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

上海黄浦江边。一根电线杆上的喇叭中发出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这种抑扬顿挫的音调在上海的天空上徘徊着，每一个人都在侧耳倾听，不管听懂与否。那一天，从东京到北平，从上海到新加坡，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都会被这种声音所笼罩。

发出这声音的人是日本天皇裕仁。

在这一天，这位后来享有高寿的裕仁天皇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第一次通过电波把自己的声音送入他忠诚的子民们耳中，告诉他们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日本帝国投降了。

那天，少了一条左臂的伤残海军少佐武田丘带着13岁的少年雷太郎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走在黄浦江边。全身海军服的武田左袖空空如也地晃着，从额头上渗出了几滴汗珠，汗珠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武田忽然感到这太阳开始暗淡了，就像黄浦江里一艘军舰上挂的海军旗。

路上，他见到的所有中国人神情都有些异样，当然，他们并不敢在日本军人面前兴高采烈，也不敢公然地交头接耳。但他们的眼中都发出了一种久违的光彩，或是低下头偷偷地抹几滴眼泪。武田不愿打搅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想从眼睛中放出光彩，也想偷偷地流两行泪，祭奠他那永远留在太平洋海底的左臂。

“父亲，我感到耻辱。”雷太郎轻轻地在武田耳边说。

武田凝视着雷太郎，沉默了许久，他的表情是那样令人难以捉摸。他仿佛突然陷入了往事中，从眼前这13岁少年的脸上，看到了那个他从来未曾谋面过的人。武田把仅有的那只右手搭在雷太郎的肩头说：“雷太郎，听着，你并不是我的儿子，你是一个中国人。”

雷太郎突然后退了几步：“你骗我。”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说了。”

雷太郎盯着武田的脸，觉得他的脸忽然变了，仿佛自己正面对着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他刚刚开始变粗的声音划过了天空。

2000年上海的夏天特别炎热。我总是在下班后沉浸在旧书报的海洋中艰难地寻找着，希望能够实现大海捞针的奇迹。我目前在业余时间搞一项研究，主要是关于旧上海的金融业巨头丁氏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曾在上海辉煌一时，又迅速地衰亡，宛如昙花一现。

我只是个蓝领上班族，搞此类的研究纯属个人爱好，就像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养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纯粹是爱好，尽管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有关丁家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不是专业的，无法开出单位介绍信，不能从档案馆调资料。所以我的研究处于极大的困境中，为此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但仍毫无头绪。直到一个昏暗的傍晚，我在一家废品回收站发现了一张1931年的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张照片，正是丁家的全家福。

那张报纸由于年月太久，早已破烂不堪并且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但那张全家福几乎占了第四版的整个版面，拍摄和印刷的质量也不错，所以基本还是能够看清的。照片上总共六个人，和那时所有的大户人家的全家福一样，父母坐在前排的当中，两边各是一个儿子，后排的左边还有一个儿子，右边则是一个女儿。三子一女，标准的富商家族，每个人都在笑，似乎对自己的地位充满了信心。可唯独女儿没有笑，她的脸上有一种忧郁，特别是眼睛，她的眼睛能说话，我可以察觉到，但我无法破译她向我发出的密码。虽然她惊人地美，但如果照片上她是笑的，那我会认为她是世俗的美。但她没有那种世俗的笑和世俗的美，这是致命的，既是对她而言，也是对我而言。

她没有笑，为什么？那个摄影师一定对他们全家都说“茄子”，而且像他们那样的家族，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为什么？也许只是一时的不开心，发发小姐的脾气，或是看了阮玲玉的电影，故意这样以显出与众不同？不，没那么简单。与其说是我决心从她开始着手调查，不如说是照片上的她强迫着我走进她的世界。

是的，我被她吸引住了，或者说我被她俘虏了。

1937年11月底，太阳旗的阴影刚刚飘扬在了大上海的上空。在距前不久发生过激战的四行仓库不远的老闸桥北的一条弄堂里，27岁的海军中尉武田丘正身着海军服慢慢走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对于他的吸引力已不仅仅是国际饭店和大世界了，也不仅仅只是作为日本军人必须要征服中国的一项天职。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常常梦到一个人，武田下意识地感觉，那个人还在上海。

