-FEP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onference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October 7，2010.
Maddison，Angus， The World Economy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
Schultz，Theodore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Smith，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77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6 ： Trade and Pricing Policies in World Agriculture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8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1.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0.
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 The New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1]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由王健教授提出的，主张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务来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沿海地带，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于引进外资发展经济。
[2] 如果按世界通行的一日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线标准，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则大于6亿。
[3] 章家敦（2001）就是这类观点的一个代表。
[4] 这本书的中文版参见商务印书馆1987年的第一版或2006年的第二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5] 这本书的中文版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可参见本讲的参考文献。
[6] 关于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可参考我的著作《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一文。
[7] 本小节引用的各国统计数据来源于麦迪森的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