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

近代小说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小说。与时代特点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小说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小说取材范围扩大，艺术上也表现出某些新的特色。

前期的古典小说呈衰落状态。出现了不少描写妓院生活及才子佳人的作品，如陈森《品花宝鉴》、魏子安《花月痕》、俞达《青楼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等，鲁迅称之为“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代表作品有《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等。除《三侠五义》客观上对豪强、权贵的邪恶有所暴露，体现了市民的爱憎外，大多借以美化封建官僚，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荡寇志》、《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荡寇志》的文字精练流畅，刻画人物的技巧比较高。《儿女英雄传》宣扬的是忠孝节义，并运用了流畅的北京口语，在当时有不小的名气。

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末民初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小说，许多刊登小说的文学刊物也诞生了，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还出现了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要求小说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并指出小说认识生活和再现生活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其潜移默化的社会作用等等。其他论者也都强调了“小说救国”、改良社会等作用及运用通俗语言方面的主张。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繁荣景象。产生了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著）、《孽海花》（曾朴著）和《老残游记》（刘鹗著）。这些作品对当时政治的腐改、官场的黑暗及社会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的社会矛盾，体现了作者的改良主义思想倾向。较著名的小说还有表现晚清社会概貌的《文明小史》、《负曝闲谈》和描写鸦片战争的《罂粟花》等。还有表现商人、工人、学生、妇女等各方面题材的作品。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描写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予以歌颂。这一时期翻译小说大量出现，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小说创作出现逆流，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盛行一时。鸳鸯蝴蝶派大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缠绵悱恻的情调。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李定夷的《美人福》等。黑幕小说记录各种丑恶现象和犯罪材料，代表作品是《中国黑幕大观》及其续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小说表现反帝爱国题材或反映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如《黑籍冤魂》、《渔家苦》、《二人小史》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性。

近代小说一般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些作品政治说教色彩较浓，这些都影响了它们的艺术成就。

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近代小说的一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大量出现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暴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为中心内容的小说称作“谴责小说”。它的题材广泛，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官场、商界、女界、华工、战争等，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一定认识价值。但是作品大都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政治要求和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寄托着幻想，并流露了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所以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它在辛亥革命后便衰退了。

谴责小说多以故事连缀成篇，缺乏中心，更无典型创造，艺术成就不高。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等、这四部小说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狭邪小说

“狭邪小说”，近代小说流派。以妓女与嫖客、优伶与名士的生活为题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这类小说为“狭邪小说”。其著名的作品有陈森的《品花宝鉴》，俞达的《青楼梦》，魏秀仁的《花月痕》，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等。

黑幕小说

“黑幕小说”，近代小说流派。以揭露社会各方面的黑幕为内容。1916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后，这类小说开始风行。1918年路滨生编的《中国黑幕大观》出版，标志这类小说发展的高潮。该书汇集描写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各界“黑幕”消息的作品，计有作者近200人，作品732篇，约80万字。这类小说虽以揭露社会各个方面的黑暗为宗旨，实际是不加批判地记录各种犯罪作恶的材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其为“丑诋私敌，等于谤书”。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学作家和学术界的批判，很快走向没落。

侠义公害小说

“侠义公害小说”，近代小说的一种。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侠义小说早在唐传奇《昆仑奴》、《聂隐娘》等作品中，已见雏形。宋代的《江淮异人录》、明代的《剑侠传》，以及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类，均属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则从唐宋话本中“公案”类话本演变而来、如宋元话本中的《简帖和尚》，明代的《龙图公案》等都是公案小说。到了近代才大量出现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形成为有固定格式的长篇小说，即侠义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又名《七侠五义》）、《小五义》和《施公案》、《彭公案》等。内容多带有公案类话本色彩，写“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一般以“侠客”、“义士”如何协助名臣大吏或“清官”破案为主线，形成跌宕起伏的情节，构成完整的整体。这类小说对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黑暗腐朽有所反映，但又把剪恶除奸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士”身上，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威力，表现了作者一定的局限性。

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古典小说发展到光绪年间（1875～1908），随着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侠义小说和《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但这些作品，只是前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余波，它们已经不能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在这些侠义小说中以光绪5年（1879年）出版的石玉昆《三侠五义》影响较大。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侠客的帮助下，受理民冤、神断疑案，同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们帮助颜查散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阳王党羽的经过。作品通过庞里、马刚、马强、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主要是皇亲国戚以至土豪恶霸的横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作品塑造的包公，参太师，斩庞昱，成为后来深受人们喜爱的清官形象。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平话色彩。《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看都略逊一筹。在狭邪小说中，只有光绪18年（1892年）韩子云写的《海上花列传》具有一定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品通过赵二宝、李漱芳、周双玉三人的遭遇，在写出城市有产者荒淫无耻的同时，对妓女们的悲惨生活作了一定的反映。它用吴语写成。其中主要人物写得很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是从1900年左右到1910年之间出现的大批反映改良主义政治要求、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和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它们大都发表在当时创办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许多文学刊物上。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幡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就是这运动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说和小说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出现的。

这时近代性商业都市的相继出现，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外国小说的大量传译以及职业小说家的出现，也都是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这些小说有它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们自觉地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宣传改良主义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是不够彻底。如它们在大力揭露官场黑暗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凶残的同时，又对它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甚至还美化了它的“文明”和“进步”。其次，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彩。这固然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同时也由于作家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说作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讽刺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它的特点是笔无藏锋，达到了极度的夸张和漫画化的程度。他们经常抓住一点，大力渲染，读来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够，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都采用若断若续的长篇形式，它主要是为适应报刊的分期刊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当时不少小说理论文章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下列4个方面：

1. 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类似这种提法的还不少，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它们一反封建正统文人鄙视小说的观点，把小说地位空前提高，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说的作用不恰当地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

2. 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使它成为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号筒。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的话。《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声称其创刊动机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该刊出版祝词解释更为明确：“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夫，而在多数在下国民，……支那四千年专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谓民权焉、自由焉、宪法焉、选举焉。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数之国民则仍瞢瞢焉，而未有知也。”为此，小说当为“开通知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为密切服务于改良，他们主张，凡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3. 对古典小说作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人仍受陈旧观念的束缚，把旧小说分成英雄、儿女、鬼神三类，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红楼梦》、《水浒传》看成是诲淫、诲盗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一反前人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诬蔑，而认为“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说《红楼梦》是部有伟大“摧陷廓清旧道德”力量的小说，《水浒》是“中国小说中铮铮者，武侠之模范”。又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见《新小说·小说丛话》）。尽管它们还远没有对这些小说作出正确的论断，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胆的意见。

4. 对什么叫小说和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问题也有所阐述。首先他们看到了文学作品与其他科学著作的区别。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具体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你去“亲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他又说历史是“实有之事常平淡”，小说是“诳设之事常艳”。

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则已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了形象性、具体性等作为小说艺术的特征。

其次，他们指出文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生动地描写了现实和理想。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问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外，他们还指出文学是通过感情作用来激动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说：“子则谓小说者，……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论虽然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也都是唯心的。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把过去被看作“稗官野史”的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XeosO4CQWk7yJTMP6TmYA39tNx3vkIGjfq1TRqdEMsQl3+dHNwXLvyDvmlgR7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