那天秋风刮得很猛，他走出了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个人沿着四川路向南走，有人提醒他最好带上几个士兵以保证安全，但他拒绝了。独自走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在五年的时间里，花了极大的精力学习汉语，现在汉语水平已与中国通土肥原贤二相差无几了。当然他的上司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征服中国而必需的准备，其实并非如此，武田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那个中国人。

那天四川北路上行人稀少，两边有的房屋被战火烧毁还是废墟，一队队海军陆战队忙碌地巡逻着，还有些日本人在争相传阅日军进攻南京的捷报。武田则似乎视若无睹，转到了老闸桥附近。时光已近黄昏，武田看着海军旗般的夕阳，一片失落感袭来，他茫然地走着，在路边匆匆地吃了晚饭，也不忌讳是否有中国人会给他放毒。

武田失魂落魄地在老闸桥附近的小弄堂里游荡着，有遭轰炸后的废墟，也有密集的居民区，更有许多人满为患的难民。不知不觉，夜深了，闸北的马路和弄堂都显得异常冷清凄凉。就在这一夜，武田终于见到了那个人。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女人的脸很苍白，在煤油路灯下，她吃惊的神色让武田终身难忘，这一夜对武田来说是在劫难逃的。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中一定会有这一夜，这是天意，许多年后他翻阅日记时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女人正抱着她的儿子去找医生看病，她五岁的儿子发高烧了，但是当时闸北所有的中国医院都撤离了上海，而且私人诊所的医生是不敢在这样的局势下夜间开门的。武田带着她去一个日本军医那儿，自然，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女人会相信日本军人的，但是，她儿子的高烧的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他们到了一所日本医院，武田谎称这是他自己的儿子，军医与他认识，就收治了孩子，打了针并开了药。

走出医院，儿子已经在女人的怀中睡着了。

女人淡淡地说：“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我该怎么报答你？”这句话绝对是非常暧昧的，“报答”，什么叫“报答”？一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要报答一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军官那只有一个方式，我不便把这个方式说出口。

但当时武田没有回答，他与一般的日本军人不同，他很单纯，非常单纯，他还不懂什么叫“报答”。他只是凭着一种模糊的直觉，一种在五年来一直都挥之不去的困惑，他跟着那个女人走了，走进了一条小弄堂里的房子。

那时由于轰炸，闸北的民房都断了电，女人点亮了一根蜡烛。神秘的烛火把女人的脸覆盖上了一层红色，暧昧不清的红色。女人把儿子轻轻放在一张小床上，然后对武田说：“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要什么？”

其实武田并不需要什么，他只想了解这个女人，解开五年来一直纠缠着他的种种疑问。“我只想要……”他却说不出口了。

“你想要我？是不是？日本人。”女人其实想错了。她走向武田，把头靠近了他，烛光下，两个人的脸上像烧起了一小团火。武田的额头又出汗了，接下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女人的嘴唇是那样滚烫，这滋味让他永远难忘。

然后，是更加致命的事，就在女人的嘴唇贴住了武田的同时，武田突然感到腹部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就像一块冰伸入了你的体内。接着，凉凉的感觉消失了，变成了一股火热，就像嘴唇上女人给他的感觉。这股火热充满了他的腹腔，令他热血沸腾。的确如此，武田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腹部，湿润，满手的湿润，还带着他体内的热气。他明白了，是血，自己的血，正从腹部源源不断地向外喷涌着。

一声金属坠地的声音响起，武田眼角的余光看见了地上落下了一把刀，沾满血的刀，沾满了武田的血。女人的嘴唇继续贴着他，他知道这个女人在刚才干了什么。他现在还有力气去拔腰间的枪，但他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做，也许女人已经使他满足了。

在身体即将瘫软下来之前，武田轻轻地问：“为什么要杀我？”

没有回答，在武田失去知觉之前，他满眼都是这个女人诱人的红唇。

我冒充大学生来到了一所大学关于旧上海的资料库里，要求阅览一份有关丁氏家族的资料。管理员查了一阵，说正巧刚才有人来查阅过，伸手指了指资料室的角落里一个埋头苦读的老头。

空旷破旧的资料室里其实只有我，管理员和老头三个人，没有人来看这些古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堆资料简直就是废纸。但我不是，我非常惊奇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随便借了一份资料，坐在了老头的对面。

