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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散文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古文。19世纪中叶，桐城派古文继续产生影响，但也出现了主张实际有用的经世之文的新趋向。
包世臣提出“道附于事”，认为“离事”而虚张门面之道，是荒谬的，并反对拘泥于固定程式的死法，这对于桐城派所强调的道统与文统，都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魏源提出文章贵能联系实际，切合实用，要求文以贯道，有为而发。
龚自珍强调文章要“经世匡时”，主张文章和政治相统一，对现实社会、政治进行批判。他们的散文都带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性、战斗性。
鸦片战争前后，进步的古文都表现了一定的反帝爱国精神，如林则徐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等。稍后的冯桂芬和王韬，反对桐城派文法，主张自由抒写，直抒胸臆，开近代新体政论散文风气之先。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等，文章社会化、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这时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学，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主张社会实用。他们的散文抛弃桐城派古文的一切束缚，直接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服务，通俗易懂，生动有力。但同时也出现了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局面。首先由姚鼐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大力提倡，散文作者师法桐城派者日多，影响逐渐扩展。到曾国藩则树立旗帜，网罗人才，转相授受，扩大影响，渐呈“中兴”局面。吴敏树企图在桐城派之外另辟道路，但实际上又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其文多在语言形式上下工夫，缺乏现实内容。
19世纪后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体散文，代表作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程式，或散行，或排偶，自由抒写，淋漓尽致，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谭嗣同的散文打破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趋向通俗化。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试过“语文合一”，其新体散文“务为平易畅达”，“条理明晰”，如《少年中国说》等文，感情奔放，语言流畅，别具一种魅力，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散文，适应革命宣传的需要，写得通俗易懂。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秋瑾曾用白话文发表过宣言。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新体散文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