过了很久，老头才意识到我的存在：“年轻人，你也想要看这份东西？”他指了指自己手里的资料。

我点了点头。

“我看完了，你看吧。”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然后步履维艰地走了出去。

他是谁？

我无暇多加考虑，抓紧时间看起了资料：丁氏的董事长丁天共有三子一女，长子丁安国，生于1904年，后接管其父的事业，于1937年12月与其父一同死于一艘从南京开往武汉的客轮上，客轮是被日军的飞机炸沉的。次子丁济国，生于1906年，抗战时期逃亡重庆，于1941年宣告丁氏公司破产，1949年后流亡台湾，1971年贫困潦倒而死。三子丁穆国，生于1908年，在父兄遇难之后，弃商从军，1942年战死于缅甸。小女丁素素，生于1910年，于1932年失踪，下落不明。

所有关于丁家的资料全在这儿了。唯独小女儿的最简单，失踪？这是什么意思，是死还是活？还是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开始怀疑这个丁素素究竟存在过没有。

武田并没有死。

他的命非常硬，虽然体内的血流失了四分之一，但他依然活到了日本宪兵队在当天晚上发现他的那一刻。他被送到了医院，输了大量的血，在休克了三天之后，终于活了过来。后来他曾在日记中说，他在那晚的确见到了阿修罗地狱。

事实是，当时武田的身上正带着一份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他到了深夜仍未回到司令部，于是军部开始担忧他的安全，其实更加担忧那份文件的安全。于是出动了宪兵队对闸北的大街小巷进行巡逻搜查，终于在武田出事后不久找到了他。与此同时，另一队宪兵发现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单身女人，形迹可疑地在深夜的上海街头跑着，而且身上全是血。于是他们追赶着女人，一直追到了苏州河边上，最终无路可逃的女人留下了孩子，自己一个人跳进了苏州河。没有打捞到尸体，估计已被河水冲到了黄浦江里。

武田还没痊愈，就去看了那个关押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孩子。这个五岁的孩子只知道自己叫雷雷，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武田对他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武田雷太郎，你母亲已经死了。我就是你的父亲。”

1942年的太平洋上，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正劈波斩浪地向中途岛疾进。海军上尉武田丘手扶在栏杆上，看着停在甲板上的零式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在匆忙地卸下炸弹换上鱼雷。

那天，所有的日本军人都认为中途岛和美国海军即将被联合舰队彻底占领和消灭。

武田是在1941年的秋天离开上海的，在这之前，他已和雷太郎在上海的虹口共同生活了四年。雷太郎相信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日本人，尽管他的上海话说得比日语好得多。武田也相信他们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是父子关系。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雷太郎都哭了，他把雷太郎托付给了一个上海朋友马书全，由这位后来被定性为汉奸的好友监护。

“赤城”号上谁都不知道武田在想些什么，他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人，尽管他的业务技术极其出色，但上司还是对他没有一般日本军人所拥有的那种狂热而不满。“赤城”号虽然不是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舰，但是最光荣的一艘，武田清楚地记得12月7日那天飞机编队起飞去轰炸珍珠港的情景，全舰所有的人都在振臂高呼万岁，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那就是武田。

突然，他看见天空中有一群黑点飞了过来，穿过云层，向日本的航空母舰群冲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着，高射炮发疯似地吐着火焰，重磅炸弹和鱼雷重重地撞在了“赤城”号的身上。武田无动于衷地站着，他无能为力，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鲜血在破碎的甲板上横流。一声巨响从航空母舰的体内响起，弹药库爆炸了，船体慢慢地倾斜，下沉，完了，“赤城”完了。

武田跳水了，就像十年前他做过的那样，他跳入了太平洋，燃烧的军舰使海水也变得滚烫。他看见了“赤城”号的舰长，把自己绑在大铁锚上，和军舰一同沉入了大海。

一艘救生艇向他驶来，他爬了上去。

大火，武田那天眼睛都被红色的大火灼伤了。大火燃烧了整个太平洋，总共有五艘日本的航空母舰被击沉。

历史的天平向另一边倾斜了，武田知道，这一天总要来的。

2000年的夏天特别炎热，我所谓的“研究”毫无头绪，我终于意识到文献所记录的其实只是历史的极小一部分，绝大部分将随着见证人的逝去而永远消亡。那个老头，那个资料室里的老头，我回想起他在看那份资料时凝重痛苦的神情，天下没有那么巧的事，他一定知道什么。我又一次冒充大学生去了资料室，吹了个牛皮，费了好大的劲才查到了那个老头的地址。

我来到了离此不远的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又拐进了一条小弄堂，穿过一条阴暗的走廊，就到了老头狭小破旧的家里。

老头满脸病容地坐在家里，我向他说明了来意。

他看着我，却面无表情，轻声说：“年轻人，我们见过？”

“对，在资料室里。”

“你在搞什么研究吧，我劝你停手吧，许多事你们年轻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我窘迫得说不出话，我一向是拙于言辞的。我小心地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这是一个贫穷的单身老人的房间。突然我看见床头柜上有个镜框，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有许多年月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这张古老的照片里看着我，必须承认，她的眼睛是极有诱惑力的。我靠近了这张照片，老头警觉地看着我，我仔细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就像是看着一场30年代的无声黑白电影。

“年轻人，你该走了。”老头提醒了我。

我匆匆地走了出去。回到家，我打开了我搜集来的那张旧报纸，又仔细地看了看报纸上的那张丁家的全家福。我的猜测得到了肯定，是的，绝对没错，今天我在老头家里看见的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就是丁家的小女儿，丁素素。

我开始联想到什么。不可能，丁素素即便活到现在也有90岁了，而老头看上去70都没有，不可能。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芒。

1943年，南太平洋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死尸腐朽的气味。在这场被美国人称之为绞肉机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日军在岛上扔下了上万具尸体，还有成千上万弹尽粮绝的士兵，海军陆战队少佐武田丘不幸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在夜风撩人的南太平洋小岛深处的密林里，武田是他们那一队中军衔最高的，他现在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鲁宾逊式的野人。他们毫无目的地与美军捉迷藏，他们弹药所剩无几，粮食早已吃光，以吃热带植物和打猎捕鱼度日。由于营养不良，武田的头发全都脱落了，全身骨瘦如差，指挥着几百散兵游勇。之所以没有投降，与其说是为天皇尽忠，不如说是为了能活着回到上海，活着回到雷太郎身边。

虽然时时刻刻风声鹤唳地提心吊胆，但他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这种习惯为他以后的成名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日记里，依然在回忆着1937年在上海与那个中国女人的吻，尽管那个吻几乎要了他的命。可是她死了，死了，她真的死了吗？带着这些致命的问题，武田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终于有一天，最后一艘日本军舰靠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武田带着他的几百号人冲向大海，美军的机关枪和坦克的火力把这些饥肠辘辘的日本人打得血肉横飞。沙滩上到处都是残缺的肢体和鲜血，但武田居然没有中弹，他带着最后几十个人冲破了火力网，跳进了大海，被救上了军舰。

在美军的炮火下，军舰匆匆离开了海岸，武田无力地看着人间地狱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数万具尸骨，还有一个个噩梦在海风中渐渐地模糊。他吃了些东西，然后在甲板上睡着了。

但噩梦还没有结束。

武田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又重温了六年前的那个吻。但是一声巨响，把他的梦彻底打碎了。他的左肩刺骨地疼，全身都是血，他忍住疼痛看了一眼自己，左臂不见了。甲板上炸开一个大洞，许多断手断脚在甲板上滚动着，他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

全船的人都在喊着同一个词：“水雷。”

水雷。

又是水雷，致命的水雷。武田没有多想，他一个箭步跳下了大海。黑夜中，军舰的大火染红了夜空。他的感觉是多么似曾相识，只不过那是黄浦江，现在是太平洋，而且这一次，使他永远失去了左臂。失去了一条胳膊，浸在海水中，伤口不断流着血的武田以为自己真的是要没命了，他全身只感到自己胸膛里的日记本和另一样东西还是活的，其余的都已属于死神。

但是武田没有死，他的命是非常硬的，就像当初在上海那样，他再一次被人救起，送上了另一艘驱逐舰，送回了日本。他后来在鹿儿岛的海军医院接受治疗，直到1944夏天才获准回上海。

历史究竟是什么？是纸上的，还是人们心中的，或者，什么也不是，甚至，根本就是一团永远也看不清的雾。历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关于丁素素失踪的资料，她像是一个泡沫，一眨眼就消失了，只留下照片里那诱人的眼睛。我再也无法忍受每天对着那张旧报纸，看着那个叫丁素素的神秘女人，做着种种猜测的生活。于是我实在憋不住，又去找了那个老头。到了老头的家里，老头正躺在床上，依旧一脸的病容。

“你还是放不下这个女人？”老头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那张照片依然摆放在那里。

我无言以答。

老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艰难地爬了起来，从一个隐秘的柜子里拿出了十几本簿子，看来都是日记本。他把这些本子交到了我手上。告诉我他已经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并嘱咐我千万不能把这些东西弄丢。他慢慢地说：“也许这些东西，正是打开你心中疑问的钥匙。”

“不，这是你的，我不想窥见别人的隐私。”

“没有隐私了，一切都应该真相大白。”

1944年的夏天，上海所有与日本人往来甚密的人都惶惶不安，在三个月内，已有十二个被公认为汉奸的人遭到了暗杀。但马书全并不以为然，虽然的确是忠实地为日本人办事，但他认为那种谣传纯属无稽之谈，根本不必担忧。

马书全的太太去年死了，没有留下子女，他把雷太郎当成了自己的孩子。雷太郎那年12岁，这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地铭记在他的心中，跟随了他一生，永不磨灭。

许多年后，雷太郎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中文老师的情景。

“我姓苏，是你新的家庭教师，你叫我苏老师好了。”天很热，苏老师穿着薄薄的衣衫和长长的白色裙子，偶尔来了一阵微风，裙裾便轻轻地摆动起来，好像她整个人都要翩翩起舞一般。

“苏老师，为什么你长得比她们都好看？”虽然她是个30多岁的女人，但有些早熟的雷太郎依然被她吸引住了。

“什么她们。”

“过去的老师。”其实这些过去的老师都是给雷太郎赶走的。雷太郎忽然发现苏老师盯着他的眼神有些异样，她靠近了他，摸了摸他的头，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你长大了。”

1944年的夏天，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沉闷，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日本人在上海的统治是最客气的了。上海依旧保持着繁华，只不过是一种压抑的繁华，苏老师就像这压抑的繁华，在雷太郎的印象里，几乎从没见到她笑过。更多的时候，苏老师是把雷太郎抚在自己的胸前，直到雷太郎闻着她身体里发出的气味沉入梦乡，她不像是个家庭教师，更像是个哺乳的母亲。

那个夏天，成了雷太郎生命中一个永恒的伤疤，这伤疤既美丽又残酷。

“雷太郎，你的妈妈呢？”

“早就死了。”

“你妈妈长什么样？”

“我记不清了，但她一定和苏老师一样漂亮。”那夜很晚了，苏老师一直留在雷太郎房里。雷太郎在她的臂弯里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极美极美的梦，直到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

雷太郎对那夜的记忆既是刻骨的，也是模糊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出门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都在后悔为什么要走进马书全的房间。他轻轻地推开了房门，马书全的窗开着，一整夜的凉风灌入雷太郎的嘴吧，使他张大了嘴。但真正使他张大了嘴的是，一个人用一根绳子勒住了马书全的脖子，马书全面对着雷太郎，睁大着眼睛却说不出话，他的双手舞动着，就像是要捕捉空中乱飞的蚊子。月光照着马书全恐惧的脸，越来越苍白，雷太郎那时觉得从活人到死人就是这个过程，虽然那时马书全还活着在挣扎，但他的脸已开始属于死人了。

月光皎洁，照亮了房间里的一切，却照不出另一个黑暗中的人的脸，只有两只苍白有力的手在逐渐收紧那根致命的绳子。突然马书全的声音终于发了出来，一种很奇怪的声波，深深刺激着雷太郎：“枪，抽屉里的枪！”

雷太郎颤抖的手拉开了抽屉，取出了抽屉里的手枪，马书全教过他这把枪的使用方法。枪里有子弹，雷太郎打开了保险，把枪对准了黑暗中的那个人。12岁的他，双手抖个不停。渐渐地，马书全的嘴角淌出了许多血，他的瞳孔放大，浑身痉挛，生命已从他的身上溜走了。

雷太郎闭起了眼睛，接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听到响亮清脆的一声，从枪口射出子弹的后坐力使他退了一步。然后，他睁开眼睛，那个人从黑暗中出来了，长长的头发，苍白的脸，高高的胸口绽开了一大朵红色的花，在花蕊里，停留着一颗子弹。这朵花是流动的，越开越美，美得让雷太郎终身难忘。长大后他才明白，那不是花，而是血。

血沾满了那个人的全身，脸上却一点都没沾上，在月光下，雷太郎此刻才看得清清楚楚，那是苏老师的脸。苏老师睁大眼睛看着他，然后，微笑着倒在了地上，血流遍了整个房间，也渗入了雷太郎的脚上。雷太郎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她会微笑着死，这种困惑让他在今后的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

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天，武田丘拖着残缺的身体回到了上海，他去停尸房看了苏老师的遗体，然后他哭了。

老头给我的那本日记是用日文写的，我后来请人去把其中几页翻译成了中文。写日记的人叫武田丘，时间是从1932到1945年，总共13年，用了整整十三本日记本。内容太多，我请的只是日语系的学生，不可能在短时间全部翻译出来，所以现在被我重新还原出来的只是极小一部分。

我后来又找到了武田丘的资料，生于1910年，1928入海军士官学校学习，1932年作为海军见习生到过上海。1937年到1941年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供职，其后参加太平洋战争，1943年左臂被炸断致残，1945年从上海回国。从195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都以战争为题材，成为日本著名的作家，1985年因脑溢血而病故。

我必须得把这些日记还给老头，但是当我到了老头的家门前，敲门敲了半天都没有反应，直到隔壁邻居出来告诉我，老头已在昨天晚上死了。原来这个老头在半年前就查出得了绝症，一直待在家里等死。后来我参加了老头的追悼会，他居然没有任何亲戚，只有几个老单位的退管会负责人，清冷得可怜。老头的原名叫苏雷，两年前改名为丁雷，一辈子都没有结婚，退休前从事日语翻译的工作。在清理遗物时，老头床头的那张照片本来要被他们扔掉的，但后来我被带走了。

我现在更加肯定，这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与我所收集到的那张报纸上丁家全家福里的那个女人是同一个人，而且拍摄的时间相隔不会很久。

一个月后，无药可救的我又开始了一项新的调查，对象是上海沦陷时期一个叫“红桃K”的地下组织，专门暗杀汉奸，我在一份原始文件中看到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名单及详细资料，其中有这样一张表格——

真实姓名：丁素素

化名：苏玎或苏老师

出生年月：1910年8月7日

再接下去，却是一片空白。

最后是用红色的毛笔写的：1944年8月15日在暗杀汉奸马书全得手后牺牲。

我现在才终于明白了，以下是我的推理：

丁素素就是苏老师，她在1937年跳进苏州河并活了下来。我所见到的那个老头就是雷太郎，他是丁素素（苏老师）失散了的儿子，他亲手错杀了自己的母亲。是武田丘在日本投降的那天把他所知道的事实全都告诉了雷太郎，并把他自己保存的丁素素的照片和在1932年后的全部日记都送给了雷太郎，然后回国了。雷太郎留在了中国，改名苏雷，也许那时他还不知道母亲的真实姓名，直到两年前，他看到了我手中的这份资料才知道了自己母亲是谁，并改姓丁，同时他也开始了对丁家艰难的调查，正巧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资料室里见到了我，他知道我也在进行相同的研究，于是把武田的日记也送给了我。只有这样，我才能理解这个老人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从武田告诉他真相的这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永远活在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中，他永远也无法饶恕自己亲手杀死母亲的罪过。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把许多支离破碎的东西拼起来才能窥见。但是，我们忽略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雷太郎的父亲是谁？

答案在1932年。

1932年3月1日的夜晚，停泊在黄浦江中的9800吨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的甲板上，一片寂静，22岁的海军见习士官武田丘正倚在栏杆望着黄浦江西岸大上海灯火阑珊的景色。夜深了，虽然“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在上海激烈地进行着，天空却依然纯洁得像一方深蓝色的水晶，点缀着星光，就像对岸外滩的大厦放出的灯光。那时的武田显得腼腆而沉默，他不愿与那些年长的军人们一起嗅着浓烈的酒精味。

潮水忽然大了，船身有些摇摆，武田觉得有些异常，但对于出“云号”来说这没关系，9800吨的钢铁在黄浦江中是坚不可摧的。可是，忧虑，一种突如其来的忧虑袭向了武田，天空的星光暗淡了，江面上伸手不见五指，他想去提醒舰长。

这个时候，爆炸发生了。

那声巨大的爆炸，几乎震碎了舰上所有的玻璃，一片碎玻璃擦着武田的脖子飞过。“出云”号猛烈地摇摆颤抖着，就像一面地震中即将倒塌的墙。武田在第一波震荡中就从栏杆边被抛了起来，他飞出了舰外，然后像自由落体般落入了黄浦江中。寒冷刺骨的江水立刻就让他的左小腿抽筋起来，武田在水中挣扎着，生存，生存的欲望支配着他，终于把头探出了水面。

“出云”号的左舷下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毫无疑问，这是水雷炸的，就像十一年后一样，致命的水雷。可这里不可能被安上固定水雷，漂浮的水雷也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潜水用水雷偷袭，并自己引爆，这种自杀式攻击与后来日本的神风特攻队有相似之处。水正不断地往洞口里涌，但从船体的平衡来看，隔水舱已经把内舱封闭了起来。

武田打着哆嗦游近了那个还在冒火的大洞，发现离大洞仅隔几米的位置就是弹药库，一块厚钢板保护了它。武田明白，如果钢板薄上几厘米，就会被炸穿，引爆弹药，那么“出云”号就会连同武田一块被炸上天去。

正当他在水中向船上大声呼喊着救命时，水面上漂过了什么东西，武田把它捡了起来。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这个女子就是丁素素。

现在你们可以知道，这张照片一直存放在武田的胸口，他不能忘记这个从未谋面的女人，于是在1937年的那个夜晚，他终于在上海的闸北见到了她，但是差点因此而送了命。战后，武田又把这张照片送给了雷太郎，改名后的苏雷（丁雷）又一直把照片放在自己的床头。

现在，这张照片放在我的案头。

为什么丁素素的照片会出现在1932年那天的“出云”号边上，那只有一个答案，那位潜水用水雷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敢死队员的身上正带着这张照片。这位以生命来一搏的人在自己被水雷炸得粉身碎骨之前把照片放到了水面上，任其漂流，没想到却到了武田手中，真是造化弄人。当一个人准备面对死亡时，他的身上肯定会带着他最爱的那个人的照片，那位潜水员一定是深爱着丁素素，所以才会带着她的照片去赴死的。那么，推理的结果是———勇敢的潜水员就是雷太郎的父亲。因为孩子的父亲是死于水雷，所以取名雷雷以纪念，才会有了后来的雷太郎，苏雷（丁雷）。

资料上说丁素素于1932年失踪，所谓的失踪我想就是离家出走，生下了雷雷，所以被丁家作为一个耻辱以失踪来掩盖。也许雷雷根本就是个遗腹子。我也明白了在那张1931年拍摄的全家福中，为什么只有丁素素一个人没有笑，保持着忧郁的神情。我现在看着这张旧报纸上的照片，我能感受到当时丁素素的腹中其实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生命，那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但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潜水员，很可能已接受了某种引爆水雷的自杀式训练，并决心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大时代为国捐躯，而丁家则是上海的金融巨头，丁素素是不可能和他结婚的。于是，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吗？

2000年的夏天我面对着丁素素的照片和她忧郁的神情，每晚都梦见水雷。我知道，丁素素爱上的人是一个大英雄，他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这个英雄永远留在了黄浦江里。历史是由丁素素、武田丘们写成的，历史也是由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写成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资料——

（1932年）3月1日，有一位敢死队员潜水用水雷偷袭日本九千八百吨的旗舰“出云”号，因水雷被潮水冲偏而未能直接命中，但将“出云”号炸伤，这位无名英雄也壮烈牺牲。（摘自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上海乡土历史》）。这段短短的文字，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于2000/8/8 mL+P+gAuyiIY80TdDgjKfGZQnyJXsWa1Dtix+xaaWRAEbkXfh7zwmjndBd8alVX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